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君，我跟你说，不管活到多大年纪，这个世界还是只有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是一条藤上的瓜，分不开的，还是一起过最好。”男人们的这种嗡嗡声，老是响在我耳边，挥也挥不去。
“一起过最好，只是对你们男人而言吧。”我本想当场回敬过去，但总没能说出来，暧昧地微笑着的脸，肌肉渐渐僵硬。我原想告诉他们，“女人早就开始建构无需男人的女人世界了，只不过在你的视界中成了死角，你没看见而已。”但又嫌说起来麻烦，便沉默了。
当酒井顺子登场的时候，我曾发出感慨：不去在意男人视线的女性写手终于出现了，这种“不去在意男人视线的世界”，指的是在男人主宰的媒体里的女人世界。这种女人世界，可以称为女人的治外法权区域、自治区，也可以叫做女人的指定集中居留地、隔离岛、租界，等等，叫法敬随尊便。
也可以说，酒井体现的是一种“女校文化”，当今世界是“男女同校文化”，不，更准确地说，是“男校文化”和附属于男校的“异性恋文化”的世界。对于男人，女校文化是永远的谜，是从未踏入的处女地。
男人视界之外的处女地、未知的新大陆……。与从前的“新大陆”一样，“未知”的只是欧洲人，对于当地人，既不是什么“谜”，也没有什么可“发现”、女校亦然。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世界。
男人知道的，只是男人世界和与男人在一起时的女人，理所当然，没有男人、只有女人时的女人的举止，男人们是不知道的。在女人聚集之处，只要有一个男人登场，女人的举止顿时不同，所以，男人终究无从知道只有女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可是，女人是知道的。女人在有男人时如何举止、在只有女人时又如何举止，其间的落差，女人知道，如果一个女人无意识地跨越了这种落差，对她的“天真无邪”的媚态，其他女人不能原谅；而在懂得这种落差的“默契共识”（tacit knowledge）的同道之间，对于能够有意识地操纵这种落差的人，或是赞赏，或是奚落。
将女人世界的“默契共识”泄密给异性，几乎等于背叛、犯规。
酒井顺子自登场伊始，便一直在写“属于女人、来自女人、为了女人”的文章，她毕业于以培养良家女子而闻名的立教女学院。这位早熟的写手，在大学期间便已用“玛格丽特酒井”的笔名在杂志Olive发表随笔。作为写手，从最初开始，她头脑中就只有女性读者，也获得了女性读者的支持。
现在，酒井在男人主宰的媒体《周刊现代》上写连载专栏，可在那里，她依然完全以女校文化的面孔出现。在我看来，她过于不设防，但那也许是有意为之。她的（看似）毫不在乎男性读者的写法，使她的专栏在男性媒体中具有附加的商品价值。我无法预测，女校文化在男性媒体中的“鲜度”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到底能够保持多久。或许，在失去“鲜度”之前，她会改为迎合男人视线的文体。迎合男性口味视线的女写手不计其数，我很有兴趣地观望，在酒井变为其中一员之前，现在这种在男人媒体中走钢丝的危险平衡状态，她能持续多久，不过，对酒井来说，即使被男人媒体晾起冷落，也是不痛不痒的吧，她只要撤回到女校文化中便可。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女校文化已经具有足够成熟的市场规模。
女校文化在男人媒体中堂而皇之登场，当然是因为作为媒体受众的女性群体的存在感的提升。更露骨地说，是因为女性作为媒体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提高。今天，大多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就无法生存。同时，这也是以前被视为“纯男性媒体”向“男女同校”方向发展的结果。
酒井顺子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少子》〔2000〕一书。
她说，女人不生孩子是因为分娩很痛。看到这位三十多岁的女人的真心话，我不由得心想：哎唷，说这种话是犯规的呀。她这么说，其实是一种掩饰韬晦吧。说“因为怕痛所以讨厌生孩子”，是为了让人摇头“女人的理由就这么无聊”。她的真正的真心话，应该是“不需要也不想要孩子”，而这才是真正的“禁忌”。因为，不想要孩子的女人，一直被视为没有做女人的资格。在报纸的随笔和投稿栏里，应有的话语是，“无论怎样的阵痛，一看到孩子的脸庞，顿时烟消云散。”讨厌孩子的女人，是丧失了母性的缺陷品，一旦做了母亲，想法自然会变——应该如此。
关于生孩子的事，我从年轻母亲那里听到坦率的真心话，大约是从“陈美龄争论”的时候开始。“没法喜欢上自己的孩子。”“婴儿好臭，讨厌。”“大便就是臭，自己孩子的大便照样臭。”出现这种话语，不是因为母亲们发生了突然变异，而是她们终于把以前埋在心中不能说出口的话吐露出来了。只有当她们放心，说出“讨厌孩子”之类的话，对一个女人也不是致命伤，她们才能将虐待孩子的自己表达出来，并接受那个自己。
后来，酒井的《败犬的远吠》〔2003〕成了畅销书。“没丈夫、没孩子、年过三十，又怎么了？”酒井的这种姿态，从《少子》时候开始，丝毫未变，不过，也许是她从前一本书学乖了，不再自我肯定，而是自称“败犬”，摆出自我怜悯的姿态。此书成为畅销书后，没有料到的一个结果是，出现了预期之外的读者。对她的“败犬论”，如果读者依然限于迄今为止的女校文化圈中，大家心领神会便了事，但当“败犬论”被带进AERA这种“男女同校”的媒体后，却引发了充满误解的“败犬争论”。“败犬”一点儿也没败，那是明明白白的。酒井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胜败，拘泥于胜败的，是“男女同校”的媒体。
送女儿进女校的家长，大多是希望把女儿培养得“有女人味儿”吧。可是，经验证明，这是天大的误会。与女校生相比，男女同校女生的异性恋性别身份的认同确立更早。比如，让男生当学生会会长、自己甘居副会长等等，而女校学生反倒有很多机会自由地发挥统率才干，在没有男生来领头的女人世界里，力气活儿也好，统率角色也好，都得女人自已干。我在女子短期大学教了十年书，看到在和其他大学的共同野餐郊游时，男女同校的女生们娇滴滴地把砍柴取水的力气活儿推给男生们做，被女校学生事后嘲笑。不过，女校生们并非不知如何在异性恋制度之下利用自己的性别资源，她们不过只是看到其他女生在自己眼前表演得太露骨而败了兴而已，她们明白男女同校文化与女校文化的“规则”差异，把对两者间落差的操纵调节视为一种生存技能。作为女子短期大学的教员，因为与学生性别相同，当时年龄也接近，学生们在我面前不用设防，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对她们进行近距离观察，看她们如何生存于两种文化的落差之间。
在战后GHQ〔驻日盟军总司令——译者〕的教育改革之后，日本各地还长期保留了公立的男女分校，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政府的“男女共同参与”政策的推动之下，许多学校受时流影响，开始了男女同校的改革，在这个潮流中，F县的名门公立女子高中，也决定改为男女同校。这个千载一遇百年一度的变革，不拿来做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实在可惜。我煽动班里一位来自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结果，她交来一份让我眼前一亮的毕业论文。我推荐她向杂志投稿，论文被登载出来了，就是白井裕子的《男生的出现带给女生外观的变化》〔2006〕一文，白井本人大学毕业后做了新闻记者。
白井是这所女子高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她妹妹则是该校男女同校后的在校生。她的研究的精彩之处，是避开了去问卷调查当事人的意识变化，而是彻底地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以第三者也能客观判断的“外观”为指标来展开调查和分析。
在她念高中的时候，女生们的惯例是，去上学时穿校服的裙子，到学校后换为运动服的裤子。这不是学校的强制，是学生们自己的选择。裙子，是最易懂也最顽固的女性符号，男人没有穿裙子的选择，但女人既可以穿裙子也可以穿裤子，这意味着，女人穿裙子就是在选择“扮女装”。白井以经验数据证明，在男女同校改革的前后，这一惯例发生了急剧变化，男女同校后的女生们，无论上学途中还是在校园内，一直都“扮女装”。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说，“女人味儿”是一种“展演（performative）”，那么可以说，女人是通过持续地“扮女装”而“成为女人”的。男女同校的女生们，是在用女装符号来实践将自己与男生们区别开来的差异化。
白井的研究，虽然单纯，但着眼点很好，出示不容置疑的实证数据，极具说服力。她还从其他数据发现了，在男女生共处的场面，女生倾向于退居辅助位置，节制、客气、为他人着想……，所谓的“女性美德”！
从已有经验可知，一般来说，名门女校“共学化”之后，入学者的成绩数值呈下降倾向。因为成绩好的女生流向名门的男女同校，来填补这个空缺的男生，把男女同校后的原名门女校当作较名门男校次一等的选择。所以，对名门女校来说，共学化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选择。而且，女校文化的环境本来能够自然地培养女生的积极性和领袖才干，这一长处也因共学化而丧失，名门女校在共学化的选择面前显出犹豫之色，是有道理的。
可是，女校并非社会的真空地带。女生们知道，只要迈出学校一步，四周全被“男女同校文化”包围。所以，她们放学时要把运动服换为校服的裙子，不仅如此，对女校内部，我们也不能幻想为一个充满少女们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的纯净花园。在那里面，展开着围绕“女人味儿”的霸权争斗。女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不同于男人同性社会，更加扭曲。
当中村乌萨吉登场的时候，我的感慨和看到酒井顺子登场时一样，她们都是完全以女校文化的面孔出现在男人主宰的媒体中。
中村原为轻小说作家，是一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原理支配的世界里存活下来的写手，这样的她，以“购物女王”的姿态在媒体登场。
她的行为，如购物依赖症、迷恋男招待、丰胸、整容……表现出一种过度的“女人味儿”。这种女人味儿，男人们也很容易懂，可以说是面向异性的宣扬。她通过对那种女人味儿的极端追求来把自己商品化。她向媒体晒出整容前后的照片，表现出一种自虐性的显示欲。中村将女人的“痛”商品化，在这一点上，与林真理子将女人的“嫉妒”商品化，有相似之处（参见第十四章），可是，她们两人又是不同的：林真理子是“想讨人喜欢、想被爱、想结婚”，其诉求面向异性，十分易懂；但中村不一样，此人只在意女人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由我看来，她体现的是与酒井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女校文化。
她们三人的不同或许与年龄有关。林真理子生于1954年，中村1958年，而酒井则是1966年，可以说，男校文化和男人社会对女人的支配力度，随年代下降而逐渐减弱。
中村也是女校出身。女校文化有双重标准。“被男人接受”的价值和“被女人接受”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男人世界里，价值标准是一元的，“让男人倾倒”的男人，女人也会倾倒。金钱和权力，是衡量男人价值的最明快易懂的尺度。男人喜欢钱与权，女人喜欢有钱有权的男人，那个堀江贵文豪言“女人跟着钱来”，诚哉斯言。（自己被女人喜欢，不是因为本人而是因为钱，监狱中的堀江，现在会带着悔意再度确认这个事实吗？）
在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之下，男人眼中的好女人不同于女人眼中的好女人，便是理所当然的。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女人自己无法控制，所以男人眼中的好女人，成为女人间羡慕怨叹的对象。而女人眼中的好女人，则不但与男人的视线有偏差，甚至隐含着“不受男人喜欢”的让女人安心的恶意评价。
我感觉到这一点，是在看到女笑星山田邦子登场的时候。迄今为止的“常识”是，“女人不能干笑星这一行；因为女人不能自己嘲笑自己”，或者“女人如果把自己当笑料，只是让人看着‘痛’，”可是，山田登场了，她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我后来知道，山田出身于女校，在校期间便一直热衷于在同学中逗笑，她的这份履历让我理解了她能成为笑星的理由，山田长相滑稽，身材偏胖，绝非讨男人喜欢的类型，于是，她便干干脆脆地把自己隔离在女人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粉丝们一同建立起一个逗笑与被笑的世界。
可是，女人赋予女人的价值，与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相比，位居次等。酒井把没结婚的女人称为“败犬”，背后便有这种意识。即，女人有两种价值，一种是靠自己挣来的，另一种是被他人（=男人）赋予的，后者的价值高于前者，所以，没结婚的女人被称为“败犬”，因为，结婚是女人被男人选上的登记证。
关于在女校文化中的幸存秘诀，中村表达为“披上山姥的假皮”。
“山姥的假皮”，是民间故事中为避灾免祸让美女化为老妪的一种变身道具。
我们假设，在一个女校的班上，如果有位相貌身材如藤原纪香一般出类拔萃的女生，“女性分数”极高，那么，当然，她会成为班上女生羡慕嫉妒的对象，同时也会被众人嘲讽欺负吧，在女人的世界里，纪香（那样的女生）如果平安无事地幸存了下来，其理由应该是，她既拥有迷人的美貌和身材，同时又能扮演让人恨不起来的笨拙滑稽的天然呆的角色。
比如，和同学之间可能会有这样的对话。
“纪香，好羡慕你啊，将来你会当上模特儿吧，还能跟超级有钱人结婚呢。”
“说什么呀，我怎么可能！就在前几天，我在车站的立食荞面店里站着呼呼地大吃面条的时候，被班主任老师撞见了。你知道吗？那家伙的皮包里装着漫画周刊《少年Jump》呢。我跟他做了个交易，不公开宣扬。”
所谓“披上山姥的假皮”，就是能跟同学有这种对话，能把自己当作笑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无法在女校文化中生存下去。女校文化的“默契共识”中，隐含着这种“规则”。本来，这是不能泄漏给外面世界的。
“学业分数”与“女性分数”，常常不一致。不仅如此，在对学校文化的研究中还发现，这两种分数之间存在着“分裂相生”的关系。“女性分数”高的女生，周围原本没有期待她的学业，因为她已经拥有生存下去的“替代资源”。西蒙娜·波伏娃自述，她从小就被父母拿去与漂亮的妹妹相比，一直被教导，“像你这么难看的女孩，不好好学习还能怎么办？”学业分数被期待为对“女性资源”匮乏的弥补。反之，学业分数低的少女，则试图以“女性分数”的“替代资源”来立于学业优秀的女生之上。对成绩好的女生，她们嘲笑其“女性资源”的贫乏，挖苦她们是“丑女”、“不懂男人”，同时她们自己积极地向时装化妆品等“女性资源”投资，不过，“女性分数”不是靠自己挣来的，归根到底是被男人选择（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男人赋予的价值，所以，思春期的少女们走向性早熟的行为，越出学校文化的规范。由此，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貌似反抗学校文化的早熟少女，却成为男人社会里始乱终弃的性的客体。
除上述两种“分数”以外，女校文化中还有另一种“被女人接受的分数”。这种分数与以上两类又不相同。有的女生因为有股凛然的“男子气”而成为全班英雄，有的女生很会逗笑而招众人喜欢。可是，她们总有一天要毕业。离开女校之后，当年女校文化中的“英雄”，会因不知在异性恋制度之下该如何举止而经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然后，她们会痛切地懂得，被女人喜欢的女人，决不能得到男人的喜欢。
“山姥假皮”就是“让女人接受”的变身道具，因为女人绝不宽恕被男人喜欢的女人（无论她本人是自觉或不自觉）。
学业分数、女性分数、被女人接受的分数，三者的关系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这数种尺度分离隔断了。正因为如此，女人不会去建立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可用一元价值尺度测量的同性社会性的世界，也建立不起来。
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在《家庭的痕迹》〔2006〕一书中有对酒井顺子的《败犬的远吠》的评论。他“诊断”到，酒井将结婚（=被男人选上）这种男人的价值观置于最上位，表明“败犬”终归为一种羡慕男人（弗洛伊德的用语即“羡慕阳具”）的症候。
我在对斋藤那本书的书评里反驳了他，“败犬”一词，显然是一种自嘲。在同龄人口中，“雄败犬”比“雌败犬”数量更多，但他们却保持沉默和不在场，不来参与这个“败犬争论”。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才是把结婚这个男人的价值观内在化了，因此，他们才是真正的“败犬症候”。因为，通过结婚选一个女人，将一个女人占为己有，是男性世界中“男人气”的证明，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以《想煽“丸山真男”的耳光——三十一岁、无业、愿望：战争》〔2007〕的言论一跃有名的赤木智弘，这位“雄败犬”的希望，与上一代男人的极为保守的价值观一个样，只要“有职业有妻室”便能满足。在我看来，男人同性社会性欲望的价值观，在年轻一代中并未消减。
若能自嘲，“败犬”之称便成为一种“笑料”；不能自嘲，“败犬”就成为一个“问题”。笑料让人发笑，问题让人笑不起来。不但笑不起来，还很“痛”。
没有人比中村更把自己称为“痛的女人”。不过，真的如她所言吗？
购物狂、迷恋男招待、整容手术、甚至当应召女郎，这些为确认“女性分数”的让人抹泪的努力，在她身上成为一种商品化的表演。在我看来，她的表演与有意过度表演女人味儿的“变装皇后（Drag Queen）”十分相似。她一边在异性恋的制度下表演着对“女性分数”的追求，可实际上，她在意的完全只是女性读者的视线。
“变装皇后”，是一种男同性恋的女装策略，他们表演过度的引入发笑的女人味儿，使性别的虚构性成为笑料。中村亦如此。她通过过度追求“女性分数”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角色。通过这种表演，她彻底地揭露了“女人”性别的虚构性，顺便，也彻底地嘲弄了对这种虚构如自动机器一般发情的男人的欲望。
当有人奉承“你真漂亮”，中村回答，“对，因为整过容。”听她这么说，一般人都会后退三分。她说，把自己的脸折腾个遍，最终明白的是，不需对自己的脸负责了。她的结论实为卓见。相貌的美丑不属于自己、女人的性别由女装建构而成，中村与“变装皇后”一样，用自己的表演把这个现实展示出来。这不是“笑料”又是什么呢？
周刊杂志《新潮45》这种男人媒体，给了中村一个指定席位，这不过是意味着，让男人可以从场外自由地窥视她的女校文化表演。可是，中村的表演真正要传达的是：我其实一点儿也没把你们放在眼里，那么，真正“痛”的，到底是哪一方呢？
女校文化在媒体世界的深处静静地拓展着领土疆域。三四十岁还自称“女子”的女人们、无需男人的“腐女”文化……曾为男人视野死角的这片黑暗大陆，当有一天，像那幻想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猛然浮出水面，显露于男人视野之中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