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我写到，将厌女症教给女儿的是母亲。
可是，在那以前，将厌女症植入母亲脑里的，是她的丈夫。母亲为父亲的厌女症的代理人。女儿通过父权制代理人的母亲学到父亲的厌女症。再重复一遍，所谓厌女症，就是男人的女性蔑视、女人的自我厌恶的代名词。
“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的定义，在2004年防止家庭暴力法得到修正以后，不但指身体虐待、经济虐待，还包括精神虑待在内。比如，即使没有直接的拳打脚踢，但在日常生活中，丈夫经常性地嘲骂妻子“你这个蠢货”、“什么事也做不成”、“没趣的女人”，这种行为就称为“虐待”。被虐待的一方，变得自轻自贱，陷入无力感，被夺去自信心，失去生活下去的力量。“家庭暴力”的这种定义扩展，会让许多女性“恍然大悟”吧，“原来，我结婚以来一直都在受虐待啊。”
我不禁想反问男人们：那你怎么和这种“蠢货”、“无趣”的女人结了婚呢？其实，正因为是“蠢货”、“无趣”，男人才选为结婚对象的。有个可以随意嘲弄的女人在身边，可以让男人在一生中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男人不会放过他可以轻蔑的女人。确保一个这样的女人在身边，是男人确立自我身份认同的条件。秋叶原事件K君的“得女人喜欢”、“有人气”的愿望，不就是他自己也想得到一个那种女人吗？
男人以“可以轻蔑”为条件选择结婚对象。选择比自己学历低的女人，然后骂“你这个蠢货”，这不过是“预言的自我实现”，在父母教育投资偏向儿子的父权制社会中，丈夫的平均学历高于妻子，但这不是本人能力的问题，不过是性别差异的结果。可在具体的夫妻之间，却表现为个人间的权力关系，男人们忘记了，之所以选了“你这个蠢货”为妻，正因为是“蠢货”才选的，选择“聪明女人（此处仅指学历与自己同等或超过自己的女人）”的念头，压根儿从来就没有。
女儿一直目睹眼前的父母关系，为自己将来也会变成母亲那样而体味到一种绝望感，不过，女儿拥有不同于母亲的特权。第一，她可以以母亲为反面教师而拒绝成为母亲那样；第二，她可以成为“父亲的诱惑者”，挤入父母之间，从而获得优越于母亲的地位。在争夺强者父亲的宠爱的竞争中，战胜作为对手的母亲，女儿就可以更加轻视母亲了。“我才不会像母亲那么失败，我更能抓住爸爸的心。接受了教育的女儿，代替没文化的母亲，爸爸的知性和不被理解的孤独，我比妈妈更能懂得。”女儿与父亲结盟，一同轻蔑母亲。当父母不和时，女儿甚至批评母亲，“就因为你这么任性，爸爸好可怜。”坚决站在父亲一方。
就这样，女儿成了父权制下的“父亲的女儿”。
当田岛阳子还是一位英国文学研究者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女儿”的很好的随笔。
悲剧《厄勒克特拉》就是厄勒克特拉从母亲的女儿变为父亲的女儿的成人仪式的过程报告。“女儿的弑母”，是父权制对女儿的考验，如果她想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接纳，就必须承认父亲的有利和优越性，并默认一切压抑和社会性不公正（歧视）。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二者择一，厄勒克特拉选择了后者。（中略）“被阉割”，意味着压抑母亲的话语，压抑母亲要求正义和公平的抗议话语，也就是承认女人的生命轻于男人，甘愿接受性别压迫。〔田岛，1986：6〕
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厄勒克特拉，常被当作俄狄浦斯的女性版。俄狄浦斯不知真相地杀父娶母，而英雄阿伽门农的女儿厄勒克特拉，为报父仇而杀母。因为她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与表兄埃癸斯托斯合谋杀死丈夫后与之再婚。厄勒克特拉没有站在“母亲的欲望”一方，而是成了父权制下“父亲的正义”的代理人，这种行为，是对“母亲的欲望”必须从属于“父亲的正义”这个原则的再次确认。因此，厄勒克特拉从一开始就是“被阉割了的女儿”。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儿子的故事与女儿的故事是不对称的。儿子因对母亲的欲望而被父亲阉割，但女儿却是早已被阉割了的。也就是说，女儿就是“已被阉割的儿子”，更通俗的说法是，“小鸡鸡忘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对已经被割了的女儿，不可能再次阉割，也没必要。
可是，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不仅仅只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是具有两面性。作为孩子，女儿是绝对的弱者，比儿子更弱的弱者；但儿子与父亲存在竞争对抗的关系，而女儿却成为父亲的“诱惑者”。更准确地说，是被父亲制造成“诱惑者”。对于父亲，女儿既是自己的分身，是最爱的异性，但同时她的身体又是被严禁接触的。所以，女儿对父亲是伴随禁忌的充满魅惑的对象。
对父亲来说，女儿是既属于自己但又决不能碰触的异性。当我的一位同龄男性当上父亲时，我曾听他抱着还在吃奶的女儿说，“谁要是夺去了我女儿的处女身，我就宰了他。”父亲对女儿的“拥有与禁忌”的悖论困境，没有比这位父亲的话表达得更充分的了。
如果可能，一辈子也不让女儿离开身边。妻子只是至终也不能相互理解的异形的他者，而女儿总还有几分自己的克隆，也是自己精心养大的，有种如皮格马利翁一般的对自己苦心之作的爱恋。女儿才是“至高的恋人”。比起妻子，更愿把女儿放在身边。要是可能，与女儿交媾成双，自闭在无底的黑洞中，享受无上的幸福，成为女儿“一生唯一的男人”。这，不是父权制下男人们的一种“终极梦想”吗？
可是，这种写起来就让人浑身不快的“梦想”，不单单只是“梦”。不绝如缕的父亲对孩子的性侵犯事件，让我们看到这种禁忌的被侵犯是何等容易，在日本文学中，这种“梦”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毫不知耻地写进各种文本之中，《源氏物语》中的源氏与玉鬟和紫上的关系都是例证。玉鬟因为是源氏的养女，所以源氏最终放过了她，但直到出嫁为止，源氏对她的视线明显充满了性的意味。紫上没有后盾，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这成为源氏带着性目的去接近她的借口，用现在的话来说，几乎就是儿童性侵犯。
被称为“洛丽塔情结”或“皮格马利翁情结”的男人的性嗜好的渊源，无疑是以父亲对女儿的关系为原型。“魅惑”明明是男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可在事后却构建为来自对方的“诱惑”。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为“洛丽塔情结”一词的来源，在这本小说中，12岁的洛丽塔被描写成摆出媚态诱惑男人的“坏女孩”。这种描写为男人准备了借口，“是那个孩子在诱惑我，我抵挡不住啊。”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Nafisi，2003〕，描写了在伊斯兰教管制下的德黑兰教英国文学的女老师和女学生们一起偷读《洛丽塔》的故事。伊朗的年轻女读者们，没有落入纳博科夫的“男人话语”，她们准确地看出，“这不是性骚扰小说吗？”对于一个12岁的少女，当她被放在对自己露骨地表现出性兴趣的男人家中，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生存策略吗？她不过是在一个被迫的环境中“巧妙地”行动了而已，可是，事后，男人一方却指责“那个孩子是个坏女孩”，把她说成是一个“诱惑者”。
将“诱惑”的魅力赋予给这个孩子的能力，只有男人才具备，少女本身是没有的，因为少女自己并不能控制这种“诱惑”资源，不过，女儿可以通过学习“诱惑者”的角色来打击父亲的权力，通过与父亲共演“父亲的女儿”的角色，侮辱父亲，嘲笑父亲，甚至可能颠覆父女间的权力关系。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痴人之爱》〔1925〕，可称日本版“皮格马利翁小说”，描写了一个原本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后来将有养育之恩的男人随心所欲地操纵于掌中的故事。
从“父亲的女儿”的视角去回顾日本文学史的，是中世文学研究者田中贵子的《日本的恋父文学史》〔1998〕一书。田中既不提弗洛伊德也不提性别理论，她说，“‘父亲的女儿’一词，我用来表达‘接受了父亲的价值观的女儿’之意”〔田中（贵），1998：20〕，然后她又轻易地换称为“恋父女儿”，说“恋父女儿的特性是代替父亲完成未竟之业”〔田中（贵），1998：20〕，可是，“尽管女儿全心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却因身为女人而不能顺利实现。”
田中以“西乡隆盛之女”的传说为例，指出“父亲的女儿”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安慰含恨死去之父的在天之灵”〔田中（贵），1998：23〕。所以，无论东方西方，女儿都是扮演“厄勒克特拉”的角色。
“父亲的女儿”与父亲发生性关系的事例，田中从《不问自语》一书中找到。主人公二条，在与后深草上皇之间的关系中，被置于“父亲·情人·主人的三重束缚”之下。田中指出：
“在恋父关系中，父亲常常作为绝对强者阻立在女儿面前，可是，如果女儿一旦委身于这种束缚之中，她又会感到异常甜蜜甘美。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女儿不像俄狄浦斯那样去反抗父亲，（中略）尽管有犹豫，但还是选择自甘被束缚的道路。”〔田中（贵），1998：20〕
将“父亲的女儿”的故事，描写为一个不但对于父亲、对于女儿也是甜蜜甘美之世界的，是樱庭一树的《我的男人》〔2007〕一书。这部小说获得第138届直木文学奖，据报道，因书中内容太“有违风俗”，部分评审委员对授奖表示过迟疑。小说写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男人，收养了一个因天灾失去家人的亲戚孩子，独自把她抚育成人，在她进入思春期后与她发生了性关系。那个收养的亲戚孩子，其实是男主人公自己的女儿，事出有因，不能公开她的真实身份，这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版“紫上”故事。小说中包含了“洛丽塔情结”、“皮格马利翁情结”、血缘幻想、家族神话等诸多元素，加上故事舞台设在有浮冰漂来的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北方寒村，给作品带上异常鲜明的地方色彩，这一切混杂在一起，让人有些目眩，所谓“有违风俗”的评语，不过是因为对于（男性居多的）评审委员来说，这部小说点破了他们因为太明了而不敢承认的欲望而已。同时，“一树”这个让人难辨作者性别、看似男性的笔名（毋宁说像是女作家做了变性手术），让人感觉是一种为掩盖向男性同化的伪装。在名为《我的男人》的这部小说中，父亲与女儿均陷入性的黑洞之中，共同拒绝走出那个重力圈，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即使失业，父亲还是选择只为女儿而活，当两人关系面临暴露时，连杀人之举也不踌躇。那是一个不容任何他人介入的完全自足的世界。小说虽然在形式上选择了“多声部”的写法，但书名本身已明确表明，故事是从“父亲的女儿”的角度来写的。书名为“我的男人”，而不是“我的女儿”，这一点颇具意味。因为，为了让“父亲的女儿”的故事被“父亲”们接纳，需要一个条件，即，表明那正是“女儿”自己所求所愿——“不是我坏，是那孩子引诱了我”。
女儿不愿走出父亲的重力圈，若非走出不可，宁愿选择一同毁灭、对于父亲，还有比这更甜蜜甘美的故事吗？不过，女儿拥有的“作为诱惑者的权力”，也潜藏其中。让父亲最终完全属于自己，向自己跪拜，为自己献上全部人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唯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早于樱庭的这部小说四十年，有另一部描写了女儿与父亲的甜蜜甘美的黑洞世界的作品，仓桥由美子的《圣少女》〔1965〕。主人公是高中女生，遇到一个中年美男子，那人曾是“母亲的恋人”。少女凭直觉感到，那个“母亲的恋人”就是自己的父亲。她委身于男人的诱惑，不但委身，甚至主动使尽手腕去诱惑他。主人公不过一个性经验尚浅的黄毛丫头，对方却是稔熟男女之道的中年男人，这样的小姑娘能成为中年男人的“诱惑者”，理由也只有一个：“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他的女儿。”
对于男人，将自己通奸生下的亲女儿，在不知不觉中（或佯装不知），作为性爱对象，或许是父权制下的又一个“男人之梦”。事实上，樱庭在小说中暗示了“父亲”少年时与寄养家的年长已婚女性的通奸，所以，后来他收留的“养女”其实就是自己的女儿。
仓桥的那部作品，在最后表明，这是一个编造周密的虚构故事。“母亲的恋人”并不存在，少女与生父一直保持乱伦的关系。作为“父亲的创造品”，女儿终将爱上父亲，即“预言的自我实现”，在这一点上，仓桥的小说依循了“皮格马利翁小说”的惯例。但这部小说的复杂巧妙之处在于，“被创造者”主动地去爱“创造者”，因为那是终极的自恋。这么看来，自恋色彩浓厚得令人生腻的仓桥的文体，也可以解读为自我意识过剩的自体中毒症状。作为诱惑者的女儿，甚至把对父亲的爱用来当作自恋的资源。
“父亲的女儿”，不单单是从属者，也是“诱惑者的权力”的拥有者，她知晓女儿对父亲的特权，彻底地利用，伺机将权力关系颠覆过来。
“父亲的女儿”与“恋父情结”并非同义词。如果父亲是完美的恋人，女儿会愿意和父亲一起停留在甜蜜而自闭的小宇宙之中吧。这时，父亲和“父亲的女儿”同为共犯。可是，那样的世界，只存在于故事之中。
在现实中，大多数父亲是不完全的男人，他们的支配欲、自我中心、权力欲和卑贱，也会显露在女儿面前。屈服于“女儿的诱惑”，这本身就是他们的卑贱的最大证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肉欲，将离自己最近、最不能抵抗的女儿作为发泄低劣性欲的道具，并为了掩盖而无耻地涂抹谎言。所以，从父亲屈服于自己的“诱惑”的那一刻开始，女儿就拥有了蔑视父亲的充分理由。这时，父亲仅仅只是一个侵犯者。
美术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Phalle）写到，“12岁那年，父亲把我当作情人。”
这句话出现在她60岁以后写的自传里。在那之前，对于她经历的来自父亲的性侵犯，在她的影像作品《爹爹》（Daddy）一片中，只是隐晦地提及，让人隐约地有些察觉，但她一直没有明确地公开这个事实。将事实作为事实来承认，需要五十年的漫长岁月。由于生父的性接近，她陷入混乱，感到愤怒，内心郁结着难以遏制的攻击冲动，被送去看精神科医生。
妮基写到：
爹爹，你本为上帝，为何跪在我的面前？你在做什么呢？
“跪下！爹爹。求求你，说呀，求求你，朝东，朝西，跪下！”
爹爹，我曾经多么爱你，爹爹，跪在我面前蒙着眼罩的你。
猥亵、卑鄙、肮脏的爹爹！〔スぺース·ニキ编，1980：30〕
12岁的少女，为突然被赋予的“诱惑者的权力”而不知所措。同时，知道了自己是父亲的性爱对象，也就等于被致命地告知：自己不是父亲，自己决不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自己只能成为母亲一样的从属于父亲的所有物。知道了父亲只是个“普通男人”的女儿，把父亲拉下了神坛。
在自传以前的文章里，妮基曾写到，“可是，他是爹爹。谁都可以触摸她，但爹爹不能。”〔スぺース·ニキ编，1980：10〕写下这段话时她还没能承认的事实，在近二十年之后，她终于明确承认了：爹爹“触摸”了她。
因为父亲想侵犯女儿，女儿由此得到了蔑视父亲的理由。通过成为牺牲者，女儿获得立于父亲优势地位的依据。
这种机制也可以反转过来，即：为了侮辱父亲，利用女儿的“诱惑者”的权力。这种不能启口的“女儿的欲望”，有位女性用语言鲜明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她就是写下“我甚至想象被父亲强奸了”一语的饭岛爱子。
饭岛爱子，19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的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70年代的“与‘侵略、歧视’抗争的亚洲妇女会议”的中心成员，她去世后，在加纳实纪代等人的努力之下，出版了她的遗稿集《超越“侵略、歧视”》〔2006〕。收录于此书中的《活着——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半生》一文，赤裸裸地描写了一个“父亲的女儿”如何脱离被父亲根植的厌女症的过程，是一篇让人震惊的文本。
她曾在日记里写到：“潜意识深处的世界。一瞬间的白日梦。那是（中略）父亲被羞辱的情景。多数时候是父亲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的情景。我站在旁边，高声大笑，笑着笑着，腹部有种被搔痒的快感。对！从今以后，不管我干什么，（中略）全世界的人都不能指责我了。因为我让爸爸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了（61年9月4日）。”
约四十年后，她加上了一段：“还有一句话，因为实在太犹豫，到底还是没在那时的日记里写出来。其实，我甚至想象被父亲强奸了，我通过让父亲做最可耻的行为，来向父亲复仇。”〔饭岛，2006：910〕
“裸着身体像狗一样爬着”，这种包含性隐喻的表达，据著者自己的解说，正如我们的想象，的确有性的含义。“女儿站在像狗一样爬着的父亲身边哄笑”，妮基的《爹爹》一片中也反复出现一模一样的场景。
饭岛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妇产科私人医生之家。权力欲很强的父亲，总是对母亲说“所以女人就是不行”，因此，对于她，“女人是种麻烦的东西，是应该被轻蔑的下等存在。”
她写道，“厌恶女性、贬低女性的心理，由父亲塑造，从母亲传给女儿。”〔饭岛，2006：12〕
本应是厌恶父亲批判母亲的女儿，成长以后，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又与结婚对象重演“母亲对父亲的关系”。
她回顾道，“本来，驱使我的原动力，是从自己受到的性别歧视、性别压抑（中略）中逃离出来，可那其实是一种忌讳女人、与男人同化的欲求，（中略）自己心中的欠缺感，化为憎恨，化为迷途的上进心，也化为对同性的轻蔑，并让我投入性行为。”〔饭岛，2006：20〕
这种对父亲的反叛和侮辱，在有自伤倾向的“援交少女”即十多岁的卖淫少女身上也能看到。她们将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嫖客视为“父亲的代理人”，把自己的身体供奉给这些男人的低劣卑贱的性欲，将属于父亲而父亲又绝不能玷污的“女儿的身体”像扔进臭水沟一般让男人们随意玷污，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实现向父亲的复仇，当然，她们的复仇只能用自伤自罚的方式，这正是作为绝对弱者的女儿们选择可能性的狭小之处。
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早已指出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机制称为“自我身份确认的否定性形成”。他注意到，在青春期少女的“自我身份认同扩散综合症”中，可以看到她们的带着绝望感的尝试，有的少女走向卖淫，通过越轨行为来惩罚“什么也不是的自己”，从而确认“还是点儿什么的自己”，他还注意到，这些少女大多出身于牧师、教师类家庭，父亲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在父亲面前弱小无力的她们，通过自伤自罚向父亲复仇。
我们可以发现，埃里克森指出的事实，与清水千奈美在《不能告诉父亲的事》〔1997，2000〕一书中揭示的现象很相符。清水从她的信息提供者的报告中发现，在思春期由于父亲的性接近而留下不快记忆的女儿中，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比例尤其显著公务员的职业，既带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同时又是谨小慎微而伪善的。他们对女儿的性接近，也是因为除女儿外没有其他可以接近的对象。这么看来，在樱庭一树的小说《我的男人》中，主人公父亲的职业为“海上保安厅职员”，也深具意味。
“父亲的女儿”，会重复生产父权制下的“父亲的女儿”。做“父亲的女儿”，意味着甘心忍受自我厌恶和性别压抑。我们必须切断这种恶性循环。
可是，要想从“父亲的女儿”转换为“母亲的女儿”，决非易事。只要母亲依然充当父权制的代理人，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反之，如果母亲想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女儿又会目睹她受到父权社会的产厉制裁。将母女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来思考，是从女性主义开始。我们从中懂得，母女关系绝非顺畅如意。
正如田岛所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要想脱离“父亲的女儿”，应该是拒绝“二者择一”的任何一种选择。为了脱离现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表达家庭成员关系的词汇，都已被写进了厌女症。“母亲”也罢，“女儿”也罢，无非都是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母亲的解放/从母亲的解放”和“女儿的解放/从女儿的解放”，互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