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史专家苏云峰先生在其专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曾这样写道：
在非清华出身的教授名单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日后闪烁的明星……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熊庆来（1893-1969）民国初考取云南留欧公费，在法国多年，得蒙柏理大学理科硕士，由叶企孙推荐，于1926年来清华，筹办数学系，开微积分、微分方程、分析函数等高难度的课程，后代理理学院院长，曾破格荐拔和栽培华罗庚。
苏云峰先生在行文开头冠之“非清华出身”这样的字眼，是事出有因的。据他考证，清华园内实际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族群观念：“小团体意识，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清华自不例外，尤其是分布在各地的清华毕业同学，8年同窗与5年留学，有共同的经验和深厚的感情，产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利害关系。他们有理由珍惜与维护这些价值，但过度保护的结果，必然产生对外的排斥作用。”我们从吴宓等人的日记中可以清晰地触摸到清华族群隐秘的浩渺心事，以及这个族群秘而不宣的行事风格及价值观念。客观讲，清华人的族群意识含有合理的成分。就清华人来说，因中西会通、文理会通之故，会当凌绝顶，因此就一览众山小了。即使是当时的北大、南开，抑或是中大、复旦，清华人从内心深处也是不很看得起的，特别表现在若是这样出身的人来入主清华，不自主的排斥感就会油然而生。受西方大学规范教育的影响，清华人特别讲规矩、讲秩序、讲出身、讲来历。即使是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大家，来清华也还是颇费周章，要由梁任公这样的名士作保，由曹云祥亲自拍板才行。
我们从苏云峰先生列出的非清华出身的教授名单中，被冠之“日后闪烁的明星”的，除周诒春、金邦正时期延聘的几位教授和赵元任外，其余的，大都是叶企孙先生所聘。
熊庆来便是其中之一。
熊庆来在图书馆见到华罗庚的论文时，正是1931年的初春。学校刚放完寒假，熊庆来是假后第一次走进图书馆。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只有系里的几位老师在翻阅报刊。熊庆来看了一会儿，发现新一期的报刊尚未到，只得将去年12月号的《科学》杂志再次捡起来。就在这时，华罗庚的名字映入他的眼帘。
这次他看得出神。
顺着华罗庚指引的路径，一路下去，竟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观感，看他析题，宛如飞车夺关，刀法新奇，又透出灵秀与厚重并存的意蕴。
熊庆来看得亢奋，便不觉赞叹有声，一时引来室内同仁驻足。
“这个人身手不凡，是不是哪个大学的教授？”
“此公功底深厚，方法独特，肯定受过西洋训练……”
大家议论甚烈，都觉得此人非同寻常。恰在这时，助教唐培经来到，听大家如此评判，不禁哈哈大笑：
“这人是我同乡，只念过初中，在我家乡浙江金坛县中学当庶务员呢。”
庶务员就是杂工。大家听后都不做声了。
唯有熊庆来反倒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这个人可是个奇才了。唐先生，你能不能从中牵个线，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园来让我们看一看？”
一个月后，唐培经在工字厅碰到叶企孙，叶企孙突然问他：“你本人见过华罗庚吗？熊先生让你联系华罗庚，联系上了吗？”
唐培经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熊先生当时那么一说，众人也就那么一听。熊先生说，把华罗庚请到清华园来让大家“看一看”，唐培经认为这只不过是客套戏言。唐培经是个耕读子弟，他知道从浙江到北京，关山阻隔江河迢迢，农人子弟的华罗庚光盘缠就得花一大堆。若是让他来这里仅是让大家“看看”，证明一下他的能力，又没啥实际用处，唐培经心里就有些淡漠了。但是，听叶企孙先生这么一问，他才知道，熊先生所说的“看看”，大概不是自己所想的“看看”。
唐培经没有直接回答叶先生的话，却问他：
“您知道华罗庚的事？”
“是的，熊先生已给我讲过这个人。我看了他写的3篇论文，很好。你什么时候把他请来？”
唐培经从叶先生的语气中感觉到他对此事的看重。他忙回答说：已给家中的弟弟写信委托他与华罗庚联系。只是校方对此事似乎颇有争议，我怕中间发生变故，就把此事缓了下来……
唐培经想对叶先生说，如果仅是为了“看看”，最好别让人家来。但不为“看看”，若是来清华工作，他却未敢往深处想。他本人是大学毕业，才捞到助教，而华罗庚仅初中毕业，清华该怎样安排？唐培经知道这是个颇费思量的事，而熊先生是个外来人，要想把没有名分的华罗庚弄来清华，他的影响力还是不够的。此事若叶先生插手，以他理学院院长的权力，加上他的清华少壮派的影响力，或许能成功。
叶企孙好像看透了唐培经的心事，忙说：“此事要加紧进行。华罗庚的事已议决过了，回头熊先生会告知你的。华罗庚先安排在你们系里工作，别的事情以后再说……”
回到系里，熊先生果然找了他，把华罗庚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如果不是叶先生力挺此事，先前让他请华罗庚来清华的事怕成一句戏言了。
唐培经心中突然涌出许多感动。这位未曾谋面的乡下老弟，果真是遇到了两个大好人，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他们却是“文人相重”，别人是壁垒，门户窄窄，他们却是门路广开，不拘一格。如此说来华罗庚此番真应验了“命里有贵人相助”这句话，你看他在千里之外，不知不觉间这里就有人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为他安排，小老弟真是个有福之人啊！
于是，就急忙修书一封，将这里的情况给华罗庚进行了一一介绍，请他务必近期择日来京……
1931年8月，当华罗庚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时，在大学内部，特别是在教授会上，有关他的身份和生理问题，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
华罗庚不仅是个初中生，还是个残疾人。
18岁那年，华罗庚得了一场重病，命是保住了，左腿却因长期发炎，骨膜粘连，变得僵硬弯曲，再也无法伸直。倘若走路，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向前迈出，左脚要在空中画上一个圆圈才能落地。现在，华罗庚以这样的特立独行的身影每天信步在科学馆或工字厅，在众多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清华人心目中，未免有些有碍观瞻。加上他仅仅是个初中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与漂洋过海觅得硕士博士学历回来就教的大多数教授相比，名不正言不顺。对于他们来说，华罗庚所发表的几篇有价值的论文仅仅是灵光一现，而他们则是用一生的能力来实践大学教育的现代秩序，孰轻孰重，关系到是否尊重办学规律的问题。反对者的立论似乎很难驳倒。
关键时刻，叶企孙再次力排众议。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
华罗庚在叶企孙和熊庆来的倾力关注下，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工作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每月工资40元，相当于助教的一半，但比金坛中学的薪水还是高了许多。华罗庚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因此干得尽心尽力，不久就赢得了很好的名声。除了本职工作之外，他利用工作之便，一有空闲就博览群书，看了许多中外数学书籍。叶企孙特批他跟算学本科班的课程学习，一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课程。另外，他还在这段时间里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为他日后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算学系图书馆工作期间，华罗庚仍然坚持研习数学，又连续在中外数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次，叶企孙发现了他的论文被日本一家学术杂志刊用，欣喜之余，立即找来熊庆来、杨武之等算学系领导们商议，最后决定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
不仅如此，叶企孙还“打破常规，送华罗庚到英国深造，这才使他接触到世界数学领域的前沿，追踪顶尖的数学大师，跃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队伍之中”。（《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53页）
1936年夏日的一天，华罗庚和周培源结伴去欧洲。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周培源去休年假。这些均是叶企孙先生的安排，考虑到华罗庚的腿疾，心思细密的叶企孙便让周培源一路护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才分开。至此，华罗庚才真正走向国际数学界的大舞台。
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可谓名扬四海，许多人只知道华罗庚，不知道熊庆来，或者是只知道熊庆来，不知道叶企孙。而对于华罗庚来说，他没齿难忘叶企孙和熊庆来的提携之恩。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叶企孙和熊庆来，就不会有日后的数学家华罗庚。
1983年12月，华罗庚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清华校友聚会上以《说旧话》为题，讲了如下一番话，他讲了清华大学的旧事，给大家讲了4个值得他永远怀念的人，他们依次是梅贻琦、叶企孙、熊庆来和梁思成。在谈到叶企孙和熊庆来先生时，他说道：叶企孙是我在清华时理工学院院长，批准我从助理到助教、教员等。不幸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记得有人曾经说，他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不少。
熊庆来对我来讲，当然是知遇之恩，是说不尽的。他对我的影响，至少是这一点，就是他工作到老，工作到死，工作到最后一息。我今年73岁，还能在理论、应用方面坚持工作，这都是他的榜样的作用。本来我应写一篇文章纪念他，结果没时间，写首诗纪念他也未写完。现在声明一下。
记得熊老70岁生日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会主要主持人是吴晗，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我们清华校友。在那次大会上，叶企孙先生告诉我：“老年人怕激动，你今天的责任是让熊老舒舒服服在这里祝寿，不要让他讲话，你替他讲就可。”那次我既代表学生向熊老祝寿，又代表熊老讲话。
我要讲的太多，是因为这许多老前辈给我的帮助太大。只要我有空，我总去找他们请教。但是我在理论及应用两条战线上工作，经常在外，虽然有心要多去看看他们，但还是不够……
1984年，此时叶企孙先生已故去多年，但华罗庚先生仍从心底里怀念着这位令他敬仰的老前辈。他在复叶企孙侄女叶铭英的信中说：
叶铭英同志：
昨夜刚归来，得四月十二日来信，非避复也，远行也。
道及叶企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而他的千古奇冤我竟不能设法寻根究底，殊难为人。
他生前对我的赞语，当铭志不忘，但如果公开，又恐有人妄加评论了。
此复并致
敬礼
华罗庚
数学家眼中的世界大都呈现出优美的数学状态，它们是可以计算的，也是有答案的。凡是人类思维照耀到的地方，一切都显示出理性的轮廓。这就是数学的力量，它的表达准确而又生动。但是，身为数学家的华罗庚面对叶企孙这样一位对清华大学对中华民族具有伟大贡献的人，对他日后何以有如此遭际却百思不得其解，且爱莫能助。他不得不把这道难解遗留给后人……
从1929年到1937年止，叶企孙担任了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这期间，正是清华大学步入正轨蓬勃上升的时候。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苏云峰先生评价这个时期的理学院，“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学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系馆”。而这个时期的另外两个文、法学院，还一直借图书馆楼下办公，尚没有自己的系馆。1931年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及教职员新住宅40所”。1934年以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和仪器设备方面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无人可与之匹敌。
陈岱孙先生谈到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说：
由于我对物理学是一门外汉，企孙先生的学术具体成就我是无从置喙的。我所知道一事是，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同时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突变的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企孙先生，在这一方面作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致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如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萨本铁、李继侗、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任之恭等人，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实验室，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十多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惨淡经营的过程是没什么档案可查的。时间一久，就容易为后人所不了解，或者忘记。（陈岱孙《中国科技发展的开拓者，真诚的爱国者》，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3页）
用现代人的话来概括叶企孙长院的业绩，那就是，他为清华大学配制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硬件设备，延聘了当时国内超一流的师资力量，又培养了良好的学风。而这些又深深影响着清华大学，奠定了清华大学的基本格局和基本办学理念，自此之后，一脉相承，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