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告诉我的日本朋友们我将翻译上野千鹤子的书时，他们的反应之相似，令我吃惊，“你要翻译上野？！太棒了！”朋友们职业年龄性别各异，但没有一个人问“上野是谁”。的确，在日本战后近七十年来，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女性学者，无疑，是上野千鹤子——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日本女性学领军人物。
1948年，上野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1967年进入京都大学哲学科。大学时代，正值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上野没有例外，加入了京都大学学生组织“京大全共斗”，上街游行，向警察扔石头，在校园里的“战斗堡垒”中度过了二十岁的成人节。学生运动的体验，决定了此后上野一生的方向——成为一名以女性视角观察思考社会的学者。
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那场学生运动，男性与女性的记忆方式有差异。男性也许多为追怀青春岁月的激情与败北，而上野则常常回想到，“在运动中，男生向警察扔石头，女生体力不够，石头扔不远，只能在后方当搬运，作为‘二等战斗力’的女生，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给男生们提供慰藉，包括性服务”。那些男生，那些满怀理想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精英学子，女生们以为自己是他们的“同志”，却只被当作“女人”。日本七十年代的女性运动，就是左翼学潮中的女生们从对“本应是志同道合”的男生们的失望与反叛开始出发的。
从思想史的谱系梳理二十世纪日本的两次女性运动，可以说，1910年代至1930年代的第一波女性运动，是萌发于近代人权意识的觉醒，而脱胎于左翼学潮的第二波女性运动，则起于对近代价值观的怀疑和批判，可归入“后现代”的思潮之中。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空前繁荣，女性们一面享受资本文明带来的富足，一面为身为女人而受到的诸多限制和不公而苦闷。在这个背景之下，上野千鹤子以女性代言人的身份登上舞台，可谓应了时代呼声。上野在学界、论坛和媒体的登场，堪称“华丽”，作为一名新进气锐的社会学学者，她自如地驱使符号学、人类学、消费论等当时学界的最新思想理论武器，犀利地剖析时代诸相，发人之不能言。哲学专攻的理论素养、跨越学科的知识储备、加之明晰轻快的文体，很快便为她带来了学院内外的众多读者。精力旺盛的上野，不仅在学院里与学科背景各异的许多著名学者侃侃对谈纵横论争，还出现于媒体的视野之中，成为一代“明星女学者”。许多人通过她的书，知道了feminism一词。书店里开始设出“女性学”一角——在八十年代，“女性学”成为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上野千鹤子功不可没（若论日本女性学，当然不能只谈上野，但肯定不能不谈上野）。
上野可谓持久而高产的学者，自1982年到2014年，个人著述达三十三部、合著达三十种以上，此外还参与了多种重要的社会学、女性学等大型丛书的编集工作。在此，让我们粗略地看一看她这三十年间的学术轨迹，作为社会学学者，上野的学术起点是对女性家务劳动的研究。受到英语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说的影响，将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劳作定义为“再生产劳动”“无偿劳动”，使家务劳动得以“可视化”，并将“私（家庭）”与“公（市场）”两个领域连接起来。这方面的代表作为她编著的《阅读“主妇论争”》两卷（《主婦論争を読む全記録I、II》1982）和用十年时间完成的《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家父長制と資本制——マルクス主義フェミニズムの地平》1990，汉译本有台湾时报文化1997）。此书堪称奠定上野学术地位之作，一九九三年，她被聘为东京大学社会学讲座副教授。对家务劳动这一主题的关注，进入二十一世纪，延伸扩展为对老人护理问题的研究。面向大众的《一个人的老后》（《おひとりさまの老後》2007。汉译本有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成为畅销书；厚达五百页的大著《护理的社会学（《ケアの社会学》2011），则是她最新的学术代表作。这一系列的著述，体现出她的理论建构水准和依据实地调查数据的实证精神。
在1990年代，上野的研究大致可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对恋爱、性、家庭等近代机制的解构，另一个是对女性运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前者主要依据福柯的理论，将被视为“自然”“本能”的性/性别/恋爱/家庭等观念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探究其“近代之起源”，带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代表作有《近代家庭的形成与终结》（《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1994，汉译本有商务印书馆2004）、《发情装置》（《発情装置——エロスのシナリオ》1998）等。1990年代的另一个方向，也是上野在此时期最为用力的课题，则是对“国家”的思考。这个问题始于一九九一年三位韩国原慰安妇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犯罪的控告。作为一名日本女性，应该如何回应邻国女性对自己所属国家的控诉？上野的思考，结集为《民族主义与性别》（《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1998）一书。面对这一沉重的课题，她先回顾了战争期间女性运动协助“国策”的历史，即日本女性作为“加害者”的历史，然后呼吁一种超越国境的女性主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上野对国家机制的批判更为彻底。在《活下去的思想》（《生き延びるための思想》2006）一书中，上野告诉读者：“逃出去，活下来”——逃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桎梏，拒绝一切以国家名义的杀戮牺牲，尊重弱者，活下去！
此外，还应提及她与两位女性（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和作家富冈多惠子）以对谈方式合著的《男流文学论》（1992）一书（参见本书第一章）。这是上野以“外行”身份介入文学评论的一大成果。三位才高名盛、“气焰嚣张”的女人，一本一本地评点男作家的作品，“这个男人根本不懂女人嘛”“你们看，这段描写笑破我肚皮了”“真的，好好笑”。三人唱和呼应，在嬉笑戏谑之中，揭开男作家们隐藏的“厌女思想”，把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们拉下神坛，让人读来酣畅淋漓，实可称“三女侠乱棒痛打男作家”。此书激起众多反响，既有男评论家们的轻蔑不屑（当然的喽），更有大量的喝彩叫好，三女侠共演的这台戏，引发了此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盛，必将载入文学批评的史册。
在《男流文学论》问世约二十年之后，上野再次重论男人的厌女思想，便是本书《厌女症》（原题《女ぎらい ——ニッポンのミソジニー》2010），这一次，性别研究的理论进展，让上野的武器装备更加精良洗练。这个武器就是美国学者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男人之间》（Between Men：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1985。汉译本有上海三联书店2011）一书中提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概念。
关于这个概念，在本书第二章以及最后的第十六章里有详尽的说明，在此只就译者的理解稍作最基本的解说，在性别研究的领域中，对“异性恋性别二元机制”的解释，塞吉维克提出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概念，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乃塞吉维克自己造的一个新词，目的是与既有的“男性同性恋（homosexual）”相区分。众所周知，homosexual（男性同性恋），指男人之间的性关系；与此相对，塞吉维克新造的homosocial（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一词，则指“男人之间不带性的关系”，即男人之间相互认同的欲望，故称“社会性（social）”。将这两种关系厘清分辨之后，性别秩序的构成原理便得以清晰的呈现。“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厌女症（misogyny）”“同性恋憎恶（homophobia）”互为一体，三要素共同构成性别秩序。这里有三个要点。（1）男人之间的纽带，是一种“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2）为了维持男人集团的主体性和优越性，需要将女人“他者化”，视为欲望客体，加以蔑视。这就是“厌女症”。（3）为了保证男人集团中每位成员的主体地位，还要严厉清除同性恋。因为同性恋者把同性男人视为欲望对象，会使男人沦为欲望客体，扰乱男人集团的秩序，十分危险。这就是“同性恋憎恶”。
这种三位一体的解释方式，其突破之处是，人们通常以为“异性恋性别二元机制”是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但塞吉维克告诉我们，错了，并非“男-女”的关系，而是“男-男-女”的关系，男人之间结盟，女性处于男人集团之外，其功能只是使男人成为“性主体”。不过，正如上野在书中强调，当男人为维持主体地位而将女人置于客体时，其中潜藏了一个悖论：主体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赖于客体方能得到对主体地位的确认，所以，男人在蔑视女人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于女人，对这种困境的怨恨，便是男人的厌女症的深刻纠结之处。
对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这个拗口的外来词，中国读者其实非常容易懂，只要想起那句民间俗语—“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倘若塞吉维克和上野知道这句话，她们会欣然援引吧。男人同盟的牢不可破（血肉相连的“手足”！）和对女人的“他者化”（仅为物品却又不可或缺的“衣裳”！）——中国民间的俗语，把这个“新潮外来理论术语”表达得多么精准透彻。
上野本书，并不只是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的翻版。文学研究者塞吉维克以近代英国文学为材料，社会学学者上野则将现实社会的各层各面纳入视野。她的目光所及，从文学美术到社会事件，从家庭关系到天皇制度，从女校到娼妓……。这种广度与深度，使本书成为解剖“厌女症”现象的堪称独一无二的文化批判力作。
一个新的概念术语，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解释社会的新的视角。读过本书，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呼吸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如果本书能够使我们对厌女症现象更为警醒，并进一步去思考如何走出厌女症，作为译者，甚感欣慰。
关于本书的翻译，首先要感谢武汉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的李澜老师，是通过她介绍，使我得到“翻译上野千鹤子”这一荣光而充满刺激的翻译体验。然后要感谢编辑彭毅文小姐对译稿提出的有益的建议和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此外，更要衷心感谢为我阅读译文草稿的数位朋友，如果本书译文尚算通顺可读，那是因了你们的恳切批评，这份感谢，让我铭记在心，最后，请允许我将这本小小的译著作为礼物献给今年八十岁的母亲，谢谢妈妈。
译者
2014年7月
于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