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女性的厌女症，“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被杀事件”是不能绕过的。
1997年3月19日，在东京都涩谷区圆山町一栋陈旧简陋的木结构灰泥公寓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发现了一具被扼死的女尸。死者生前为当街揽客的街娼。街娼，性工作中最底层最廉价也最危险的一种。据传，到最后，她卖身一次只要两千日元。这种女人葬身于犯罪多发的大都市中的一个角落，本来不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可是，当人们知道那个街娼的真实身份后，事件一变而为丑闻，死者毕业于庆应大学，任职于东京电力公司，并在公司里担任管理职位，也就是说，她白天是一流公司职员，晚上去涩谷当街卖娼，随着死者的双重生活被揭秘，周刊杂志、电视娱乐频道等大众媒体为之沸腾。后来，写出纪实报告《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佐野（真），2003a〕一书的纪实作家佐野真一，称这一现象为“媒体发情”。媒体对被害女性个人隐私的大肆暴露，无异于对死者的再度凌辱，最后，在死者家属悲痛的请求下，这场“发情”才终于收场。
铺天盖地的媒体攻势停息了，但“东电女职员事件”依然让人牵挂，不少识者和女性对这个事件保持了持久而深入的关注。上文提到的佐野，为此写出纪实报告《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该书出版后，在女性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之强烈，令著者大为吃惊，他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信中内容多为痛切地表达“这个事件不是与己无关的事”。这些来信成为契机，佐野又写了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二部书《东电女职员症候群》〔2003b〕。另外，有多位识者对这个事件发表过见解，就我目力所及，如：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精神科医生斋藤学、香山里佳及斋藤环、心理咨询师信田佐与子等。作家桐野夏生，则以事件为原型写出包括上下两卷的长篇小说《异常》〔2006〕。中村乌萨吉在她的《“我”之病》〔2006〕一书中，为此用去整整一章的篇幅。这个事件中包含的诸种因素，抓住了许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心，引发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澜。
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说，她听到一位女性编辑声嘶力竭地大叫，“东电女职员就是我！”很多女性被这个事件触动，心情复杂，无法平静，难以言表，她们视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这些女性从事件中感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来解一下这个谜。迄今为止的各种解释，都有让我赞同之处，但也都有让我感觉不对的地方。我一直就想把自己的“异样感”的理由找出来。
佐野真一的《东电女职员被杀事件》一书，主要内容如书名所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东电女职员卖娼事件，另一部分是杀人事件。该书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领女性走向卖娼的心理动机，进入后半部分后，焦点转换为追踪杀人嫌疑犯尼泊尔男性的背景和事件的审判过程，因此，如果因关注东电女职员卖娼事件而打开这本书，会感觉期待落空。或许是为了弥补这一点，该书最后一章为佐野对斋藤学的采访，他请精神科医生来解释东电女职员之谜。从这份采访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佐野在坦陈自己对女人一窍不通，该书的续篇《东电女职员症候群》，主要介绍前作出版后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佐野实际采访过其中几位，但他的感慨仅止于“有那么多女性对东电女职员表示同情”的惊讶，这位男作家没有更深入一步去探寻她们的内心世界。
起初看到佐野的书出版时，我就对由男性纪实作家来调查这个事件颇感怀疑；书读了以后，谜不但没被解开，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本是一位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他的这本书，结果成了对冤案事件的追究。
顺便说一句，佐野在书中称被害女职员为“OL”，这是不确切的。OL，为日式英语office lady的略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用来取代原有的BG（business girl）一词，“BG”因含“女人的生意”即“夜里的工作”之意而被人们逐渐回避，当时，无论是BG，还是OL，在公司里都处于男职员的辅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复印等杂务（70年代尚无复印机！），不管年龄多大，都被当作“女孩子”。
被害人A子，1980年大学毕业，是东京电力公司录用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职员。佐野称她为“精英OL”，可“精英”与“OL”的组合本身是自我矛盾的。她死时39岁，年薪应该超过了一千万日元。这样的女性职员，绝不能说是普通的“OL”。
政府开始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是在1985年，A子进公司时，虽然这个法案尚未出台，但部分大公司已经开始试验性地录用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女生为管理职位候选人，A子的父亲，亦供职于东京电力公司，为该公司的精英职员，本应顺利地往上晋升，却在A子大学二年级时患急病去世，年仅稍过五十，对父亲怀有敬意的女儿，在父亲生前的公司就了职，我们可以猜想，其中或许有亡父部下出于私情的暗中相助。A子的父亲毕业于东京大学，母亲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家住杉并区的一栋小洋楼，这是一个富裕的高学历中产家庭。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大学毕业后当上公司职员。父亲去世以后，家中虽然只有三个女人，但没有任何经济困难。
毕业于一流大学、供职在一流公司的高学历女性，没有任何经济困境的迹象，却主动选择街这种最底层的“女人的工作”，而且地点是在圆山町。据周围人的证言，她以两万至五千日元不等的低廉价格接客，把每笔收入一丝不苟地记在记事本上，常在方便店买关东煮和罐装啤酒充饥，过得很吝啬。
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对一些人是谜，对另一些人则不是谜。后者就是在心中大叫“东电女职员就是我”的那些人，或许，应该说，她们心中有一个同样的“谜”。
下面，让我们依据佐野的纪实报告，再稍稍详细地追溯一下“东电女职员”的背景，
A子在20岁左右时患过厌食症，39岁死去时，枯瘦如柴。当她站在圆山町的街边时，总是戴假发、化浓妆、穿大衣，有男客甚至因为她脱衣后的裸体过于皮包骨头而被吓跑。
大学二年级时，一家顶梁柱的父亲去世，身为长女责任感极强的她，一心想着要由自己来支撑这个家。她进了与父亲同一个公司，向周围发誓，“一定好好工作，绝不玷污父亲的名声。”长女、被寄予期待、考入一流大学的她，正是一个“父亲的女儿”。
作为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初期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她和男职员一样努力工作，毫不逊色。她投到一家财经专业杂志的论文，被刊载并获奖，作为经济学学者也开始崭露头角。可是，在她之前，办公室的女性只有一般事务员即所谓的OL。作为女性，她不能被特殊对待，照样要给男职员端茶。据说，轮到她值班端茶的时候，茶杯常被打碎。因为她洗茶杯不是一个一个地洗，而是在水桶装满水，把茶杯全部丢进去，然后使劲地摇水桶。结果，杯子被摇出桶外，打碎了不少。从这个洗茶杯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她内心的极不情愿，感觉到她的不满，“明明不是该我做的事！”
作为管理职位候选人被录用的女职员们，初进公司时，因引人瞩目而被大肆宣传，可有许多报告表明，当时工作现场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们而苦恼。“平等法”实施后的第一代女职员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证言。工作现场的困惑是，对这些管理职位候选人，是应该把她们与迄今为止的“女孩子”同样对待呢，还是应该视为“异形的男职员”？事实上，许多管理职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既要作出与男职员同等的业绩，又不能忘记如女性事务员一般的细心体贴。”由于她们的录用条件和工资与男职员完全同等，所以举止投足都被过度注目，周围的期待带来很大压力。同时，她们还得和其他一般事务女职员处好关系。
比如，有的公司有个惯例，女职员轮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办公室的桌子都擦干净。那么，管理职位的女职员是否也应加入轮班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让加入，她会在女职员中显得孤立；如果让加入，本人又可能会有不满。总之，在尚未适应女性管理职位的旧式办公室里，她们是需要小心翼翼地特殊对待的“易碎品”。同时，由于她们分散在各个部门，在所属部门是绝对少数，显得相当孤立。有证言说A子在办公室里很孤立，这未必仅仅是由于她个人性格的特殊，在这个时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录用为管理职位的女性，由于太大的压力和不恰当的待遇而幻灭，最后丢掉优厚待遇辞职而去的事例不胜枚举。她们担心自己成为让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担男人的责任和女人的负担，结果是“再也干不下去了！”
1988年，A子30岁，被调往属于东电系列的一家调查公司。她调任的那家公司，与同期男职员的工作部门相比，差了一个等级，这显示出公司对她的评价，那时，她已被上司认作“难用的职员”。在调去的公司里，来自大企业客户的职员，通常是被当作客人来对待。她在这里也被视为难用的“易碎品”。据说，由于追求完美一丝不苟的性格，她会不客气地指出上司及同事的报告书的错误，因此遭众人讨厌。
在分公司工作三年后，她又回到东电公司，1993年，就任“经济调查室”副室长，成为管理人员，与A子同期进东电的女性管理职位候选人，一共有九位，到那时，尚未辞职的、当上管理职位的，除A子以外，一个也没有。A子进公司后，最初被分配到的部门，就是“计划部调查科”。将女性安排到“调查部门”，表明了大企业对女性管理职位的态度，即，女性终究只是后勤人员。与被派往现场部门的男职员不同，公司给她们准备了面向女性的指定席位。
根据佐野的报告，A子开始“夜里的工作”，是在调回公司半年左右之后。她先当俱乐部的女招待，然后在涩谷做娼妓。起初还接一些“貌似绅士的客人”，她的记事本里有回头客的名单和联络方式。价格为一次两万至三万日元，在当时的涩谷，这是接近一般行情的价格。当高中生进入卖娼行业后，娼妓日益低龄化，那时，穿制服的高中生标价更高。
A子每天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按时下班，去方便店买关东煮充饥后，化浓妆，穿大衣，站在圆山町街头，她给自己订的目标是每天接客四位，接客人数和金额详细记在记事本上，零钞攒满一万日元后，便去换成整票。她很在意金额数字，但并不挥霍浪费。疲累之后，坐电车回杉并区的家。有人看见，她在电车里狼吞虎咽地啃从方便店买来的面包。
“夜里的工作”逐渐侵蚀到白天的工作。她上班时的化妆越来越浓，服装越来越怪异。不知是由于太过辛劳还是厌食症复发，她瘦到病态的程度。她在公司里的孤立越来越深，周围人们也开始感觉到了她的异常。本来，能每天按时下班，这本身就意味着她在公司没有自己的位置。三十多岁，正是工作上轨道的年龄，若是男人，应当正值在公司努力工作竞争成功的时期。
39岁，正是“作为女人的消费期限”快要过期的年龄。她在这个时候遇害，仿佛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其实，即使她不被杀，在不少人眼中，她的那种生活也等于慢性自杀。
A子尸体被发现的圆山町的那个破旧公寓，成了女职员们的“圣地”。在那之后好几年里，那里的鲜花不曾断过。
佐野在解释东电女职员的卖娼行为时，用的关键概念是“堕落”。可是，用“沦落的女人”来称呼走上卖娼之路的女人，实在过于陈腐。佐野说她“身败名裂”“沦落陋巷”，可事实上，她并未因生活困窘而落入社会最底层，她既未因双重生活的丑闻曝光而受到社会制裁，也没因此而失去职业。即便被公司知道了，只要不是触及法律的行为，公司也不能把她解雇。尤其像她那种“个体经营”的娼妓，并未加入有组织的营业，只要一口咬定是“自由恋爱”，最终总能逃脱。
佐野用“堕落”一词，是基于一种长久以来的旧式思维即，女人出卖自己的性是有悖人伦的行为，同时，“堕落”一词还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
丢掉东电女职员的假面变身而为“夜鹰”〔指娼妓——译者〕的A子，让我想起坂口安吾在《堕落论》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在正确地堕落的道路上彻底地堕落。……必须堕落到底，从而发现自己，拯救自己，”我竟有些感动了。（中略）她的堕落之路太笔直太专一，那种怪物般的纯粹，甚至闪烁着神圣的光彩，我的心为之难以形容地颤抖起来。〔佐野（真），2003a：321〕
佐野在这里竟然用起“夜鹰”一词，很是意外，因为这个词相当陈旧，有种时代错误之感。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称她为“堕落圣女”的佐野的心态。在他的那种精神构造中，不但有种陈腐的20世纪式的通过性来寻求救济和解脱的浪漫主义情怀，还有种男人对“抹大拉的玛利亚（Mary Magdalene）”的向往憧憬。所谓“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指为让男人满足欲望仅收极低报酬的那种娼妓。据说，还有男性杂志将她喻为“遍身疮痂的菩萨”、“黑色玛利亚”，那只能说是男人的自以为是。
速水由纪子指出，一方面，媒体为东电女职员事件“发情”，同时，“男性与女性反应落差如此之大的事件，至今不曾有过。”〔速水，1998：137〕佐野放弃了理解东电女职员“内心深处的黑洞”的尝试（的确，比起陈列充满误会的“解释”，这样更诚实），他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精神科医生斋藤学。斋藤提出了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敬爱父亲也被父亲期待的优秀的长女，成为“父亲的女儿”，大学时代失去父亲的长女，与父亲同化，意欲代替父亲承担家长的责任。她的自负，让她对本应为庇护者的无能的母亲投以轻蔑的目光。于是，母亲渐渐疏远傲慢的长女，溺爱妹妹，排斥姐姐。在那个家里，长女日渐失去自己的位置。
斋藤分析道，“（A子）因执著而强烈地依恋父亲，意欲代替父亲，做一个男人，（中略）这使她变得憎恶自己的身体，对身体产生一种近似复仇的情绪。”斋藤称之为“自我惩罚愿望”，自我惩罚，同时也就是对母亲的惩罚。“当街卖娼后，还每晚必定回到母亲和妹妹起居的家中，这是凸现母亲的社会性无能的极好方式。”
因此，“她的卖娼行为，可以视为对母亲和妹妹两人联盟的攻击。自己与亡父合为一体，本应是男人联盟，身体却成了障碍。（中略）卖娼的行为，既可以欺负母亲，又能摧残自己的身体。”〔佐野（真），2003b：132―133〕
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容易将一切现象都归因于家庭关系。将所有因素都还原在父亲、母亲、女儿等家庭角色的范畴之中，反而会使性别要素成为盲点（gender blind）。
斋藤将自发的卖娼解释为自我惩罚的自伤行为，这与对卖娼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种解释亦只停留在家庭关系之中，被父亲溺爱期待的女儿，欲求与父亲的同化，但“父亲的女儿”终究只是女儿，不是儿子。当女儿知道自己只能成为“不完整的父亲”时，便转而惩罚妨碍了与父亲同化的女性身体。这时，卖娼是一种“自罚”。相反，被父亲支配、憎恶父亲的女儿，则通过主动“粘污”本应属于父亲的身体来实现对父亲的背叛和报复。这时，卖娼便成为“他罚”。可是，无论自罚还是他罚，女儿都只能通过自伤行为来达成。
“父亲的女儿”，虽然厌恶母亲的无能与依赖，但因为有一个与母亲同样的身体，不可能与母亲彻底分离。女儿懂得，母亲对丈夫的依赖，建立在母亲对自己性欲望的压抑之上。看破母亲隐蔽的欲望的女儿，冒着犯禁的危险，带着嘲讽的意味，去替代实现母亲的欲望，这同时也是对母亲的报复。速水由纪子在对90年代卖娼少女的分析中，就是这样去解读背后潜藏的两代女人的性压抑。
在家庭中处于最弱者地位的女儿，其攻击并不直接指向强者父母亲。弱者的攻击，只是指向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领地。相反，儿子的攻击性，通常表现为更单纯的“他罚”或对他者的伤害，两者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自己身体如同扔进阴水沟一般交给男人的越轨行为（包括卖娼在内），便可被解释为与厌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质的自伤行为。
在对东电女职员的理解中，导入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竞争与嫉妒”的视角的，是作家桐野夏生。她的长篇小说《异常》，有上下两卷，从事件发生四年后的2001年开始，在《周刊文春》上连载，前后长达一年半。对这个“男性与女性反应落差极大”的事件，女作家终于来展开想象力了，这让读者非常期待。
主人公“我”和百合子是一对混血姐妹。小一岁的妹妹百合子，拥有像西洋人一样的“怪物般的美貌”，而姐姐“我”，只有一张平庸的东洋人面孔，这部小说的叙述，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容貌，表明作者很强烈地意识到美丑给女人带来的巨大差异。小说将两人设定为姐妹，这暗示着“我”与百合子互为分身。此外，还有一个登场人物，即姐妹俩女校时代的同学和惠。卖娼的百合子，成为杀人事件的被害人；其后，本为一流公司职员的和惠，也被发现在卖娼，也成为杀人事件的被害人。我们可以看出，和惠是直接以东电女职员为原型。故事的讲述人“我”，一边对比截然相反的百合子与和惠，同时自己也被卷入同样的命运，这使她成为“不可信赖”的讲述人，由此，读者不但能读到“我”的评述，也能交替地读到和惠与百合子的第一人称独白，从而获得对这个事件的富有临场感的多方位把握。
桐野的前著《OUT》，描写几位钟点工主妇杀人分尸的过程，带给人强烈的冲击。可是，这部试图重现东电女职员事件的作品，却很难说是成功。在我看来，用“恶魔般的美貌”这种修辞来形容登场人物的容貌，作为小说就已经失败了，不仅如此，每个登场角色，如同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全按作者给定的初期条件展开行动，完全不出预料。这种写法，应称为寓言，作为小说则魅力大减。所以，虽然确为一部长篇力作，但我却有期待落空之感。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不时可见一些直接的标语口号式的语句，从中传达出作者的本意，或许，这部作品可称为一种“思辨小说”，但假如那样，实在没必要让人去读那么长的故事。
在登场人物中，与东电女职员最相似的，是和惠。
和惠毕业于以成绩优秀而闻名的名牌私立大学，是一流公司的职员。她有如下独白：
我要取胜，取胜。取胜。
要当第一。要被尊敬。
要让每个人都佩服。〔桐野，2006：下263〕
和惠的竞争意识，表现为要争第一的“第一名病”，她特别在意同期进公司的东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女职员。这一点颇具象征性。患“第一名病”的，通常并非真正的第一，而总是第二。意识到自己既非一流亦非三流实为二流的人，内心深处的“第一名病”会更加强烈。和惠视为对手的东京大学毕业的女职员，行为举止得体自然，无懈可击，两人形成鲜明对照。
和惠从女校时代就一直为争第一而奋斗。她的自负，使她对脸蛋漂亮但学业不佳的同学百合子投以轻蔑的目光。可是，作家借讲述人“我”之口断言，“对女孩子来说，外貌能在相当程度上压倒他人。不管怎么聪明怎么有才，那种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对漂亮的女孩子，凭头脑和才能，是绝对赢不了的。”〔桐野，2006：上92〕
本来，在设定为姐妹的“我”与百合子之间，“我”的败北早已注定。有一个美貌的妹妹，姐姐在家里总是被拿来与妹妹相比。在这种姐妹关系中长大，姐姐心中只有强烈的憎恨和嫉妒，讲述人“我”，成为一种“恶意的化身”，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要亲眼看到美貌的最终彻底败北。因为，所谓美貌，就是让男人发情、由男人估价的女人价值的别名。
在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中，我谈到，女人需要具备两种价值，被女人接受的价值和被男人接受的价值，而这二者不能两立。同时，在第九章《母亲与女儿的厌女症》中，我又说到，尽管不能两立，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女人的两种价值——自己挣来的和被他人（=男人）赋予的——都是必需，仅有一种是不够的。在《异常》中，“我”和百合子升入私立名门女校，小说描写了姐妹俩在这个封闭空间里与同学之间展开的令人窒息的嫉妒和争执，和惠则作为那个集团中的一位选手登场。在名门女校，女人的两种价值，看似能实现却又不尽然，这个场所的设定十分微妙。
百合子与和惠，都是从外部升入这所名校的学生。进到一所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良家女校的外部生，不可能不对内部生抱有羡慕和怨叹。女人脱离出身阶级的办法有两个，美貌或学业。可是，即使拥有压倒他人的美貌为武器，依然无法跨越阶级的隔垣。“名流富人之妻”，是因为本来就出身于名流富人之家才成为“名流富人之妻”的。只拥有美貌资源的女人，表面看来是在利用男人（百合子从高中开始就以美貌为武器与男性朋友们一起设美人计行骗），可最终，只是被男人们彻底蹂躏，然后死掉。
另外一个武器“学业”，又如何呢？学业能决定在集团中的序列名次，只是在女校这种牧歌般的封闭空间之内，一旦走出这个女人集团一步，男人的视线便如物体的重力一般，无所不在，弥漫于整个空间。
成绩好便能上好学校，上了好学校就意味着社会性成功——这条道路只对男人有效。小说中的和惠，靠学历和父亲的人脉进了一流企业，可是，等在她前面的，是为女人准备的二流之路。在“女人专用”的指定席位上，和惠彻底地体会到作为一个职业人在事业上的挫折感；使她更受打击的，是被人侮辱“作为女人更没价值”。过着“与中年男人并无两样”的生活的她，内心比中年男人更悲惨可怜。小说中写道，她想在繁华的银座大街中心高喊：
谁来招呼我。约我。求求你们，跟我说句温柔的话。
说，说我漂亮，说我可爱。
低声地说，去喝杯咖啡吧。
约我，下次两人单独见一面吧。〔桐野，2006：下275〕
和惠的独白，我引用了两处。该书下卷的正文里用黑体字印刷的，也只有这两个地方。这种表达，包括文字和用黑体字强调的方式，实在过于直白，让人只想把脸扭开。
还有一处黑体字的地方是这样的：
“我要赢。要赢。要赢。要得第一。”
“要被人称赞是个好女人，被人说能认识那个女人真荣幸。”〔桐野，2006：下277―278〕
众多论者用种种话语来谈论现代女性的割裂状态，一言尽之，就是上面两种欲望，“平等法”之后的女人，必须取得作为个人的成功和作为女人的成功，若没将两者都实现，决不能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成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