谈及客家民居，不少研究者都指出，客家民居源自中原，是客家先民从河南等地向南迁移时带来的黄河流域的建筑文化。这里以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为依据，从客家民居的形制、布局、建筑方法等方面，追溯客家民居与黄河流域建筑文化的渊源关系。
古人讲，“南越巢居，北朔穴居”(晋代张华《博物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原始先民，由于气候炎热，多雨潮湿，虫蛇兽害严重，他们最初在树杈上架设巢式窝棚。后来，这种“巢居”发展为“干栏”式房屋：先在房址打上一根根木柱，上面架梁铺板作室面，再用竹、木围成四壁，上盖茅草为顶，门外置一个小晒台，最后用木杆、木条和藤类扎制上下的楼梯。于是，上层住人、贮物，下层饲养牲畜，既遮日避雨，通风防潮，又可防虫兽之害。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大量实物证明，7000年前的本地先民，曾用木构架建造大型“干栏”长屋，进深七米，长达23米。
今天，生活在云南的傣、景颇、德昂、佤、哈尼族，贵州的水族、布依族，广西的壮、瑶、苗族，广东黎族和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居住的房屋，或用竹、木构筑，或以砖木结构，屋顶盖瓦，但都保持着“干栏”房屋的基本形制，以及上层住人、下层养畜的传统居住习俗。
在黄河流域，由于气候干燥，冬天寒冷，原始先民大多选择干燥、向阳、背风的洞穴为栖息之所。例如，生活在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一万多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都是居住在天然洞穴里。随着人类的进步，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北方先民由穴居渐渐进化为半穴居，以至发展为在地面建造土木混合构架的房屋。
6000年前，生活在西安半坡遗址的先民，他们建造的一处处氏族聚落，其房屋或方形或圆形。方形的是先挖出浅穴，四周用密排的木柱构成壁体，中间再以木柱作为构架的骨干，并支持屋顶。壁体和屋顶铺敷泥土或草。圆形房屋一般建于地面，周围密排较细的木柱，中间再立二至六根柱子，在圆锥形之上可能再造一个两面坡式的小屋顶，壁体和屋顶敷泥土或草。木骨泥墙的出现，是地下建筑发展为地面建筑的关键；而直立的墙体，倾斜的屋盖，则为后代建筑的基本形式奠定了基础，因而在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半坡遗址的原始村落的房屋群中，位居中心的是一座大型的方形房屋，据推测，这可能是氏族公共活动场所。而在它北边发掘的45座中小型房基，皆大体朝南，并形成一个面向大房子的不甚规则的半月形。离西安半坡不远的临潼姜寨，也发掘了6000年前的原始村落：村中心是用于欢庆丰收和其他重大活动的广场；四周围绕着五个房屋群落，它们分属于五个不同氏族，但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心广场；每个氏族房屋群，都有一个用于氏族集会、祭祀和游乐的方形大屋子。这种原始聚落的布局，与客家民居中的围龙屋的半月形环形屋，围护着中心的祖宗祠堂，一个个房门朝向祠堂相近似。特别是与福建南靖书洋田寮坑村的由几座圆楼围护中心一座方楼的客家聚落布局，甚为相似。还有，围龙屋祠堂作为氏族议事、祭祖、娱乐和举办婚丧大事等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也与半坡遗址的大房子功能相似。至于它所体现的氏族聚落特有的团结向心精神，与客家民居聚族共居的习俗和团结对外的传统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在半坡遗址住房附近，还发现了两处营造简陋的长方形建筑遗址。据推测，这是饲养牲畜的栏圈。这种人畜分开的居住习惯，也与客家民居中的殿堂式围屋近似，而与南方土著“干栏”式建筑的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的习俗迥然不同。
在河南安阳后岗遗址龙山文化层，考古工作者在60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了38座房基。据考证，这些大约4000年前的房基，都是直径为3.2米至5.7米的圆形地面建筑。有趣的是，这种住宅不仅其形制与客家圆形土楼相似，其建造方法也颇为相同：先在地面垫土筑起高于周围地面的台基，然后在台基上挖出建墙的沟槽，再用处理过的纯黄土在槽内筑起土墙。
这一切，都说明黄河流域先民的房屋建造方法和居住习惯，与客家民居有种种相似之处。因而可以说客家民居仍保留着黄河流域史前建筑的风韵。
客家传统民居，几乎都是采用版筑建造的。筑墙时，两边用木制墙板夹定，举杵夯实，这叫“版筑”，它是夯筑法的发展。古人将版筑技术广泛应用于长城、城垣、宫殿、楼宇和民居建筑中。例如，东晋大夏国王征民工10万，建造国都统万城(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毛乌素大沙漠南端)时，便用黏土、石灰、砂子版筑，并规定若以铁锥刺土，能刺进一寸，就要杀死筑城之人。于是，把城墙筑得“城坚如铁石，攻之不能入”，“其坚可以砺刀斧”。同样，有些客家土楼虽经几百年风雨浸蚀，然而，欲开墙造门，竟如开凿石隧之艰难。
那么，版筑方法源起何时呢？
《孟子》和《史记》都记述了这样的故事：相传，商代有一位名叫傅说的人，本是在今河南三门峡、洛阳一带从事版筑的罪人，大概是因为他的版筑技艺高明，才华出众，商王武丁想提拔他来治理国家。但又恐怕朝廷贵族百官不服，便假托梦中见到一位名叫“说”的圣人。于是，商王派人把他找来，并举为宰相，由是商朝大治。
这里姑且不论故事的真假，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平粮台发现了4500年前的古城遗址。该城墙残高3—5米，底宽13米，顶宽8—10米，是采用小版筑堆法筑成的。在河南郑州的商城遗址发掘的属于3500年前的古城墙基址，四周总长为6960米，是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延伸建筑，每段长3.8米左右，墙体下宽上窄呈梯形，墙基宽为10.5-10.7米，一般夯层厚8—10厘米，夯窝圆形，直径2—4厘米。因夯层较薄，夯窝密集，质地相当坚硬。
如前所述，客家人在版筑舂墙时，每筑一版都要平放一些杉木枝或竹片做“墙骨”——古称“纴〔ren任〕木”，以增强土墙的拉力。放置紝木之法，早在汉代筑造长安城时已见采用。有趣的是，汉代在甘肃河西走廊一些河滩沼泽地段建长城和烽火台时，由于那里土质黏性较差，又缺少树木，民工就用河滩、沼泽的芦苇充作紝木，亦甚为坚固。
客家殿堂式围屋，源自黄河流域的传统建筑文化。在河南、陕西等地，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的殿堂建筑和遗址都极为丰富。
在今日陕西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村，都发现了西周初期的殿堂式建筑基址。考古工作者对岐山凤雏遗址的研究表明，这座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夯土台基上的大型建筑群，是以门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的，前后二进、东西对称的封闭院落。进了正中大门是门道(客家称“下厅”)，门道两侧有东西塾房(或曰“门房”)。前堂前面为中院，两侧各有台阶通向东西厢房。厢房左右对称，各有大小不等的八个房间。由中院台阶升入前堂，它面阔六间，进深三间。前堂后面通向后室的廊道，把后庭分成东西两个小院(天井)。后室有五间，东西两端各有一小门道通向室外。整座建筑，从堂、室、厢、塾及庭院、廊道，皆围护在一起。这种封闭式的建筑物，从形制、布局以及堂的功能作用，与客家殿堂围屋颇为相似。
中国最早出现的楼是城楼。有人从甲骨文中的和等字，推测3000年前的商周时代已有城楼。这是可能的，但有待考古发现的确证。2500年前的吴王阖闾建造的吴城，“门三，皆有楼”(《越绝书》)。其后的越国大夫范蠡，则为越王勾践造了象征天门的“飞翼楼”。不过，这些城楼，高垒厚墙，楼上设垛口、射口，以居高临下抵御进攻之敌，纯为防御设施，并非民居。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中国出现了楼宇。秦始皇造的阿房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汉武帝听了方士建议，下令建起迎神的神明台和井干楼——顾名思义，这大概是井字形的方楼。
东汉已有民居的楼宇。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有“西北有高楼”诗句，汉乐府《陌上桑》也写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乡间采桑女秦罗敷也住楼了，可见楼宇已相当普遍。
不过，像客家地区碉堡似的土楼，源起何时呢？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动物园内麻鹰岗东汉墓葬中，出土了多座陶城堡明器。它们反映了墓主人生前住宅的建筑形式和特点：方形城堡，前后开设大门，门顶皆建有用来瞭望和御敌的碉堡；城堡一层不开外窗，二层才开设细长的竖窗；城堡四角各建一座碉堡似的望楼，以便瞭望和居高临下地射击进犯之敌。
城堡，汉时称“坞堡”，甚为盛行。东汉初期，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靠着地主豪强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赋予豪强地主种种特权，他们巧取豪夺后，纷纷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建立庞大的田庄。他们中有的占有良田万亩，攫取亿万资财，控制着上万家农户——农民平日为他们耕种、做杂役，战时充当“部曲”(家兵)。为保护其财富，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修建坞堡。坞堡内，有高耸似塔的望楼和庞大、坚固的城堡式住宅。东汉末年，董卓在离都城长安130公里所建的郿坞，高丈余，周一里许，里面屯积了够用30年的粮食，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号曰“万岁坞”。
陶城堡的形制及功用，与客家方形土楼，特别是俗称“四点金”的方楼极为相似，它们都源自黄河流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