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ogyny，译为“厌女症”。可很多有厌女症的男人其实喜欢女人。明明“厌女”，却又“喜欢女人”，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misogyny还有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那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如果男人身体中不具备这个机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
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换个更浅显的说法，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有一次也没有庆幸过没生为女人的男人吗？有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生为女人吃了亏的女人吗？
喜欢女人的男人有厌女症，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misogyny这个英语单词不好译，还有一个说法是women hating（女性憎恶）。要是说好色男人是憎恶女性的人，读者可能会更加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吧。
让我们想想那些被称为“性豪”的男人。他们喜欢夸耀“干”过的女人的数量。其实，这等于是在坦白，自己就是那条巴甫洛夫的狗，只要对方是女人，无论是谁就都能发情，对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器官甚至女人的符号或片断的肢体部位，都会条件反射地自动发生反应。其实，他们反应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如若不然，是不可能把所有女人都溶入“女人”的范畴之中的。
森冈正博的《无感男人》〔2005〕一书，是男性学（男人的自我观察与审视的学问）的成果之一，他在书中就这样一个问题自问自答：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不，我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他坦率地承认了他对超短裙的恋物癖欲望，无论超短裙穿在谁的身上，男人还是女人，即便知道其实是男人，还是会对超短裙这个符号发情。恋物癖是一种通过换喻关系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看来，男人的恋物癖欲望的身体化程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使是片断的女性符号，也会轻易而迅速地发生反应，就如自动机器一般。为避免误解，应该再说一句，恋物癖并非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连巴甫洛夫的狗，也是“学习”规则的结果。
一说起喜欢女人的厌女症男人，伴着苦涩的滋味浮现在我的头脑中的，便是吉行淳之介。吉行是文坛著名的风流公子，据说很得女人喜欢。他描写的是娼妓的世界，即以出卖身体为业的“内行”女人们。其成名作《骤雨》曾获芥川文学奖，据说是意识到永井荷风的《濹东绮谭》而写的。永井也写做身体买卖的女人。好色的厌女症男人都喜欢娼妓，他们的喜欢，并不是把娼妓当作人来爱。他们喜欢的，是对用钱买来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让她们甚至身不由己地主动服从自己，被视为永井所作的《榻榻米房间秘稿》〔1972〕，写的是让卖身女人因性快感而达到忘我的嫖客“达人”的文化，是一个将终极的男性支配通过语言来实践并完成的文本。
奥本大三郎〔1981：162〕对吉行淳之介的评语是，“毋庸置疑属于厌女思想谱系中的作家”，他还加一句，“可是，有厌女思想的人却又不能不在意女人，这便成为他们的软肋”。奥本嘲笑吉行的女性读者增多的现象，“那情形仿佛小鸟停在猎枪上”。
奥本一语道破了好色男人的厌女症。“好色男人的厌女症”之谜，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否可以说，因为他们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不得不依赖他者女人这一悖论非常敏感？换个说法是，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时，都不得不依赖女人这种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动物来满足欲望，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怨与怒，便是厌女症。
男人们在内心深处某个角落一定想过，要是能不靠女人自己也能过该多好。所以，崇尚少年爱的古希腊人的厌女症，比异性恋的现代人更彻底。我对美化男性性的同性恋者持不信任的态度，便是这个原因。
约二十年前，我和富冈多惠子、小仓千加子三人合著出版了《男流文学论》〔1992〕，那本书开篇便拿吉行淳之介来开刀，是因为我对他抱有满腔怨恨。虽然我并没有受到过吉行本人的性骚扰，但却不能不忍受来自吉行读者的同龄男人们的近似性骚扰的话语。他们对我说，“去读吉行！读了你就懂得女人了”。
甚至有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女人而研读吉行，的确，别的女人在床上的举止，不问男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要向女性经验丰富的男人请教。不过，她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里描写的，不是真实的女人，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当然，即便如此，女人可以从中学到配合男人、当他们的合演伙伴的“智慧”——把吉行的书当作这种教科书来“学习”的女人，也会有的吧。
吉行仅仅因为性交的次数多、人数多，并将那些经验当作小说的主题，便在文坛上被视为“精通女人”的人。性交过的人数多，实在不足为夸。尤其当对方是“内行”女人时，夸耀的不是性能力，而是权力和财力。生为作家吉行荣助和成功的美容家吉行安久利这对夫妻的儿子，吉行是衣食无忧的公子哥儿吧。女人是会轻易地屈从于权力、财富和权威的。吉行在银座的酒吧深得女人喜欢，还不单因为花钱大方，更重要的是他对作家头衔的自我介绍吧。现在的流行作家渡边淳一也一个样。当年永井荷风去问访花柳巷时总是隐瞒作家身份，仅仅因为擅于应对女人而大受欢迎，可没听说吉行和渡边有此类逸闻。
吉行有妻室，但同时又与一位著名演员过着俨然夫妻的生活。他死后，有个女人自称是其小说《暗室》里的女主人公，所以世人知道他晚年还养了一个女人。《暗室》几乎就是写实的私小说。女演员自己有经济能力，但另一个情人靠吉行包养。本来，这个情人与吉行两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是完结在“暗室”之中，那就应该保持沉默，封存起来。但她那份作过“那个吉行的女人”的骄傲，让她不公诸天下便得不到满足。吉行死后，她把两人的“暗室”生活翻来覆去写了好几本书。
我很难忘记曾经读过的一个娱乐界笑星在一家周刊杂志上的一篇随笔。此人现今名气很大了。他说，在他陷入自卑低潮的时候，他就翻出记事本，找出女人们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挨个打电话，“我是艺人某某，现在没空来哄你好听的话，限你多少多少分钟之内自己赶到我这儿来”，如果确有女人来了，他才终于感到“看来我还能行”，从而安心。读到那篇随笔时，我被那个艺人的过分坦白吓了一大跳，也知道了靠人气吃饭的男人心理之脆弱。接到电话就赶来的女人，只是冲着艺人的名气，不是因为他的人格或身体。因为是名人便欣然前往的女人，与等候歌星、球星叫陪床的追星粉丝没什么两样。对于打电话的男人，女人换谁都无所谓；同样，对于女人，对方也不是一个特定人格的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道理，男人当然完全懂，但他还是要为有女人愿来而得到安慰治愈，这时，男人想要确认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声权力的符号效应。我当时的感想是，男人的性的异化已经深刻到这个程度了吗？
吉行淳之介的小说《砂石上的植物群》〔1985〕，里面有个情节是，一个郁闷消沉的工薪族，走投无路，便去找娼妓，在女人身上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其实，娼妓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而存在的。在吉行看来，女人不但不反抗，反而完全接受，甚至转换为自己的快乐，女人就是这么方便的一种东西，女人被男人当作发泄郁闷愤怒的垃圾场，可如果那是女人自己想要的，甚至还很享受，男人就不必背负罪恶感了。而当女人“不再痛苦，发出欢喜的呻吟”时，男人又在心中感叹，“女人这东西真是妖怪魔物”，由此将女人放逐到未知的世界里去。这样，男人便把女人双重地他者化了。
吉行的这篇小说是否基于真事，我无从得知。不过，很难想象嫖客还介意娼妓的快感（之所以花钱买娼，本来不就是为了无需在乎对方的反应吗？），而且，女人是否真的得到快感，不问本人谁也不知道。那样的女人也许的确存在，不过，即使没有快感，“发出欢喜的呻吟”这种小动作，也是女人的拿手好戏。根据《新·摩尔报告》〔1990〕，六成以上的女人回答“假装过性高潮”，其中七成以上确信“男方没看出是假装”。（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出现的《海蒂报告》〔Hite，1976〕一书，是对女性性生活的大规模调查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仿效该书对日本女性性生活实态所作的调查，即《摩尔报告》，《新·摩尔报告》为改订版）有男人夸口能识破女人的伪装，其实，不过是你哄我骗，真相谁也没法知道。
有些标榜反世俗姿态的所谓“性探索小说”，其情节展开与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相似得令人吃惊。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首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有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终极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
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成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地点。“我那活儿好，女人离不开”，不想这样夸口的男人，有吗？
在这里应该陈述一个事实，女人的快感并非如此便利的东西（对男人而言的便利）。因为这种幻想被播散得太广，我担心有人会真的相信。吉行就是散布这种性幻想的犯人之一。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对此确信不疑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他们就是那些以为读了吉行就能懂得女人的男人和女人们。这种话语，对男人来说，不过是一种便利；可对于女性，却成为一种压迫。因为女人们会想，“我不能像吉行笔下的女人那样得到快感，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女人我还不够成熟？”让女人去读吉行的男人们，不过是想大量产出便利于自己的女人。
实际上，读了吉行，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服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主义》〔Said，1978〕一书的发现。
在吉行的心目中，其实有个对手，就是他奉为范本的被称为“置身陋巷的反俗作家”永井荷风。作为战后文学“第三新人”成员之一的吉行淳之介，不过是即将被日本文学史忘却的二流作家（吉行的读者现在还有多少呢），但永井荷风不同。永井是至今尚被反复回顾参照的文学史上的大师。倾慕永井以之为摹本的男性写手，远远不止吉行一人，至今不绝。这让我不得不忧虑奥本大三郎所说的“厌女思想谱系作家”的再生产。
永井也喜欢女人，他出没于花柳巷，比起当娼妓的客人更喜欢做娼妓的情人。与吉行不同的是，永井隐去作家身份，以“职业可疑但性情很好的大叔”面目出现在娼妓们面前。他颇得她们的喜欢，当然花钱大方可能是一个理由，不过他从来不以社会地位作诱饵，却能得到娼妓们的情人待遇，吉行看到成了自己情人的娼妓去接别的客人会感到嫉妒，但永井看到相好的女人有客来，会节制地躲起来，不打扰她的生意。不难想象，比起吉行，永井更精通男女之道，更会把握女人，性爱技巧亦应非同寻常，据称他曾将竭力自我控制不去达到高潮的“内行”女人身不由己地引入高潮。看到这里，是否会有读者在心里想“真想和这种大叔交朋友”？可是，要是我说，永井也是“厌女思想谱系的作家”，是否有些难以理解？
在《濹东绮谭》中，永井对陋巷中的女人这样写到：
吾年少时便入脂粉之巷，至今未悟其非。曾因一时因缘，随女所愿，纳入家中，使其把帚持家，然皆以失败告终。彼女一旦境遇得变，不再以身为贱，便一变而为不可教之懒妇，若非懒妇，则成不可御之悍妇也。〔永井，1971：104〕
虽然永井为了接近娼妓而隐去身份，但自从有次被警察盘问之后，便很小心周全地把证明自己身份的印章、印章证明和户籍抄本一直随身携带。当然，这是为了向警察显示，自己本为有相当身份地位的绅士，并非真正属于出入此等陋巷之辈。也就是说，永井一面与陋巷中的女人们交际，同时手持自己属于另一世界的证明，他绝不会允许女人们越界侵入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与娼妓们的关系，其成立的前提，是把女人视为全然另一人种，并非以同等高度的视线在与她们交往。
如永井这般，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同情、聆听她们的不幸身世，便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即便这样，有时也不过是逢场做戏。娼妓根据客人爱好编制各类身世故事讲给客人听，让客人当“好人”，给客人“增值”，这实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商业行为。永井绝非不谙此道的纯情少年，当然不会把娼妓的故事全盘当真。《濹东绮谭》中有个叫阿雪的女子，她向永井表现出超乎游戏的纯情，结果，正如永井自己承认，“非但玩其身，连其真情一并玩了”。〔永井，1971：105〕
吉行淳之介的作品，让人读着生气，不过，也可以换个读法，当作男人性幻想的合适的文本。这么一来，吉行的书就成了令人吃惊地赤裸地暴露男人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好教材，愤怒恶心的阅读体验，也变成了一种学习型的阅读行为。实际上，倘若不这么转换思维，大多数男人写的东西是不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的，就连在诺贝尔奖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也如加藤秀一所言，“随处可见对女性主义充满戒备的奚落和露骨的厌恶同性恋的言辞。”〔加藤，2006：100〕所以，与其每次恶心生气，不如换种思维，就像萨义德对东方主义所言，不把男人的作品视为“关于女人的文本”，而是当作“关于男人性幻想的文本”，那么，便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些文本中，对男人这个谜，他们谈论得很坦率，坦率得让人吃惊。
对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就有一个这么来读的文学研究者，水田宗子，她在《逃往女人与逃离女人》一文中写到：
说男作家没有理解女性、没有写出真实的女性、没有把女性作为一个人来写，这种指责本身是正确的，可是，作为对男作家的批判，则不中要害。（略）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揭示出男作家在编织男人内心世界时所抱有的“关于女人的梦想”的构造，男作家们随心所欲地在女人身上寄托梦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女人，正是他们所描写的梦想中的女人与真实的女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才使男人的内心风景更为绚丽多彩。〔水田，1993：75〕
我把这段文字视为对我们的《男流文学论》最痛切的批判。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地谈他们自己。正如水田此篇论文题目所示，她用“逃往女人”和“逃离女人”这两个关键词来解读近代日本的男性文学。这个模式或许稍稍过于大胆，却是让我茅塞顿开的一大发现。水田说，近代男性文学中的〈女人〉（并非真实的女人而是作为恋物癖符号的女人，故加尖括号），是构成男人内心世界的私人空间。男人为逃避公共世界而寻向（女人）这个空间，可在那里遇到真实的女人，发现对方是不可理喻令人不快的他者，于是又从那里尝试再次逃离，这种逃离，是“逃离家庭”还是“逃往家庭”，则因时、地而定。“逃离家庭”很容易理解，但逃离之后，他们发现的是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另一个他者，于是又再次逃离。经过这番解释，让人一下读懂了好多近代男作家的私小说。吉行的作品也不外这个类型。
关根英二，我的同代人，一位日本文学研究者，曾一度沉迷吉行，后来终于“毕业”，他坦陈了吉行作品对男人们的巨大魅力。关根的论文集，书名为《他者的消失》〔1993〕，这个题目意味深长。将女人“他者化”，其实是把女人归入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者”范畴之中，这样的他者，既充满魅力又可以轻蔑。无论是视为“圣女”来崇拜，还是当作“贱妇”来侮辱，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据说，使关根从吉行“毕业”的原因，是与一位美国女性的恋爱和结婚。因为这位来自异文化的女人，不断坚持“我不是随你所愿的他者”。这里出现的他者，是真正的“他者”，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一个全然不同于自己的怪物。
在《男流文学论》中，我把岛尾敏雄的《死棘》视为日本近代文学所达到的一个高度。在岛尾的那部小说中，他逼真地写出了妻子作为“异形他者”的原本状态，作家没有企图逃离。我那么推崇他，是因为深深知道这种态度在男人中是多么罕见。
水田还将她的分析再往前推进一步。她问，女作家又如何呢？为了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她们也梦想了〈男人〉吗？答案是完全不对称的。男人梦想女人，但女人们早早便从（男人）这个现实中觉醒过来了，她们逃往的去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自身。水田轻松地得出结论，“近代女性文学的特征是男性幻想的稀薄”。〔水田，1993：86〕就连在性幻想的构成中，性别也如此不对称。
斋藤环有个深具慧眼的发现，他指出，“对偶幻想”是男人做的一个梦〔2006b〕。当然，也许会有女人陷入男人的性幻想之中，愿与男人一起合作，扮演男人“梦想中的女人”。但今天的女人，已经不想再干那种蠢事了，她们已经开始退出男人的脚本了，如今，男人从现实中的女人逃离，而去向虚拟空间中的女人“萌情”。今昔无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