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的日子里，另两个不能不说的人物就是吴宓和陈寅恪。
陈寅恪乃江西修水（义宁）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五月十七）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父三立，字伯严，又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四大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陶宝廉、吴保初齐名，有《散原精舍诗》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领。
1902年起，12岁的陈寅恪便随兄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后，又考取留日官费。1907年，在家养病的陈寅恪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秋赴欧洲留学，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并先后游挪威、瑞士等国，在瑞士时，曾入苏黎世大学研读。1912年秋，自瑞士回国，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欧入巴黎大学。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电召他回江西阅留德考生考卷，连阅考卷3年，故一直在国内留居，5年后再出国。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完全结束，赴欧不成，改赴美国入哈佛大学，随兰曼（lanman）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
在这个时候，吴宓与陈寅恪方得相识。吴宓曾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和陈寅恪相识的经过：“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进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吴宓先生这样崇敬陈寅恪绝非奉承之词，请看下面一段话，我们便会对陈寅恪的学术造诣可窥一二：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文史学界），有所谓“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之争，前者说后者不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处处隔靴搔痒，后者则批评前者方法陈旧，工具不够。但是这两类学者对于陈寅恪先生，却是几乎一致地推崇，因为陈先生一方面对于旧学有家传的渊源，而且下过深湛的工夫，深深地了解中国学术的传统精神；另一方面，对西洋新观点、科学方法及工具，陈先生同样有很深的造诣。单以语言为例，他通晓的总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国文字自不必说，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存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些语言帮助他解决别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发现别人所未能发现的历史真相。在国学方面，那时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了，而陈先生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这是校内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誉。他来清华后，即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稍后，他又是清华大学唯一的一位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西南联大时期，他曾是部聘教授。他还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籍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牛津城，以亲聆陈之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估计，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黄延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0页）
而叶企孙与陈寅恪相熟，则是在1919年春天的事情。从吴宓的日记中得知，这年春天，吴宓在哈佛中国留学生会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演说，大概就是在这次演讲会上，3人不期而遇。陈寅恪对吴宓很欣赏，在听完吴宓的演讲后，他诗赠吴宓：
《红楼梦新谈》题辞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而吴宓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陈寅恪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而叶企孙和吴宓早在清华学校的时候，就同是明德社的成员。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如今，他乡遇故知，还有什么样的缘分比这更值得让人珍惜呢？
在吴宓的日记里，叶企孙的名字曾频繁地出现：
1920年10月22日
上课如恒。
晨以二十元美金，邮汇尹任先，请其代交北省旱灾赈捐收款处。闻被灾而死者，已数千万。涓滴何能有济？兹惟求私心之稍安而已。晚，汪影潭约宓及陈寅恪赴imperial restaurant吃饭……复初及企孙亦来。
从当天所写的日记看，那时候，吴宓、叶企孙和陈寅恪三人关系已相当密切。
陈寅恪严肃深沉，吴宓机敏活泼，而叶企孙则文静坚毅，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走到一起的，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吴宓的缘故。因与叶企孙早为挚友，如今又同在哈佛，叶经常去吴宓处，这样就可能在吴宓处碰到来访的陈寅恪。尽管这仅是臆测，但却有大量的资料和照片显示三人非同寻常的友谊。
陈、吴交好，已成文坛佳话。而两位大师同为叶企孙的好友却很少为外人知。想来一是隔行如隔山，二是陈、吴虽命运多舛，至少文名犹在，而叶企孙后来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是被社会彻底抛弃的人，叶企孙的名字更是被彻底封杀，谁还会记挂他的这些陈年旧事？举例为证，清华著名教授浦江清爱记日记，依浦先生之文章道德，日记当是有事必录有感则发，况他和叶企孙交往甚多交情也厚，但同一天在吴宓日记中显示三人在一起或叶企孙为当事人的情况，在浦先生日记中就没有叶名。以浦先生之风这是不可能的事。笔者臆测，大概是后人在整理先人日记时因考虑叶为“敌我矛盾”故删其名吧。因此，我们称叶企孙为“最后的大师”，除了他的伟大人格和卓绝的贡献外，还在于他是世人“最后”知道的大师，更确切地说，他是大师中的大师。
实际上，依当年情势，三人走到一起，大概有多重原因，一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依史而论，当时有名的应是叶企孙。陈寅恪、吴宓、汤用彤虽说被称为“哈佛三杰”，也只是当时哈佛学生的定评，而叶企孙则是测定普朗克常数的人，名垂自然科学史，分量自然不同。叶企孙与吴宓算是旧遇，而与陈寅恪当算新知。陈寅恪的性格该是孤傲寡合的，他自己也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因此，在他的交友录上，至近的理科朋友也仅仅叶企孙一人而已。
文理会通是清华学人的至高目标，同时也是国内学子的努力方向。陈寅恪当然知道20世纪的科学会给文学带来什么，他在国外留学多年，对西方的科学成就当是感同身受，要比他人的体会来得深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刚发表，欧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反应似乎比科学界更热烈。在柏林就有一个“文学会”定期邀请爱因斯坦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让爱因斯坦为他们讲解“势、不变因子、反变式、能量张力”，“哲学家们也开始对相对论原理感兴趣，并且打算写一本包括新物理各个方面的书。心理学家、大学讲师以及形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m.沃斯米尔打算从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发现‘创造性思维’的秘密”。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倾倒的不仅仅是科学界，我们从毕加索和达利的画作中也会窥见相对论的影子，在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可以看到时间与时间的交叉点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闪动着爱因斯坦式的灵光……20世纪同样也是科技和人文相互推动、互为动力的时代。但就大的格局而言，物理科学似乎成了改变这个世界的魔法师。
科学家们给这个世界带来深刻而又具体的变化，它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全部，包括意识形态、宗教、文学艺术。即使是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也足以引起我们思维的延伸和某项学科的发展。每一种科学或发明的诞生，都会发明新的工具和材料，而伴随着这些新工具、新材料，我们对过往的历史和某项研究就更接近真实和进步，比如历史学和考古学等。
陈寅恪不是科学家，但他尊重科学。他知道在叶企孙的身上蕴藏着什么，他以一个哲人的目光看出了这个人身上的分量。因此，他尊重他。
在陈寅恪和吴宓身上，叶企孙也找到了他久久期盼的东西。
陈寅恪和吴宓，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风标。他们是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异质文化营养的长着“第三只眼睛”的新型学人，对国际时事、政治经济、宗教种族、个人前途、民族命运甚至婚姻家庭、男欢女爱都有着深刻的见解，而且卓尔不群。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审美判断和欣赏趣味像云雾缭绕的山峰耸立在中国留学生中间，寻常人是看不出真谛的。只有叶企孙这样的人才能听到那被寻常遮蔽的山谷中金石般的啸响。因此，叶企孙将他们引为挚友。直到数年之后，叶企孙已是清华大学的领军人物，他对陈、吴二位的恭敬态度，还深深影响到他的学生们，我们从钱伟长等人回忆先生的文章里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具体信息。
就整体而言，陈吴二人都是有古典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虽然他们和王国维是那样的不同，和章太炎也难合辙。科学猛醒的20世纪，为他们的理想重建添加了新的理论支持。罗素谈到科学对文化的影响时就说：“牛顿的宇宙井然有序，各行星沿着合乎定则的轨道一成不变地绕日旋转，这成了贤良政治的富于想象力的象征，表现热情要有克制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上流社会最确实的标记。”在他们理想的政治图景里，“井然有序”与“合乎定则”，“热情”而又“克制”，“一成不变地绕日旋转”绝对是颇得心神的关键词语。
因此，当中国的时局发生动荡时，排斥最力、反应最强者当数陈吴诸人。
1919年3月27日，吴宓在其日记里这样写道：
近闻我国工人，在俄京者六万人，均入过激派，闻之心胆俱落。夫以我国之穷之乱，如此火上加油，后来者更何堪设想……
此时，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成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宣告成立。这个巨大的精神炸弹，立时深刻震撼了西方列强，美国当然也在波及之列。西方政权和上层人士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就像躲闪袭来的一场夺命瘟疫那样避之不及，这对正在美国求学的吴宓、叶企孙和陈寅恪们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隔岸观火，陈吴及他的同胞同学们的担心多少也带有忧国忧民的成分，即使是杞人忧天，也透着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
陈寅恪对当时时局的判断，与吴宓不谋而合，这一点有史为证。以陈寅恪的人文价值而论，他实际上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中国文人的最高学术成就，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一身的体现者，也是人类文化的体现者。在吴宓的日记里，他常常以规劝者和提醒者的身份出现：
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举世风靡，茫茫一概。吾国固然，欧美各国亦不异。且其中为恶者，操术尤工。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横攫财之本领而已。”（《吴宓日记》1917-1924卷，第66-67页）
陈寅恪在3人中年岁最长，见识最博，思想也最深邃。在他的“人生宣言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乱世求存的座右铭。
一个读书人，遭遇乱世是谓“穷”。“穷”是一种境况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命运。身处逆境的读书人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先贤们已经说得很明白：独善其身。这就是说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正在求学的年轻人，首要任务得把学业搞好，要学有所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只有做好双重准备的年轻人，才算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陈寅恪、吴宓、叶企孙都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选择了学习，而放弃了对政治活动的参与。
1912年秋之后，陈寅恪曾在上海小住半年之久，此时的上海正是党派丛生、政旗蔽天时节，仅上海就有“统一党”（原中华民族联合会）、中华民国公民急进党、民公党（中国共和研究会）、宪政党（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国社会党、中华平民党、上海公民会、民社、中华民国工党、中华自由党、工商勇进党、国民党、统一共和党等等，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真有好主义，也不乏鱼龙混杂者。基于党派林立的情形，章士钊就干脆主张“毁党”，呼吁中国现有的各政党一律解散，然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大会，再造两大政党，代表两个相反的政见。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一出，社会上就又出现“不党”论，即反对成立政党，以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理论根据，认为真正为大众谋利益者，不一定非建党才有所为。而孙中山的同乡刘思复（师复）则创立了“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主张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另一无政府主义者张继还到法国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体验了半年的耕读生活，归国后在报刊上撰文大谈无政府的幸福生活，一时颇受世人瞩目。
从各种史料和资料中可以得知，身处这一时段的陈寅恪、吴宓、叶企孙们实际上成了最关心政治的人，然而又无一例外地从政治的喧声中抽身而出，选择了平淡如水的读书生活。他们从那时起就似乎立下平生志愿，绝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专心致志，多读佳书”，学成后报效国家：“故若论吾生之责任，则无论国之亡，应不贰其志，竭诚奔救。”
我们从吴宓的日记可以寻觅出一条相当完整的线索，基本上佐证了陈寅恪们“独善其身”或曰“明哲保身”思路的终端，实际上是要“办大事”的。
1919年9月8日
我留学生又尝以“自私自利”讥独善其身者流；岂知入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此非绝大志愿、绝大才力、绝大作用tact不能，尤非绝大牺牲不能致。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动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如苏格拉底之受戮是也），而况鸿飞冥冥，恣意高翔，不被网罗。古今东西，能得此者几人？得之，诚幸之尤幸者矣……
……此后志向，当直追圣哲，决不以“热心人”或粗浅之“爱国者”及“改良社会者”enthusiast、patriot、reformer自命。学问道理，专为自己受用；而另为谋生之计。至于事功一方，但随机遇，竭诚尽智，而不计成效之如何。在尘世中之生灭离合，波澜起伏，苍狗白云，蝇头蜗角，万千迹象，皆当视为身外之事，不为吾扰。吾惟自企于寂静澄明之境，先求独善，宁效郭林宗、申屠蟠之明哲保身，而不为李膺、范滂之标榜忮求，徒召株累……
1919年7月24日
知忧患之必不能逃，则当奋力学道，以求内心之安乐，是谓精神上自救之术。欲救人者，须先自救；未能自救，焉能救人？使人人各能自救，则人人皆得救，而更无需救人矣。故古今之大宗教，若佛若耶，（孔子之教亦然），其本旨皆重自救而非为救人者也。忧患之来，如病袭身，不就医服药，则己身将死尚何有于人？故宓现今亦惟当力行自救之术……
“无所附丽”，又即“君子群而不党”之义。记云“君子不凝滞于物”。吾自抱定宗旨，无论何人，皆可与周旋共事，然吾决不能为一党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牵绊。彼一党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脱然绝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
有人将陈寅恪和吴宓归纳为“世界主义者”也许是有几分道理的。但了解陈吴的人，也都知道他们的另一面，那就又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以不同凡响的理性精神辨析着所处的时局，并站在世界的峰峦上回望喧哗与躁动的祖国，终于明了自己肩上的责任，那就是先自救，再救人，用精神来救中国，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重建中国的本土文化。
这是一个多么清晰的学者救国的思路。
而在精神救国的另一端，就是叶企孙推荐的科学救国。记得叶企孙当年办科学会时，曾在章程的训言部分，第一条写了“不谈宗教”，第二条就是“不谈政治”。我们不厌其烦地追忆这三位哲人在哈佛大学就学期间的点点滴滴，并且从叶企孙与吴宓、陈寅恪的深厚友谊说起，就是回答读者的提问：我们的传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叶企孙当年读书的时代距今凡近百年之遥，以今天之情势，去度前人之胸襟，不免有几多感时伤怀之想。这是一些多么纯粹的人，他们几乎弱冠之年已定下平生志愿，并为循着这些理想和信念，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径。痛苦屈辱、轻蔑、沉重等字眼注定要相伴他们终生，让人拍案惊奇的是三人命运的一致性。自从他们选择了“君子不党”的约定后，三人一直坚定地“笃行”之，即使以后穿行于中国社会生活风雨凡50年，默默终老，不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