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目标需要修正，领导的思想需要变革，这一方面是源自于时代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我们这个世界己变得非常复杂，现代领导必须适应这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核心是要求变革领导和组织的工作方式。随着全球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领导者的重要性似乎具有了一种全球性的效应，跨文化领导和终生教育与学习越来越成为领导学关注的主题。今天，社会的发展非但没有降低领导者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剧了领导者对这个时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领导在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中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正如任何结构性的力量不能成为领导者的替代品一样，全球化和知识化的力量也不能成为领导者的替代品。
领导们周旋于公司各部门之间，周旋于各公司之间，还要与来自各个方面的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如果不具备一套行之有效的应付各种各样人的办法，是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回报的。
这就要求领导们能够像“千面观音”一样，具备不同的面孔来对付不同的人。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抛开其中的讽刺、揶揄的意思不看，也自有其道理。试问，您若是对鬼也只说人话，它能听得懂吗？领导对于公司内部的成员，可以摆出多种面孔，每种面孔适应不同的场合。就如同京剧的脸谱一样，每种类型的脸谱代表一定的性格。当领导，不能让人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什么性格，不然岂不是很容易上当受骗？领导大可以看情况的需要，先选一张合适的脸谱戴在脸上，再向企业员工讲话。
这样，凭着领导当时是哪一种面孔，员工就知道领导在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而实际上，员工所观察出来的，只是领导希望他们看到的。至于领导真正的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则是不轻易让别人知道的。一句话，不能让人摸清底细。
领导可以摆出一张微笑的面孔，点头向大家说：“可以，很好”，不时地感谢一下员工。也可以说几句，“辛苦了，谢谢，谢谢！”以使大家工作起来更有劲头，更加高兴。然后，领导也可以再摆出一张严肃的面孔，用来指挥大局，共同奋斗。他（她）可以用一种无可置疑的口气向员工们讲“你去那里”，“让他来这里”，“就这么办”，如此才会指挥有方，工作有条不紊，更有效率。
有时，领导又需要摆出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或说：“不行！重来？”或说：“不能这么做！”然后再摆出慈善的面孔，对员工悉心教导，循循善诱：“要吸取教训”，“对你的责骂实际上是对你的关心”，“你这样做有不对的地方”，等等。
任何事情，正如“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一样，通常都不能用“好”“坏”二字来下一个过于简单和绝对的结论。
衡量一件事情做得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实践”。实践证明：在当时多摆几个面孔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而确保所做的事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要学会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摆什么样的面孔，摆在什么时间，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况，要做的事情是灵活多变的。
有的领导坚持只用一副面孔，说什么“是就是，否就否”。这就将一切事物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是标准的形而上学。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每个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这个道理。也有的领导，面孔千变万化，让人莫名其妙，一会儿是“好，很好”，一会儿是“差，很差”。弄得公司员工畏首畏尾，什么事情也不敢放心大胆地去做，各种工作拖拖拉拉，严重影响工作的效率。但归根结底，责任在于领导。该变时不变，不该变时乱变，这样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好。
总而言之，面孔的摆放，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毫无根据来回乱变的，领导不能当毫无原则的“千面人”，而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随机应变，使得面孔的摆放恰到好处，不愠不火。
古人讲：“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指“合乎实际情况，合乎道理”。变是一定要变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信息时代，生活瞬息万变，想单凭一张面孔就能应付所有的场合，也是痴人说梦。
领导会清醒冷静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境地，由此选择应出现的面孔。摆出笑容，对属下赞扬和感谢固然很好，自己也落得轻松自在。但是也要看准时机，看准场合。
不必要感谢的时候，乱感谢既浪费自己的感情，又贬低自己感谢的价值，久而久之这种感谢在员工那里就变成了廉价的商品，等同于买大件商品时搭送的小礼物。该批评的时候，要以批评为主，不能变成只赞扬不批评，做事出了差错当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适当地批评一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公司上下一团和气，干好干坏都差不多，就会严重损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满脸怒气的责骂固然重要，一脸慈祥的谆谆教诲也不能丢弃，软硬兼施，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没有人犯错误的时候，不要骂、不能骂、不必骂。有人犯错误的时候，要骂得有理有节。骂过分了，会激起民怨，此时可以单独召见，责问一下；可以小骂的，不要大骂；可以不骂的，不要去骂，换成教育、引导，让犯错误的人自己去为所犯的错误内疚、自责，这比外部的责惩更有效果。他（她）以后就会自己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并加倍地努力。
某公司的总经理，因一桩大生意赔了本，使公司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这个总经理深知罪责很大，于是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但董事会并没有批准他的辞呈。董事长握住了总经理的手，深情地说：“我们已为你的学习交了这么多的学费，不希望你就这样走了，学了不要白学。”总经理立刻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为了挽回自己的过失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果然，在以后的工作中，总经理发奋图强，拼命苦干，为公司赚取了一笔又一笔的巨额利润，这就是董事长适当地换了一副正确的面孔，让总经理感恩戴德。
设想一下，如果董事长当时大发脾气，一脚将总经理踢出门去，换一个新手从头干起，那么今天这个公司未必会有那么好的业绩，企业股东也不能获那么多红利了。
可见，各种面孔的使用都很重要，关键是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用哪一种适合的面孔。决不是用与不用的关系，而是用得多，用得少的区别。
作为领导，亲自指挥也罢，赞扬鼓励也罢，指责批评也罢，关键在于时机的把握，时机正确，方能取得决定性的效果。领导可以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需要变，相机而动；变得好，能让员工跟上领导的步伐，见效果，出成绩。
在京剧里，演员面部化装，以各种人物不同，在脸上涂有特定的谱式和色彩以寓褒贬：红色表示忠勇，黑色表示刚烈，白色表示奸诈。不同的脸谱显示了不同的角色特征。人际关系学中红白脸相间就是借用京剧脸谱的名称，但它要比京剧中简单化的脸谱复杂得多。
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都只能解决与人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有利必有弊，不能两全。
高明的领导深谙此理，为避此弊，皆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换脸谱。这方面，乾隆皇帝当属高手中的高手了。
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红白脸相间的韬略雄才，乾隆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皇帝。他晚年写诗自诩的是“十全大武功”，用汉、满、蒙、回四体文字把《十全记》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些还不够，后来干脆称自己是“十全老人”。
唱红脸，乾隆举重若轻。这在他对待知识分子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乾隆对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恩爱有加，他甚至亲笔谕旨：“儒林是史传所必须写入的，只要是经明学粹的学者，就不必拘泥于他的品级。像顾栋高这一类人，切不可使他们淹没无闻呵！”遵皇帝旨意，史馆里特设《儒林传》名目，来专门编写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生平。平时，乾隆对上送的奏章，凡见到鄙视“书生”、“书气”的议论总是要予以批驳，说：“修己治人之道，备载于书，因此，‘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没有书气，就成了市井俗气。”而且还说：“我自己就天天读书论道，因此，也不过书生！”为笼络读书人，竟达到如此境地，红脸唱得似乎前无古人。
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全是出于维护他们的皇权至上、族权至上、朝廷至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大清”永不“变色”。谁要是在这方面稍有越轨，红脸马上转换成白脸，满脸堆笑换成杀气腾腾。管你是有意无意，或是或非，都立即被逮捕入狱，轻者“重谴”或“革职”，重者“立斩”或“立绞”，甚至处死后要“弃市”、“寸磔”，已死的也得开棺戮尸，连朋友、族人也统统跟着倒霉。
内阁大学士胡中藻，写过一本《坚磨生诗钞》，乾隆皇帝久候等人告发，无奈无人告发，自己索性上阵“御驾亲征”，道：“‘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说：“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我每天听政召见臣下，何乃‘朝门不开’之语！”还指出：“所出试题，有‘乾三爻不像龙’……乾隆乃是我的年号，‘隆’与‘龙’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对于“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束阔”一诗，他又说：“南北分提，一再反复，是什么意思？”于是，下诏弃市，族人16岁以上的全部杀掉，甚至于连胡中藻的老师鄂尔泰的灵牌也被撤出“贤良祠”，鄂氏之子、巡抚鄂昌，因曾与胡唱和，也令其自尽。而这也仅是乾隆在位期间众多文字狱中的一件。
乾隆这一手可够厉害，只搞得文人学士人人自危，处处小心。因为几句赏花吟月之词，一不小心，也往往弄出个“莫须有”的罪名。乾隆就是使用这样无情的白脸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变脸如翻书”也是一种圆融的处理姿态，否则不易和人相处。
有一些做大生意的成功者，深深地领会“变脸”的功夫。
比如有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室等他，隐约听到他在电话里怒声和别人争吵，也许心想，来得真不是时候！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竟然满脸笑容，看不出任何刚刚和人争吵的痕迹。坐了不到半盏茶功夫，有员工进来问他事情，他立刻摆上一张严肃的面孔，连声调都充满了权威。离开他的办公室，想想看，他用笑脸接待客人，当客人离开后，他会换上哪一张脸？而他用来接待客人的笑脸是真的笑脸吗，还是根本是皮笑肉不笑的笑脸？
不管如何，变脸功夫有其必要性。试想，如果他用刚刚和人吵架的怒脸来接待客人，话说得下去吗？没弄好，客人也要和他吵架！而他若老是和颜悦色，恐怕员工也会失去对他的敬畏吧！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变脸如翻书”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捉摸，缺乏一种真诚；但从现实来看，随环境的变化而翻脸，不也是一种圆融的处世姿态吗？在复杂的社会里，若无变脸的功夫，怎能同时与许多不同的人相处呢？
总的来说，拥有变脸的功夫，可以避免别人误会你的情绪，造成人际的反效果。例如，若把刚刚跟人吵架的怒容拿来面对客户，客户如果不了解，会误认为你对他的来访不耐烦，你若无合理的解释，恐怕对方会拂袖告辞了！同样，在不该严肃的场合严肃，在不该轻松的地方轻松，也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这会让别人误解你。
隐藏自己的私密，也需要拥有变脸的功夫。你的情绪如果老是写在脸上，喜怒毫无掩饰，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有心人只要用话一套，你就有可能把事情来龙去脉说出来，这是比较犯忌的。这种人说好听是率直如赤子，说难听一点是对情绪秘密缺乏把关力，将给别人“办事不牢靠”的印象。
具有变脸功夫固然重要，但要学到这功夫并不容易。因为喜怒哀乐这些情绪都是难以掩饰的，有些人可以做到该哭就哭，欲怒则怒的地步，这种变脸的功夫可说已出神入化。
如果你做不到，能做到以下的程度也就可以了：随时能从哭脸、怒脸转变成笑脸，以笑脸来面对外面的世界。因为，无论你有多哀伤、多愤怒，除非你的至亲好友，否则不会有人对你的喜怒哀乐有兴趣，并进一步表示关怀，更不可能倾听你的哀伤或是愤怒。你若不知此点，不但会造成极大的压力，也会留给对方极坏的印象，对方会下意识地看轻你。
“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例子的确惊险生动，但这已经是不得已的战术，成熟的政治领导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寻找占据主动的策略才是上上之策，那便是弹性策略。“弹性策略”不软不硬，在应付下属时常能使你占据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1.弹性语言
领导在办具体事的时候，运用灵活的语言，可将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尽量地留有余地。如遇非明确答复不可的事，但又不好答复时，可以“考虑考虑”、“研究研究”（再作答复）为盾牌，好为自己争取迂回的时间。
如遇下属问：“有些外债需要清偿，对方催得很紧，你看怎么办？”上级答说：“我们应尽快增加收入。每个人都应负起还债的责任，债要尽快给人家清偿。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这即是弹性语言。领导运用它时，同时又在思考良策，用以摆脱已临的危机，设若事情不济，领导仍然留有让部下一次解决问题的余地。
高明的弹性语言，是高超政治艺术的一部分，不可以轻易学到手的。弹性语言奇就奇在可以回旋。
领导者学习弹性语言，必须坚守适中纯正的规则，不可失之偏颇。领导者运用弹性语言，可免遭部下怨恨，也免遭政治失利的境地。因为，事之媒介必是言，言的来源又是心，心之所思，原始于个人。
2.弹性人事
高明的领导者懂得：弹性最能给自己以主动，对人对事弹性处理，回旋余地自然也很大。
例如，对一个人既不要把他看作敌人，也不要把他看得太亲密。亲而不可太近，疏而不宜过远，取其弹性中段较宜。对一件事，从理论上讲，要办它就要想一定能办成，办的过程中可能遇到麻烦，但从不定死哪件事不可办，叫做不见老底不回头。这就是对人对事弹性为本的策略。这个策略起码留有余地，保存实力，达到时时主动的功效。
3.弹性政策
制定弹性政策的目的在于从原则上相对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为领导者开辟一个大的回旋余地。像武侠小说中的回旋镖，击中目标就击中了，击不中，镖还回到自己手上，绝不至于陷入被动。
这方面，诸葛亮可算典型的用人高手。你看他，以一名“村夫”身份，参加无权、无势、无钱、无地盘而且缺兵少将的以刘备为首的政治集团，一下子从因为占得天时而势不可挡的曹操手里虎口拔牙，夺取了荆州、益州、汉中，在三分天下的角逐中占得一席之地，凭借的完全是刘备自己的那一点人马。这一过程既好比用很少的一点本金赚了大钱，又好像一个临时成立的个体户同仁组织和财大气粗的大企业平起平坐，共同瓜分市场。
从“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角度看，诸葛亮也无疑是个大赢家，他的成功不仅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也为他们提供了如何跳龙门的宝贵经验。
管理学家们也对诸葛亮感兴趣，对他的用人智慧感兴趣，特别是对他在争取人才、使用人才、领导人才上的上乘之作感兴趣。
早在隆中时，诸葛亮就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刘备虽然没有多少本钱，却有许多人所不及的无形资产。首先，刘备是汉室甲胄，被皇帝认作皇叔，有奉衣带诏书讨伐奸臣曹操的合法身份，这样便有名正言顺做事的理由。其次，刘备有宽厚待人的名声，对于在动乱时期追求政治前途与稳定生活的天下大众有强大的号召力。最后，刘备用结义的办法，搜罗到了关羽、张飞这样的人才做帮手，这就是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在诸葛亮看来，只要用好这一组人力资源，《隆中对》中的计划就可以实现。
刘备在这个政治集团中相当于公司董事长的地位，他既然肯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做军师——相当于聘请诸葛亮做公司的总经理，自然对诸葛亮的经营方针和措施全力支持。诸葛亮于是发挥刘备的两个作用，一是作为汉室合法经营人的招牌作用，另一是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也就是这个集团的家长作用。所以，诸葛亮发布一切命令，总是在刘备身边进行，并不自作主张。
关羽是刘备桃园结义的兄弟，相当于公司的副董事长，他有极高的武艺，有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等战绩，有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辞曹归汉的名声，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不过他又过于骄傲，对诸葛亮这样的白面书生更是不大看得起。诸葛亮不得不一方面做出点实际成绩让关羽承认，一方面尽量说些恭维话助长关羽为刘备出力的雄心，同时还让关羽在华容道拦截曹操这样的难题前丢点小丑，以提醒他不能过于自负。
张飞的地位虽然次于关羽，但本领却与关羽相差不多。他那快人快语的性格暴露出怀疑诸葛亮能力的心态。诸葛亮认为这是需要发掘的人力资源，先在博望坡用兵使他折服，再屡次激励他动脑筋解决难题，因为被人认为头脑简单的张飞一旦用计，就会使对手防不胜防。
赵云没有参加桃园结义，为了争取政治前途，只能是忠诚地为刘备效力。诸葛亮看准了赵云这一背景，总是把最关键的任务交给他来完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当众肯定赵云的功劳和贡献，使得赵云在诸葛亮经营蜀汉事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诸葛亮的用人秘诀是十分考究的，对关羽既恭维又打击，对张飞不恭维只激励，对赵云则经常表扬。对人的管理不做出统一的标准，千人千面，这就是诸葛亮的用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