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动症诊断量表”，知此粗制滥造、愚蠢做作的东西，竟然被当作主要检查工具给儿童使用。它哪里只是张量表，简直就是诊断圈套。
“儿童多动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两个错误：错误的儿童观，错误的教育方法。
近年来，“儿童多动症”似乎成了流行病。仅仅在我周围，就有不少孩子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这个病，其中一部分孩子开始服药治疗。
可是，我明明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孩子“症状”的出处——他们的家长或严厉或溺爱，教育方法都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给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孩子身上的“症状”，几乎都是在反抗不得当的教育中被扭曲的表现。同时，我没见到哪个孩子仅靠吃药治好了“多动症”，相反，吃药后越来越像病人，“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孩子倒不少。
“儿童多动症”这个词越来越像根刺一样不时地刺痛着我，促使我去关注这个事情。
我前几年在一所小学接触过一个男孩。当时这个男孩上小学二年级，被认为患有严重的“多动症”。
男孩以前在另一所小学上学，从上一年级开始就表现出不安分。上课满教室乱跑，谁都管不住他，课堂经常被搅乱了，弄得老师无法上课。他总是无端地攻击同学，恶劣到把同学的头摁到小便池里，用蚊香烫同学。至于把同学抓伤就更多了。这遭到很多家长的抗议，原来的小学实在没办法，要求他转学。他上二年级时就被转到了现在的小学。
但转学后情况丝毫没变，新学校也没办法，只好让他的家人陪着他上学。他奶奶每天影子似地跟着，寸步不离。上课时和他同坐一个桌子，摁着不让他起来捣乱；下课了抓着他的双手在走廊里，不让他和别的同学玩，怕他伤害别的同学。这个孩子在学校很出名，连校长都发愁，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孩子是在教室走廊里，下课后同学们都活蹦乱跳，三三两两地玩。只有他，双手被奶奶紧紧地钳着，什么都不能干。看样子他时刻想挣脱，但又挣不开；眼睛看着别的同学，似渴望又无奈也有敌意，像个小囚徒。
他的班主任很肯定地认为这个孩子有多动症，告诉我说，他家人带他到医院的精神科看过，这是医生诊断出来的。医生要求他吃药，并说要至少服用三年。他吃了三个月，没有一点效果，而药又很贵，爷爷奶奶可能是出于经济上考虑，给他停药了。老两口只有一人有退休金。
和这个孩子以及他奶奶简单聊过几句后，不知为什么，直觉认为男孩应该是个正常孩子。后来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基本上肯定“病因”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上。
男孩父母是未婚同居，他出生后父母就分手了。男孩的妈妈是来自南方的一个打工妹，回了南方，从此杳无音信；他父亲不知在哪里混日子，行踪从不告诉家里，半年或一年回家打个照面，根本不管孩子。男孩的爷爷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当年对自己的儿子非打即骂，现在又用对待儿子的方法来“教育”孙子，尤其把对儿子的不满经常发泄到孙子身上。他的奶奶则是整天包办孩子的一切，又成功心切，恨不得把孙子培养成个人才，来弥补儿子给家庭带来的羞愧，所以整天要求男孩要这样那样，并不时地数落他。
在这样“野蛮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个小野人。看到男孩这么小，已像个坏蛋和囚犯似地活着，我非常心疼这个孩子，觉得如果不想办法改善，他将来只能有两个去处，监狱或神经病院。于是对他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心理矫治工作。
但我并不是直接给孩子做“思想工作”，而是从消灭“病根”做起，把主要功力放在改善他的生存环境上。
男孩的真正监护人和抚养人是他的爷爷、奶奶，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这两位老人。在初期，频繁地和他爷爷奶奶谈话，后来也定期和他们接触。我的工作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他们不打骂孩子，尊重孩子，不要给孩子压力。这一点要求看似简单，实则两位老人很难做到，他们已习惯了以前的教育方式。我就反复给他们讲，让他们明白粗暴的教育方式和孩子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一些基本的行为原则。同时从细节上辅导他们如何和孩子相处，如何和孩子说话。
改变成人比改变孩子困难得多，但不改变成人，孩子就不可能改变。整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对他们情绪的把握，首先让他们接受我，对我没有情绪上的抵触，继而接受我的观点。两位老人慢慢开始信任我，再加上我不断的工作，终于促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教育方法和孩子的问题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逐渐改变教育观念，放弃了原来粗暴的方法，不再打骂孩子，孩子随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我还经常找孩子的班主任，尽量改变班主任对孩子的看法，让班主任相信他没有病，是个正常孩子。我和班主任一起想办法，通过让孩子为班里做点事来制造孩子的成就感，对他形成肯定与激励。当班主任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孩子时，班里的同学们也跟着改变了态度。
我也和这个孩子有几次交流，我和他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动画片和画画，因为他喜欢这两样事情；还互相讲故事讲笑话。我还邀请他和他奶奶到我家里玩，并把他给我画的画儿贴到我家墙上。他只要来到我这里，我就让他感到自己是个非常正常的孩子，让他在情绪上愉快而放松。这样，孩子和我相处几次后，不仅没有敌意，甚至产生了情感依赖。当我确信我和孩子间已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时，适时地向他提出了不许打人，上课不许下座位的要求。他接受我的意见时，丝毫没有勉强，他的眼睛里闪现着愉快和幸福的光泽。
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四个月后，男孩就不需要有人跟着上学了，他开始有了自我约束力，不再主动攻击别人。一年以后，男孩就再也不打架了。论打架能力他应该还很强，但他似乎有比别的孩子更强烈的避免冲突的意识。有两次别的同学打他，他居然能做到抱头蹲地上忍着。
我分析他的忍耐力可能来源于他非常珍惜自己“是个正常孩子，而不是有病儿童”这样的改变；即使偶尔挨打，也比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现在这个孩子马上要升入小学五年级，学习成绩中等，在纪律等其它方面都完全正常了。他的一双小手再也不需要被大人钳住，他获得了自由，真正有了同学和朋友。
这个患有严重“多动症”的孩子就这样痊愈了，这让我对“多动症”有了更多的疑惑。
2007年夏天，国内权威报纸之一《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记者赵新培的《多动症儿童，暑期就诊增三成》一文。文中引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郑毅教授的话说“北京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的发病率已经高达4％～5％”。2007年10月7日，同一张报纸上又刊登一位叫朱珠的人写的《儿童多动症，告别红处方》，称“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龄儿童的多动症患病率为4.31％～5.83％”。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估计全国共有患儿近2000万！我又从网上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资料显示近年世界各国都有儿童多动症的发病统计，一般从4～14％不等，例如美国的发病率为10～20％，个别国家甚至统计为40％——什么疾病的发病率能达到这么高呢，传染病也不至于此吧。这么大面积发作的全球性公共疾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这时我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德国自然科学家、最佳医药记者耶尔格·布勒希的《疾病发明者》；另一本是美国著名记者兰德尔·菲茨杰拉德的《百年谎言》，这两本书都用翔实的资料和和透彻的剖析，揭露了现代医药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陷阱”与“黑幕”。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儿童多动症”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无端地被制造和扩大化的“疾病”。
看完这两本书后，我又上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同时重新翻阅了美国著名教育家、神经病学博士蒙台梭利的教育论著，把所有的资料综合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许不能绝对地说“儿童多动症”这个病不存在，因为它到目前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事；但就目前的诊断概念来说，它是不真实的。当下对该疾病的诊断如同把所有咳嗽几声的人都断定为肺癌患者一样毫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多动症”是个谎言。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人们企图用医学解释一切需要改善和校治的现象。孩子“不乖”自古就令许多人头痛，于是这个问题进入了医生们的视野。
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5年，法国精神科医生霍夫曼写了一本书《蓬头彼得》，描写了一个活动过度的儿童，这提醒人们对儿童躁动不安现象的关注。一个世纪后的1947年，有专家猜测少数儿童过度活动是由脑损伤引起的，故将该现象命名为“脑损伤综合症”。
由于这样定义不足以解释大脑从未受伤的孩子们好动的表现，脑损伤之说行不通，就有人提出这是“脑轻微损伤”的结果。可是，“脑轻微损伤”说在许多儿童的生理检查中根本找不到，在成长过程中也无迹可寻，这样命名也行不通。于是，就离开大脑，提出“行为功能障碍”——这个名称回避了病因不清的尴尬，只是以“表现”来命名。可这个名称由于概念太模糊，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禁止。
但儿童行为不乖已被医疗界认定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
1962年一个国际儿童神经科学工作会议决定在本病病因尚未搞清之前，暂时定名为“轻微脑功能失调”（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简称MBD）。1980年，美国公布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将此命名为“注意缺失障碍”（Attentional Deficit Disorder，简称ADD）。最后，在1987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发明出现在最广泛的名称“注意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
从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到，病症名称产生于猜测，又随着人们对猜测的怀疑而调整。逐渐由硬性特征过渡到模糊特征，由可察性过渡到不可察性。它不是由于深入研究探索而使事情向真相靠近，只是为了保留猜测的合理，让名称变得有更大的解释空间。
这种名称的演变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摆脱诊断学上的尴尬；第二成为普遍适用的病症。
由于疾病本身尚属猜测，如何诊断就成了问题。但现实是，很多孩子被言之凿凿地确诊为患了“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病是怎样被诊断出来的。
从资料来看，“多动症”检查基本上都是主观判断，很少有客观依据。有的医生也会做脑神经检查和生物指标化验，但这些对大多数体格无明显缺陷的儿童无意义，且各项生化指标与病症的形成关系也属于猜测，不具有切实的临床诊断意义。
我问了几个被诊断为有多动症儿童的家长，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接受的诊断手段都差不多，主要是医生向家长询问情况，和儿童的谈话，并对儿童行为进行观察；另外使用“诊断量表”，根据量表得分，判断孩子是不是多动症。
量表似乎是一种客观诊断手段，它最能让人相信医生诊断的准确性。真是这样吗？
下面三个量表是被国内多家医院及中国儿童健康网、儿童博客网和中华育儿网等相关医疗网站采用的。为了说明问题，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把它们罗列在这里。
〔美国简化康奈尔儿童行为量表〕
⑴活动过多，一刻不停（ ）
⑵兴奋活动，容易冲动（ ）
⑶惹恼其他儿童（ ）
⑷做事不能有始有终（ ）
⑸坐立不安（ ）
⑹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散（ ）
⑺必须立即满足要求、容易灰心丧气（ ）
⑻经常易哭（ ）
⑼情绪变化迅速剧烈（ ）
⑽勃然大怒或出现意料不到的行为。（ ）
诊断：得分计算：没有-0分；稍有-1分；较多-2分：很多-3分；总分超过10分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上海市多动症协作组制定的儿童多动症行为量表〕
⑴上课时坐立不安。（ ）
⑵上课时经常讲话（ ）
⑶上课时小动作多（ ）
⑷发言不举手（ ）
⑸不专心，东张西望，易因外界干扰而分心（ ）
⑹情绪变化快易与人争吵（ ）
⑺常惹人干扰人活动（ ）
⑻不能平心静气玩耍（ ）
⑼做事心血来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往往有始无终（ ）
⑽做事不计后果如何（ ）
⑾随便拿父母钞票，或在外偷窃（ ）
⑿丢三落四，记忆力差（ ）
⒀学习成绩差（ ）
⒁说谎、骂人打架（ ）
诊断：得分计算：没有-0分；稍有-1分；较多-2分：很多-3分；总分超过10分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美国精神病协会制定的诊断标准〕
⑴常常手脚动个不停或在座位上不停扭动（少年可仅限于主观上感到坐立不安）（ ）
⑵要求静坐时难以静坐（ ）
⑶容易受外界刺激而分散注意力（ ）
⑷在游戏或集体活动时不能耐心地排队等候上场（ ）
⑸常常别人问话未完既抢着回答（ ）
⑹难以按照别人的指示去做事，不是由于违抗行为或未能理解，如不做家务等（ ）
⑺在做作业或游戏中难以保持注意力（ ）
⑻常常一件事未做完又换另一件事（ ）
⑼难以安静地玩耍（ ）
⑽经常话多（ ）
⑾常常打断或干扰他人活动，如干扰其他儿童的游戏（ ）
⑿别人和他讲话时常似听非听（ ）
⒀常丢失学习或活动要用的物品，如玩具、书、作业本等（ ）
⒁常常参与危险活动而不考虑后果，如乱跑到街上去而不顾周围等（ ）
诊断：在7岁以前起病，病史已有半年以上，并具备上述指标8条以上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几乎所有儿童的正常行为都成了“临床表现”！
按这几个量表来判定，“多动症儿童”岂止是上面提到的患病比例，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得成为“患儿”吧，这之中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女儿——毫无疑问，她如果在童年时用这几张量表来测，每样都不严重，都有一点点，平均各项得分为“1”，那么也得被诊断为“阳性”吧。
那么，哪个儿童不是“患儿”呢？
《疾病发明者》作者对当前医疗界过度诊断、滥用药物现象给予揭露和批评，称这种现象是“发明疾病”。其中“多动症”就是典型的“被发明的病症”。
他说：“医生自己经常搞不清楚，因而常常误用有争议的诊断辅助工具。连多动症支持者都估计，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有1/3是诊断模式下的牺牲品。比较各国，也可以发现把多动症的标签贴在孩子身上是多么随便的事。根据研究，巴西儿童有5.8％患多动症，芬兰有7.1％，阿联酋14.9％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谁知道！小孩每天服药的情况就这样盲目形成，要对抗的病状却十分模糊。‘多动症儿童’的沉重标签往往基于医生的主观印象；诊断多动行为的某些准则也可以在多数健康儿童的身上找到，例如经常无法专注聆听他人说话、做作业和组织活动经常有困难、回答问题经常不假思索。这些是症状吗？或者只是令（某些）大人心烦的行为？”
“多动症诊断量表”，这个事关千百万儿童命运与健康的东西，它是怎样产生的，谁制定了它，经过了怎样的检验与论证？如此粗制滥造、愚蠢做作的东西，竟然被当作主要检查工具给儿童使用。它哪里只是张量表，简直就是诊断圈套！
轻率诊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无奈的难堪，这么“普遍”的一个公共疾病，它的形成机理到底是怎样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生病？历经一百多年的“研究”，解释越来越多，可到现在谁也说不清。
从现有资料看，有这样几种病因说：
第一，轻微脑组织损害——这一点主要围绕儿童出生方式进行猜测。在剖腹产被广泛使用前，被认为是出生时脑部受挤压所致；剖腹产被广泛使用后，却又说是因为剖腹产所致。还有的说是母亲怀孕期感染、高血压，或婴儿期喂奶及其它活动中，脑部受到损害。总之，孕产期、成长期的每一种情况都被猜测为可能，似乎一个人只要“出生”过、经历过胎儿与婴儿期，他的脑就要被损害。巧妙的是这些“损害”基本上都是不可测的。
第二，城市环境污染造成的铅中毒致病——这个原因听起来有些道理。但这里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问题被提出来时，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还不存在吧；第二个疑问是，每座城市的儿童都呼吸着相同的空气，为什么只是一部分人得了病？第三个疑问是，生活在偏远山村的孩子不得这个病吗？
第三，遗传生理因素——这方面有看似很专业的表述，但分析后就可以看到，在没有获得充分证据的前提下，以大脑某个微小的生化指标差异来解释一个病因，这不过是自说自话的猜测。人与人之间本来是有一些生理指标差异的，这很正常；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气候、环境、心情、年龄、饮食下，许多生理指标都会发生变化。拿不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只好拿鸡毛当令箭了。
第四，维生素缺乏、食物过敏、微量元素的缺乏、环境污染、食物添加剂等致病——这类猜测很多，看得让人发晕。几乎是当下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就成了病因。如果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儿童患多动症，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以后还有没有健康儿童了？
第五，家庭或学校的教育因素，使孩子心理受到损伤——这是唯一通过直接观察，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猜测得出来的。这个原因最有说服力，可是总被摆到一个最不重要的位置。所有谈多动症的资料都首先试图说明多动症的成因是脑部问题，是个生理问题，而教育问题、心理成因只是偶尔被一些资料淡淡提及。
但这个被淡淡提及的原因之下，没有人能解释，一个基于教育形成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孩子自己服药治疗。近年来离婚数字攀升导致“儿童多动症”发病率高似已成为一种证据，人们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完整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得病”——可是父母离婚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吃药能解决吗？父母间的争吵已使孩子的内心伤痕累累，然后孩子又被告知他自己有病，这难道不是雪上加霜吗？
由著名的诺华药厂资助的德国《儿科医学实务》杂志出了一本《注意力缺乏和多动》专刊，里面甚至推断多动症是石器时代的遗产。并告诉大家“多动症在人类早期可能属于有益的（遗传决定的）行为工具，在现代社会却成了缺点，会危害儿童的发展和社会适应性。”——连人类千万年间保留下来的遗传特点也变成病了。
虽然病因说不清，关于该病的后果倒是总被描述得很清楚，听起来让人忧心忡忡。不同的资料都在说，多动症儿童如不及时治疗，大多数人会出现青春期犯罪、自控能力差、冲动、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等等，形成反社会人格，成年后成为酒精及麻醉剂滥用的高危人群，犯罪率较高。总之，他们的未来都是阴暗的，甚至是罪恶的。
一个疾病最后发展为一个道德问题！
多动症与反社会人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形成的，“病症”与“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如何推断出来的，它们之间的转变机理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明。但是，相关医疗信息都在这样说。
人的一种情绪可能会影响一些生理指标，同时一些生理上的变化也可能会给人带来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但生理疾病和人格道德能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吗，我们能说有高血压或肺气肿的人最后大部分变成坏蛋吗？事实是得过脑膜炎、脑瘤、脑萎缩等脑部疾患的人，他们的道德发展和疾病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单单是儿童多动症就会导致道德变异？
退一步，假如这是真的，童年时期基于遗传或环境罹患的一种病症，最后真的转化为成年后的一种道德面貌，那么患者是否就无需为他成年后的反社会行为负责，因为他自身就是个疾病的受害者。有精神疾患的人杀人不都可以免死吗？——这样推下来，一个罪犯只要被证实童年时期有“多动症”，是否就可以减免刑事责任？
既然多动症的致病原因到现在从未有可靠的说法，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多动症确诊越来越多呢。难道仅仅是误诊断吗？
其实“多动症”从霍夫曼最早“发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直到利他林（哌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又名：利他林Ritalin）的出现。把利他林的发展史梳理一下，基本就可以明白“病人”越来越多的真相了。
1944年Ciba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利他林制造商）的化学家潘尼松合成哌醋甲酯。这种药最初只开给成人，治疗疲劳过度，心情抑郁，老年生理混乱。在开始二十多年间，这个药一直不出名，销售也不好，因为它的具体适应症始终不清楚。1961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允许使用利他林来治疗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它曾被发放到马里兰州两所黑人儿童学校，学生服用后，校园里推挤哄闹的情景有所减少。这启发一群美国医生把药大面积使用于儿童，以发现哪些人需要吃药。开始时药物本身是用来检测孩子有没有病。吃下去行为有改变的就是有病，相反，对药没有反应的就是健康小孩。后来就作为治疗药品大面积应用于儿童。1970年美国大约有20～30万儿童服用利他林；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100万儿童在吃利他林；而到了本世纪初，服用这种药的美国儿童增加到了600万，其中近一半儿童用它来治疗注意缺陷多动症。
如果在很多年前因为孩子不乖就给他吃药，那一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利他林让不乖变成了一种要用药物治疗的病症。
现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已有很多种，可分为中枢神经兴奋剂、抗忧郁剂、抗精神病药及抗癫痫剂等，但哌醋甲酯（利他林）仍是最常用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药的价格都不菲。
资料显示，美国儿童缺陷多动症治疗和药品市场每年高达30亿美元。到2012年，英国的儿童缺陷多动症治疗和药品市场也将达到1亿1百万英镑。而各大相关制药公司每年还在向游说团体投入大量的资金，要求政府放宽对儿童缺陷多动症药品的限制和管理。
现在治疗儿童多动症的药品被销售到世界各个国家，ADHD这一疾病在中国也流行起来。国内某医疗网站有这样一段话，“利他林治疗儿童多动症非常有效，利他林唯一的缺点是，它无法根除这种疾病，只能长期服用。”网上售价每瓶从370～3400元不等。在国外，家里如有孩子服药，这也是笔不小的开支。
美味的馅饼谁都想切一块。在华的著名外资药业西安杨森公司宣称他们研制出治疗多动症的长效型药物——“专注达”，其宣传也很深入人心。
2007年夏天，北京两家最具影响的报纸《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都发表消息，由美国礼来公司研发生产中枢神经兴奋剂“择思达”（盐酸托莫西汀）正式登陆中国市场。配合药品上市的报纸新闻中宣称儿童多动症“药物治疗是首选”。相同的宣传进入冬季时又出现，《北京青年报》11月30日在“健康关怀”版又发表《儿童多动症不及时治疗会累其一生》提醒家长对此病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治疗，“药物治疗是首选”，然后告诉大家有一种药叫择思达，“每天一次可全天不间断控制症状，适合长期服用而不会引起药物依赖。”
2008年7月5日该报又发表《小孩子的“注意力”，父母注意了吗？》，提醒家长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就是ADHD（儿童多动症），如果不治疗，除了当下学习困难，50～65％的人将来会有这些问题：工作中表现不佳，时间观念差，人际交往技能不佳，易发火，性情暴躁，酒精或药物成瘾，犯罪率高等。然后强力推荐说“最近中华小儿神经协会、中华儿科保健协会和中华小儿精神协会三家将联合出台中国ADHD的治疗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哌甲酯（即哌醋甲酯）被列入第一线首选治疗用药，尤其是长效哌甲酯控释片，具有效果好，维持时间长、不良反应小等优点，逐渐被国内外治疗指南推荐成为治疗多动症的首选药，已经进入了国家儿童医保目录。”类似的宣传6、7月间还在《羊城晚报》、北京《晨报》等报纸上出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三家“协会”和这个药。但除了在这几篇文章中看到这三家协会的名称，网上没查到这三家“协会”的网站以及其它相关信息。我问了几个医药界的朋友，他们也没听说过这几个“协会”。
现在有一种广告叫“软广告”，这在广告界是心知肚明的事，就是商家广告以新闻消息的方式出现。当然，只要是广告，不论什么面目出现，都是要给媒体付钱的。
一位美国医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推销药物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疾病的影响”，这其实是制药业的一个秘密。由于每年只有少量含有新成分的新药进入市场，为了陈药或销售较差的药也能卖出去，制药业必须创造疾病。
一个大有“钱途”的病，不流行也难。
这些药真的像广告中说的没有副作用吗？
关于哌醋甲酯（利他林）及其它儿童服用的中枢兴奋药的副作用，常见的有这些：食欲减退、失眠、头晕、体重减轻，此外还可能出现过敏、精神运动性兴奋、恐惧和被跟踪的妄想，偶见腹痛。这些副作用一般是写在药品说明书上的，尚不是最严重的，严重的是下面这些不写在说明书上的：
中枢兴奋药抑制体重及身高的增长，连续服用中枢神经类药物两年的小孩，比对照组儿童平均身高低1.5厘米。长期服用可能会导致身材矮小。
美国心理健康国家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神经学研究显示，不服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症药品的儿童右脑大脑皮层在7岁半的时候达到最大厚度，而用药儿童达到右脑大脑皮层最大厚度的时间比非用药儿童晚3年。也就是说，服用哌醋甲酯类药品，影响了儿童的智力发育。
儿童体重较轻，正处于发育期，身体各器官尚未完全成熟，他们对合成化学物毒性的抵抗力非常脆弱，长期使用此类药物会对各器官的发育形成不良影响，甚至留下隐患。
2007年02月22日，搜狐新闻网转引《法制晚报》消息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通告，在1999～2003年间使用治疗ADHD药品的病人中发现25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儿童；同时，一份FDA报告显示，治疗ADHD药品还使用药者出现精神病症状的危险几率上升了千分之一，比如用药患者会出现听觉幻觉、无端怀疑、狂躁不安等精神病问题。FDA建议，利他林应该在药品说明书中加入黑框警告，提醒人们这类药品可能会增加用药者死亡以及身体和精神伤害的风险。
除了以上触目惊心的副作用，我认为，该药对儿童最大的伤害还在心理上。天天一片药，就是天天一句提示：你是有病的，你需要吃药。
童年不会重复，吃过的药会在体内留下痕迹；被贴上“多动症”标签，也会在心灵留下痕迹。我见过一些儿童，他们吃过一阶段药后，自己就不愿停药，担心停了药自己变得更加不如意。药物不仅损害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也摧残了他的自信——这个副作用难道不是最可怕的吗？
“儿童多动症”的信息越来越多，它使很多人相信，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威胁着儿童的健康，而且有蔓延上升趋势，连幼儿园的孩子“不守纪律不睡午觉”也被说成是多动症的前兆。我见过不少家长，谈到他的孩子不听话，就会忧心忡忡地认为自己的孩子可能有多动症。因为多动症的“症状”是很容易让家长把孩子和疾病进行对号入座的。
绝大多数对“多动症”确信无疑的家长，他们对这一病症其实了解得并不多，甚至没有查过资料，他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医生、媒体或道听途说。许多家长是在教师的暗示或建议下带孩子去看多动症的。因为孩子在学校或幼儿园的行为不符合要求，给老师带来了麻烦。老师不愿被一些孩子过多地打扰，不愿或没有能力到教育上寻找问题的症结，于是寻找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让家长带孩子去看医生。只要带着孩子去医生那里检查，很多儿童就成为了“病人”，他们需要天天吃药。这样老师就从被某些儿童打扰中轻松地解脱出来了。
不少家长也愿意把孩子的一些“问题”归结到客观原因上，这样思考就不需要家长自责，做起来也最省力气。我甚至见过一位高中生的家长，她的孩子不肯用功学习，总是不想坐到书桌前，只想出去打球或看电视，她就认为孩子有多动症，居然带着孩子去看精神科医生，每天要求孩子吃药。而她自己作为家长，根本懒得去反思自己多年来在教育上的失误，更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
遇到“多动症”儿童的家长和教师，如果能多去关心和理解孩子，用心去倾听孩子的“行为语言”，孩子的一切都会变得正常。他上课不注意听讲，是因为不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或对内容没有兴趣；考试成绩低，是因为他压根就没去学习考试内容；攻击同学，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或感到这里面的乐趣；做危险动作，是因为他们想表现自己或不知道危险是什么——千差万别的儿童有着千差万别的自我意识，他们的行为表现各不相同。他们还不具有成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忍耐力，以及对后果的预见，所以他们很难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
成人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一个孩子，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听懂了孩子的“倾诉”。
家长和教师都是爱孩子的，但仅有爱还不够。爱的质量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细节处理的不同而有巨大差异。只有懂孩子，才能很好地教育孩子，才能有质量地爱孩子。
如果说儿童确实表现出一些行为或品格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用教育学来解释。
一部分原因是，家长或教师把孩子正常的活泼好动看成是问题，无风三尺浪，没事找事。大多数原因是，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在反抗压力中，发生和发展了许多畸形行为。这些畸形行为当然让人不舒服，追究它的成因，必须要回归到家庭成长环境中。
“多动症患儿”越来越多，只说明我们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
现代社会对标准化的追求，使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产生着趋同心理。家长总是希望孩子向着“楷模”发展，而不是向孩子自己愿意的那个样子发展。成人为孩子设立了太多的标准，认为在标准模式下培养的孩子将来才能成功。比如“爱学习”、“有礼貌”、“守纪律”、“多才多艺”等。儿童在这些方面“听话”，按家长要求去做，就是好的，如果他们不听话，在哪一方面达不到成人的要求，就要遭到训斥，严重的会遭到打骂。还有的家长自身境遇不理想，或有人格缺陷，常常会把自己的不如意迁怒到孩子身上，把自己的“理想”交给孩子完成。
这些成人对儿童的态度，反映的是成人自身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它势必会引发成人和儿童间或明或暗、连续不断的冲突。“多动症患儿”的家长往往有偏执人格，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思维模式对儿童自然特性进行长期而不良的干扰，凭借强权以“爱”的名义不停地打乱儿童固有的成长节奏，使他们陷入愁苦和恐惧中；另一方面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成人意愿一受到挑战，就要做出应激反应，经常态度严厉地对待孩子。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有利于成人渲泻情绪，但不利于儿童生长，给儿童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心理伤害。
分析诊断量表中所有“症状”，反映的都是儿童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调整。他们用各不相同的“症状”倾诉他们不断地遭受心理创伤后的自卑、不安、厌恶、失望、淡漠、憎恨、怀疑等种种情绪体验。连续不断的心理创伤，会让孩子精神上产生很大的压力，行为发生变态，要么成为桀骜不驯的小混混；要么成为完全丧失自我的小傀儡；要么成为无法和他人相处的孤僻者或偏执狂——这一切背后都是儿童安全感、自信心的缺失。
人是何等细腻的生物，儿童从很小就对爱与尊重有了强烈的感知。生活中任何一种境遇都可能引起他体内各项生化指标的改变，即使所谓“多动症儿童”大脑中真的缺少让他安静的“多巴胺”，谁能说清楚这是因还是果？所以“多动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两个错误：错误的儿童观，错误的教育方法。
这样说令很多家长和教师感到不快，甚至反感。他们习惯把问题归结到的一个客观原因，并去寻找客观的解决方案。医生的诊断，减轻了家长和教师对自己教育失败的负罪感，给了他们面子。同时，较之耐心细致的体察，痛下决心的自我改变和呕心沥血的体力与精神双重付出，吃药是最简单的，是最不需要家长和教师花费心思的方法——它恰好契合了那些缺少对儿童体谅的自以为是的家长的一贯行为，所以它也最容易被这些家长接受。自以为是的家长和教师宁可相信药片，不相信教育。大人自己犯了错误，却全部推给孩子来扛着。被诊断为“有病”，开脱了父母和老师们，但它永远地伤害了孩子。
当下儿童流行病还有所谓的“抽动症”和“感觉统合失调症”，其症状和多动症大同小异。有人把这两个病算到多动症里，有的把它们和多动症并列。使用药物也都属中枢神经控制类药物。
其实，患“多动症”、“抽动症”或“感觉统合失调”儿童的真正不幸，都是他们出生后，正常天性被屡屡剥夺。有一位家长在孩子学爬学走路时，怕孩子弄脏衣服，怕他碰伤，就整天抱着，不许他下地。其它类似的限制也很多，不许孩子干这个，不许干那个。她的孩子和同龄孩子相比动作十分不协调，十多岁时不得不进入“感觉统合训练班”。同样，许多资料及经验可以证明，经常遭到打骂训斥的孩子，由于压力太大，会出现肢体或五官抽动现象，即所谓“抽动症”。
这些孩子是“病”了，但吃药能解决吗？“训练班”能训练好吗？我见过几个参加“感觉统合训练班”的孩子，他们的家长花了很多钱，但孩子的情况并未得到好转。
再从医生方面看。医疗界一直对这一病症存在争议，有很多医生认为这是发明出来的病，是假病。但更多的精神科医生并不反对给孩子开药。
一方面医生不会从教育学方面去思考，另一方面医生一般不愿意告诉前来就诊的人说你没病，不开药就打发走。病人有病，没有被诊断出来，医生是要承担责任的；但病人没病，被怀疑有病而进行治疗，即使最后明确诊断为没病，医生也不会惹上麻烦。能捕捉蛛丝马迹的症状对病症做出诊断的医生，才更受大家的尊重。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从医学研究上，医生需要不断形成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但并非所有的成果都自研究而来。《疾病发明者》中有一段话非常精彩，摘录如下：
“一种病症的诞生，常起源于某个医生宣布观察到异常状况。起初只有少数医生相信新病征，接着这些少数认同者出席某场会议，会中任命一组委员会负责出版文集，借由文集扩大新病征的知名度并引起各方兴趣。至此，其他医生也注意到新现象，然后刻意寻找症状相符的病人。在这样选择性看病之下，已可能出现一场小流行病。接着许多文章和研究报告开始让大众产生一种印象：医生真的发现新病了。这群医生自创专业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其中保证没有批评性报告。”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医生与药品厂家向来关系微妙。
包括美、英、德在内的许多国家，制药厂商赞助有关青少年医学期刊、赞助医疗学术研讨会，已成为普遍现象。药厂赞助医学研讨会，会后邀请医生们享受盛宴和豪华旅游。德国的法定医生进修，现在大部分公开由制药业安排。医学教授和私人医生拿药品厂商一大笔钱后，在记者会上发言。厂商最厉害最有效的手段是赞助医学期刊，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不但经常对新药核准与否发挥关键作用，还影响以后医生们是否使用该药以及使用范围。
近年来，不少国际著名制药厂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国内制药业也发展迅速。国际流行的医药营销模式随之在我国不仅落地生根，而且发扬光大。新兴的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像密密的纽带，把制药企业和医生紧紧地联在一起。一些有实力的药品生产厂家请医生通过开处方或做宣传来推销它的产品，这是件并不困难的事。
一直以来，谁的话都可以怀疑，但是我们不怀疑医生的话。因为他们一直代表科学，是关照生命的权威。但利益的驱使如同洪流，可以改变和摧毁很多东西。
澳大利亚医学界总结出五种在临床上贩卖病症的方式：
把生命正常过程当作医疗问题；
把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作医疗问题；
把致病风险当作病症；
把罕见症状当作四处蔓延的流行病；
把轻微症状当作重病前兆。
美国著名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是一名医学博士，她曾是儿童神经病科医生。在和不同的患儿打交道的过程中，她越来越感到药物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在教育上，教育才是解决儿童精神及行为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她经过多年实践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儿童心理缺陷和精神病患主要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教育训练比医疗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改变了无数儿童的命运。
她创办了治疗儿童心理创伤的“儿童之家”，主要收治那些精神和智力方面有问题的儿童以及流浪儿。她发明了许多用于改善儿童智力及情绪的教具和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她把这些孩子当正常孩子一样相处，给他们以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教育与关爱。蒙台梭利成功地使进入到“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走出阴影和困境，在语言发展、动作协调、人际交往、学习方面都和正常儿童一样，在政府监督下通过了与公立学校同龄儿童同等水平的读、写、算考试。她的教育成果在全球教育界引起巨大轰动。
蒙台梭利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干预儿童主动性”，即给孩子最大的自由，给他们以尊重，发展孩子潜能，让他们学会独立做事，独立判断。哈佛大学教授、教育学家霍姆斯（E.G.Holmes）说：“蒙台梭利理论体系的精华是她对下面这个真理的有力论断：除非在自由的气氛中，儿童既不可能发展自己，也不可能受到有益的研究！”
“减少干预”，给儿童“自由的气氛”才能培养出身心健康和谐的儿童，这和前面提到的绝大多数“多动症”儿童来自管教严格的家庭，恰形成逻辑上的吻合。如果说真有一种药能治孩子的毛病，那么“减少干预”和“自由的气氛”应该是最好的两片药。
蒙台梭利在《吸收性心灵》一书中说：人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因而对心理食粮的需求几乎大于对物质食粮的需求。无需恐吓或哄骗，只需使儿童的生活条件“正常化”，他的疾病将消失，他的噩梦将绝迹，他的消化功能将趋于正常，他的贪婪也将减弱。他的身体健康会得到恢复，因为他的心理趋于正常了。
社会生活变得如此细腻，会生孩子不等于会当父母，当代家长需要虔诚地学习如何做父母。如果你家里有个“多动症”孩子，要改变孩子，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改变家长自己。第一步是果断地把药片扔进垃圾桶，勇敢地向孩子承认，是我错了。这一天是家长的新生，也是孩子的新生。
特别提示
●童年不会重复，吃过的药会在体内留下痕迹；被贴上“多动症”标签，也会在心灵留下痕迹。
●儿童心理缺陷和精神病患主要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教育训练比医疗更为有效。
●连续不断的心理创伤，会让孩子精神上产生很大的压力，行为发生变态，要么成为莱鸯不驯的小混混；要么成为完全丧失自我的小傀儡；要么成为无法和他人相处的孤僻者或偏执狂——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儿童安全感、自信心的缺失。
●如果说真有一种药能治孩子的毛病，那么“减少干预”和“自由的气氛”应该是最好的两片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