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家伙，你跌跌撞撞闯进庞然大物之间，这些庞然大物低下身来看你，一张张毛茸茸的大脸和一颗颗脏兮兮的牙齿都暴露在你的眼前。你得时刻小心，既要留神他们跟你的个头一样大的脚，还得警惕其他可能的危险。他们用来抓你的双手力气很大，大得能把你的呼吸都挤走一半。那些你曾穿梭其中的房间，以及房间里的门窗，每一个对你来说都巨大无比。可有那么一天，你会长到足够高，可以轻松地抓到门把手，或是柜子的旋钮。所有这些才是真实的童年记忆，而那些所谓跟大人们友爱相处的记忆，都只是后来虚构出来的而已。小小的身躯总是处于紧张状态——这就是童年的真相。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两岁前。记忆里有一匹又高又壮的马，父亲骑在上面，他的身影高高的，像是矗立在云雾中，那条坚硬又光滑的假腿就在他的裤子里，一双有力的手将我提上马背。幼小的我强忍住眼泪。父亲把我放在身前，要我抓住马鞍的前部。马鞍前端很坚硬，而我只能紧紧地用手扒在上面。蓦地，浓烈的气味团团围上来，我既能感受到马身上传递出来的体温和气味，也能闻到身后父亲的味道。马跑起来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跟着颠簸起来，上身就势倒在了父亲怀里，我察觉到那条假腿的捆带就在下方。地面离得很远，我的胃部都翻滚了起来。这是一段真实的记忆，充斥着剧烈而丰富的感官体验。
“你爸爸去银行工作的时候，常常骑马带上你，玛塔会在大门那儿迎接你们回来。当时，你可喜欢了！”谁知道呢，也许我的确是喜欢的，也许留存在我记忆中的只是第一次骑马时的不愉快经历。不过家里那扇典雅的大门不仅留在了照片上，也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于我被父亲从马上放下来、由讨厌的玛莎接过去这件事，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这段经历发生于科曼莎，从那里举家离开的时候，我才两岁半。
从照片里看，尖锐陡峭的台阶就跟山坡上的巨石一样。我只记得下台阶的时候不太安全，就好像会被台阶那锋利的边缘伤到似的。
还有那么一件事，它既不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也不是相簿中的某个影像，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我记得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皮肤苍白的一大群人在里面游泳。他们喊叫着、欢笑着，溅起的冷水落在了我的身上。人群里有我的母亲和父亲。母亲笑着、玩闹着，很开心的样子。父亲的一条腿只剩下小截萎缩了的残肢，上面还有弹片留下的痕迹，因为残肢在水中会浮动和摇晃，所以他很难自如地游泳，只能紧紧靠在泳池边缘。大家都穿着时下流行的保守泳衣，没有半点儿不得体。可是因为他们在工作日的白天都衣冠严谨、夜里睡觉时又穿着长袖睡衣，所以换上泳装后皮肤显得苍白，把身体裸露在外也不太自在。在水里，松弛突出的胸部得以逃脱束缚，腋毛也犹如汗珠般在池水上滑过一丝细纹。众人开怀大笑着、高声呼喊着，偶尔不合时宜淌下的鼻涕也悄无声息地溜进水里。池水中早已漂浮着一片片快要枯死或行将腐烂的叶子，云朵也被剪成碎影从天上落在了水里。孩子们努力地在水中搭建什么东西，可是马上又被水流冲散了，水中的景不过是逗弄他们的把戏而已。“每到夏日的午后，我们常会去游泳，周末还要举办游泳派对。现在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在波斯，母亲追忆起她的似水年华来，“我们试着抱你一起入水，可是你大哭起来，所以只好又把你放回池边。池水可真凉啊！它穿越石头河道从高山中汩汩而来，任谁一跳进去，都要忍不住喊出声来！泳池周围长满了一丛丛的紫苑花，这多亏了波斯园丁们什么都种。”“不难想象，在跳入水中、经过一片欢声笑语后，有人把你从水中拉出来，满眼的紫苑花立刻就进入你的视线，可紧接着波斯园丁就会警告你不准采花。”母亲这样说道。然而我却真实地记得，那时池水很冷，白色的庞然大物像牛奶布丁一样在水中哗啦作响，手臂也胡乱摆动着，一颗颗被溅起的水滴都打在了我脸上，冻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而耳边竟还有人轻声对我说着：“来呀，跳进去，勇敢的小姑娘可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就掉眼泪。”
还有两段记忆，也许是编造的或推演出来的，但却似乎足够写实。20世纪60年代，很多人都在参与药物试验研究，当时我试验了一个（绝不应该尝试的）品种——牵牛花籽。在经过热水长时间浸泡后，牵牛花籽看上去像果冻似的，还散发出酸味。参与试验的人必须要将这种东西吃入腹中，我记得自己吃了很多，可能有60个左右。之后我便感到不适，很显然，我当时的做法是不靠谱的。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对那个巨大的石屋印象不深，也不怎么记得那些高大的房间？毕竟，那儿可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学会走路的地方。我只能想象，在那个房间里，放着护有栏杆的、小小的童床，我小小的身躯躺在里面，石地上哐哐的脚步声在耳边响起。我记得房间的地板是石头做的，铺了不厚的地毯，从巨大的窗子可以望见远处的山，冬天很冷。童床肯定都是大同小异的。婴儿的耳朵是初生的，任何声音都会被收入其中，而成人则不同，他们会选择听而不闻。
另一段记忆让我受用至今。有一次，我吸食了麦司卡林（致幻剂），两个朋友陪着我，为我监测着食用剂量，他们很担心我会跳窗或是弄出其他疯狂的事来，因为前不久，他们认识的一个人就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我知道自己体内存在一个强烈的自我，我称它为“女主人”。也就是那一次，我才意识到“女主人”的存在感是多么强烈。跟朋友闲聊的过程中，我讲述了自己的体验，虽然思维逐渐混乱，但依然在可控范围内。不过，这一切只是为了替自己的内心活动打掩护。可以说，“女主人”个性十分鲜明——聪明、助人、包容、勤快，既像防护罩，又像盾牌，保护着身为个体的自我。之所以说它效用持久，是因为在如今接受采访和拍照时，它可以为公众人物所用。但是在所有友善美好的现象背后，当事人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一旦担心自己的生活再无隐私可言、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我就可以退居其后、寻得庇护，心中也难免暗自欢喜：这是你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连想都不要想，这是我的绝密空间，神圣不可侵犯。人们称其为孤独感，它是一片不可分享的净土，个体终将归依的港湾。这样的体验，我又何尝不曾有过呢？作为旁观者，是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来窥探自己的。
那天，我跟两位朋友闲聊着大事小情，但对我自己推演出来的一段体验守口如瓶。那“瓶”中的事关乎我的出生记忆。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宗教”体验是很常见的。用当时的话来说，我在证明自己“出生顺利”。然而事实上，我的出生不仅谈不上顺利，据我后来得知，简直称得上艰辛。也因此，小说家为我重构了一个出生情形：巨大的房间里亮着灯，初升的太阳将温暖和光芒忙不迭地送进来。不过这样的重构又有何不可呢？毕竟我就是在清早出生的。我继续想象，想象大家在看到我是个女孩时发出了喜悦的欢呼声，虽然事实上我的母亲一直期望生个男孩，甚至已经想好了名字。在我的构想中，我的名字是由母亲思考数月得来的，而不是医生所起的。再说我的父亲当时又在哪里呢？他想象自己参与了生产过程因而生了病，在得知我平安出生后，他终于睡过去了。
也许“顺利出生”会有助于治愈心情，但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更珍视对自己多种个性的揭露。人应该活得真实，而非虚构，因为世事总是出人意料。在数个小时的揭露过程中，我的眼前呈现出一件件漂亮得体的时装，就好像我的体内有个时装设计师正在工作。可是这些时装并没有穿在我的身上，而是穿在了模特的身上。（我从未有过身着流行服饰的体验）我体内潜藏的另一个人，或者说另一个个性，是一名哭泣的小孩。我总是不停地哭，这让伙伴们很担心。可我知道，我的哭泣并不重要。虽然我总是在哭，好像哭不够似的，但可以自由自在地哭泣也是一种福气。原本安抚这个小孩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当时的我沉迷于欣赏“时装”，沉迷于“女主人”出于自卫而进行的亲切交谈。
现在，那个哭泣的小孩成了我真正的困扰。她幻化成无数个貌似楚楚可怜的骗子，向我伸出手，待我刚狠心挥断一只，另一只又会立刻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吸食毒品会令人的官感变得强烈，让人联想起孩提时代对于味道、气味和质地的体验。等到致幻剂的影响逐渐消退后，朋友们带我去外面吃了饭，我也回想起了童年品尝过的食物味道：送入口中的蛋卷在舌头上崩裂开来，黄油、鸡蛋、香草溅了满嘴。在人生过半，活到四十几岁的年纪时，我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品尝味道的能力。生而为人，我们都害怕衰老，因为衰老就意味着乐趣和味觉的丧失。可是这个过程的发生是悄然进行的，以至于常常会被人忽视。品尝蛋卷时，孩童跟大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高温会引发窒息和燃烧，会刺痛皮肤，小小的四肢因而会扭来扭去地躲避；寒冷，则会以冰冻的水作为利器伤人；悦人的味道会引得鼻孔扩大，难闻的则让鼻孔缩小；各种噪音和声音都钻进内耳，冲撞着、叫嚣着、威胁着你，让你“只听它说”。孩童和成人，拥有不同的感官世界。
我其实记得并不清楚，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科曼莎的天气非常极端：夏天很热，冬天极冷，几乎常年都处于极度干旱之中。有人说：“那里空气干燥极了，家庭污水被仆人们泼在房后的地上，等到午饭的时候就只剩下粉末了。”还有人说：“在科曼莎，刚洗的衣物大清早晒出去，上午十点钟就干透了。”
在那所大房子里，波斯仆人们不算在内，还有三个成年人。其中一位朋友是美国人，在油田工作。有一个问题曾困扰我多年：为什么美国男人的声音那么诱惑且能抚慰人心？几乎令每个理性的女人都深信不疑？终于我领悟到，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无论情愿与否也都只得承认：生命的主导是抚慰人心的声音，而胁迫的言语终会被人遗忘。
第四个极具标志性的记忆是一段从科曼莎驱车前往德黑兰的旅途。彼时，汽车在波斯还不太常见，交通工具大多是大篷车、马、骡子和驴。我们的车穿行在高山之间。我用手紧抓着帐篷车的粗帆布，从车的一边向下望去。越过层层峭壁，我看到了满是石头的山谷，在深渊边上甚至还坐落着一个村庄，就像我的某个玩具那样小巧。我现在还能认出那个山谷，因为当时的恐惧感已经深埋在了我的心里。汽车沿着盘山路上的边缘一路前行，车轮几乎要腾空出去，最终在一个多石的拐角处被迫停了下来。因为我母亲怀孕已快足月，大人们好不容易才将她扶出车外。我父亲则不得不先移动那条不太灵便的木腿，然后才走下车来。我从车后的帆布车篷上被递了出去。我站在父亲的身后，一只手环着他温暖的大腿，另一只手则环着他坚硬的木腿。我从他的双腿间望过去，司机先生（我不记得是谁）将车向前开进，一个车轮就压在崩坏的道路外沿上，仿佛要驾车飞入空中一般。这一幕让人心生恐惧，感觉汽车会翻过去，滚落山底。我们头顶的石壁上有一只老鹰正低头看着我，它的身形巨大，足够抓起一个小孩。我连忙说：“爸爸，爸爸，快看那只大鸟！”那只鹰最终并没有向我猛扑过来，我们的汽车也没翻落。后来，我们到了位于德黑兰的爱德华育儿室，不久，我的弟弟便在那里出生了。
母亲打算用蒙特梭利教育法来培养我们，但当时科曼莎和德黑兰的育儿室都奉行特鲁比·金博士（Truby King）的严苛教则。这位博士是新西兰人，他的著作被无数父母奉为育儿宝典，如今，我们仍可以从上了年纪的护士和保姆口中感受到他的深远影响。特鲁比·金博士说：“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这简直和我父母童年时所经历的最严酷的管教方法一脉相承。对于这一点，我确信母亲从未意识到过，她只是在做着所有好父母都在做的事情。但即便只是在家人面前阅读金博士的育儿指南，也令人苦不堪言。
婴幼儿喂哺指南：婴幼儿喂哺需两小时一次，以后逐渐延长为三小时一次（每昼夜），最终将喂哺频率设定为每四小时一次、三小时一次，或每天四至六次；每次喂哺间隙，即便孩子哭得声嘶力竭，也不应予以理会，否则，孩子就有了权利，就可以支配你，个性也会被彻底摧毁，变得任性骄纵，最重要的是，会“爬到”母亲的头上；喂哺间隙，绝不可将孩子抱起，要让孩子从一开始就学会认清事实，明白到底是谁说了算——这一点尤其重要；不能让婴幼儿住在父母房间，应该另设独立房间，让孩子居住在童车里时就开始接受上一点准则；无论性别，婴幼儿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处境，明白自己在整个宇宙中就是孤立无援的角色。
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一战”后她身体极度虚弱，无法喂养我，所以在我出生后的十个月里，她将牛奶稀释了喂给我喝。母亲还说，就品质而言，波斯牛奶只及得上英格兰牛奶的一半。她说，因为我吃得不好，所以“总是没日没夜地哭”。
也许母亲说得不错，可是从照片上来看，我并没有饿成皮包骨，相反，我看上去肉乎乎的，笑容也很快乐。既然如此，身为一个母亲，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兴致勃勃地告诉自己的小女儿，说她在整个婴儿期都在挨饿？我想，这与她的戏剧意识不无关系——她将一切事情都以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曾几度让我跟父亲暴跳如雷。对于母亲的这种夸张做法，我并不介意，而她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依旧我行我素。或许在她看来，即便婴儿时期的我总是饿着肚子，也没有多大伤害。
育儿指南的第二步是便盆训练，这对性格的塑造尤其关键。无论相信与否，指南中这样建议：自孩子出生后，大人必须每天有规律地将其抱起在便盆上方。母亲对我说：“（经过如厕训练）你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就不再随意大小便了！”我当然不相信。可是母亲的声音中透露出巨大的喜悦，好像她战胜的远不止婴儿的肠道那么简单。要知道，虔诚源于洁净（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小婴儿无法自己控制排便，但作为父母，如果你将婴儿抱起在便盆上方，用言语加以鼓励或用盆子的边缘提醒，或让水从高举的壶中倾入盆中模拟撒尿的声音，同时用手轻揉婴儿腹部，婴儿就有可能排尿。试想一下，从大英帝国疆域的一端至另一端——在世界地图上所有用粉色标示的区域内，妇女和护士们都将小婴儿“抱”了起来。
读到这里，你大概会认为这些指南一定影响了我的生活习惯，让我对洁净情有独钟，要求所有的事都井井有条。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的生活杂乱无章，不过我对某些事情确实情有独钟，也因而小有收获，比如写日记。
幼年印象最深的记忆，并不是弟弟的出生，而是母亲把我介绍给弟弟时的情景。那时，我刚刚两岁半。宽敞的房间里亮着灯，高高的天花板上投有影子，下方的大床跟我的头顶一样高。父亲卧病在床，大家都开玩笑地说，怀孕的倒像是他，而不是我的母亲。那个年代，女性在生产后应卧床静养至少一个月（以六星期为宜），腿部至膝盖处均以坚韧的亚麻布紧紧束缚——很难相信，我活力四射的母亲居然也屈从了这样的做法。记忆里有一张巨大的童床刚好高过我的头顶，它的上面点缀着白色的细布，四周飞扬着白色的荷叶边饰。母亲站在床边，弯下身来，诱哄着我说：“多丽丝，床上的这个小家伙就是你的宝贝，你一定要爱他哦。”说着，她从层层包裹的童床里抱出来一个婴儿，然后把他带到我的眼前，距离如此之近，我差点以为是自己抱住了婴儿。我已经不记得婴儿的模样，只记得当时内心翻腾着怨恨和愤怒的火焰：那才不是我的宝贝，明明是他们的宝贝！直到如今，那劝诱的谎言依然会在我的耳边响起，一遍又一遍，直至我最终屈服。曾经叛逆的火焰依然烈烈地燃烧着、提醒着我，这绝不是我第一次被诱哄着必须做出某种感受。诚然，这是谎言，因为他不是我生的孩子，肯定不是。或许，特鲁比和蒙特梭利两位教育家都曾提出过应对的方法：要对大孩子循循诱导，让他们去爱自己的弟弟或妹妹，这样，嫉妒的情绪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母亲的做法，我非常讨厌，可是又感到无能为力。母亲让我爱那个孩子，我确实做到了。眼看着那个孩子从婴儿成长为小男孩，在整个过程中，我都在为他付出浓烈的爱。这段记忆货真价实，从长久以来的每个细节中也能推演出来。这段记忆连同其他相似的事件一起，永久地决定了我情感生活的走向。
你所需要的就是爱，爱是你唯一的需要。母亲每每向我们介绍育儿方法，总会说：“孩子应该由爱来管教。”她在孩童时不曾体会过爱，所以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证孩子们能够享有被爱的权利。可问题在于，只有体会过爱，才能学会去爱。我记得自己被生硬地包裹起来，母亲的双手不耐地抱着我，声音不断地回响在我耳边，她说自己想要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母亲无条件地爱着我的弟弟，但她并不爱我。
事实上，童年早期的经历伤害了我多年。一番戏剧性的言论可能会引起不快，但是说话者却有其明确的意图。有些人执着于寻找“虐待行为”的证据，而我的以上言论恐怕很容易引起他们对我的关注。在他们口中，“虐待”通常是指性虐待行为。如果跟他们说自己没有遭受虐待，他们立刻就会像一些研究员那样，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笑容。这些奋进的群体运动汹涌而去，消亡之后又以另一种新的形态卷土重来。也许这次，它们不再关注人们对性行为的处理，或是对儿童群体的利用（我认为这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常见），但会探究人们在情感上受到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甚至每个人在婴儿时期也在劫难逃。在我看来，施加某些心理压力（包括一些善意的压力）和伤害肉体一样都具有破坏性。无论怎样，的确有许多人经历过并不愉快的童年（这里指惯常意义上的“不愉快童年”，在我的笔下似乎已有描述），我一直都能理解这些人的感受，跟他们常常一见如故，也曾与这样的人一起生活。童年时，他们有的曾被收养，然后又遭抛弃，被送到寄养所或孤儿院——这些地方就像廉价的交易柜台，各个父母之间上演着野蛮的争夺战。有的在年龄极小的时候就被送去了森严冷酷的学校——现在的我们也会被送去某个地方，但这是后期伤害，并不是幼时所遭受的创伤。从家里惊恐逃脱，或经历情绪崩溃后，他们终于重新找回了自己。许多年来，我的朋友几乎都组建起了自己的家庭。虽然这在当时并不普遍，现在却不然。如今的世界动荡不安，内战频发，饥荒、流行病时有肆虐，无家可归的人多达百万。这些人都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家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无论大小，都有一处情感的荒原。
我的母亲做起事来认真、细心、勤奋，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她天性仁慈，气量很大，从不殴打孩子，甚至连一记耳光都没有打过。她常会说起跟爱有关的话题。因为从未享受过父母的温柔相待，于是在她自己为人母的时候，这种柔情就表现为焦虑和忧心。例如，母亲就总在试图让弟弟显得“柔弱”，以便能够细心地照料他，她也曾让我相信自己“病了好久”。
我的父亲呢，虽然深情却不温柔。没有几个父母喜欢将情绪外露。如果我遗传到母亲的特质，那么一切事情或许都会好一点。然而母亲很不幸——她的这个女儿生性敏感、易受影响，不仅目光犀利、爱指手画脚，还叛逆好斗，一直渴望着得到爱，总之，她对外界很敏感。
德黑兰的育儿室颇具爱德华时代的风格，或许也曾在英国伦敦开办过。育儿室里有一个宽敞高大的方形房间，就像储物间似的陈列着许多厚重的家具。墙中的壁炉里，火焰在旺盛地跳动着，出于安全考虑，火炉外围装有一扇黄铜护栏，这样，好奇的孩子们就无法靠近火焰了。铜质的围栏上，晾着一些熨好的衣服和尿布。另有一个折叠式木头架子，上面挂着婴儿穿用的各式衣服、襁褓包和垫子，还有尿布、背心、婴儿捆带，羊毛织物、衣袍、裙子、短袜、帽子、夹克和围巾也越来越多。房间的一侧被这堵衣墙遮住了，其后又是一个个塞满衣服的衣柜，里头是夹克、连衣裙和衬裙，有羊毛的、细麻的、精纺毛料的、丝绸的，也有棉纤和法兰绒的。这些衣服多到数以百计，式样也无所不包。那里有很多大椅子，还有一个类似脚手架的高脚椅子。椅子下面有两个小娃娃正蹲在便盆上，而衣柜就是为了他们两个准备的。房间里的各种物件都散发着自己的味道，包括新熨好的衣物，凡士林、艾丽曼擦剂、鱼肝油、杏仁油、樟脑油、梨牌香皂、脸盆架上的铜罐和盆子、暗自燃烧的炉火、温奶用的煤油炉，还有两个只堪堪遮掩着的便盆。厚重的帘幕落着灰尘，后面的薄纱窗帘散发着肥皂的清香，上蜡后的家具也散发着木头的气息。窗帘上蓝白两色的部分印着小女孩波比和绵羊的图案，其他部分则是白色的，这个充斥着气味的白色世界简直要把人闷得窒息。
小女孩和小男孩先后出生，无论女孩做什么，男孩都会照着做，比如揭起便盆的遮挡物。而每见此情景，房间里的女人们都会惊呼制止：“哈利宝贝最乖了，多丽丝宝贝也很乖。”这样的“鼓励”就像一种动力。有一次在公使馆的正式晚餐聚会上，小女孩拿出一个盆子，嘴里嘟囔着：“朵……多丽丝宝宝很乖巧。”要不是多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这段记忆可能早就淡去了。几十年后的一天，多丽丝完成了一部小说，书稿第二天必须要送到出版商的办公室。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走进乔纳森·凯普出版社，递出一个盆子——里面装着她的小说原稿。多丽丝从来都是一个乖巧的好孩子。她心中洋溢着成就带来的喜悦，当然，也因为证明了自己值得被爱。
但愿我的以上经历有助于大家理解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像专家说的那样，梦境是最好的现实预兆，所以那些无知的人很有必要借鉴一下）。
育儿室里有两个女人，其中之一是我的母亲。她身形高大结实，做事又雷厉风行，就像行走的能量块。我的部分注意力总是在她身上，生怕她一个不小心就把我撞翻在地，从我身上踩过去。另一个女人身形娇小一些，在成人看来也是如此。她是一名护士，叫玛塔，是叙利亚人。她性格乖戾，年纪已经不小了。玛塔只说法语，这点很让我母亲满意，因为她决心让自己的孩子们接触良好的教育。母亲的良苦用心是否让我的禀性受到了法语的影响呢？可以说，是的。虽然我后来只是阅读过一些法语文字，法语水平仅限于几句餐馆用语，或者在乘坐出租车及日常打招呼时说上几句。不过，每当我想要学习其他语言时，无论投入多大精力，都会受到法语的阻隔。大概是因为我听到的和学会的第一句都是法语（玛塔哄我时说的儿语）。
艾米丽·弗劳尔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卡洛琳·梅·巴特利呢，她不讨儿子的喜欢，她去世当年，丈夫就选择了再婚。对于这两个女人，我自然是好奇的。不过我现在更想多多了解玛塔，这个被迫在英国家庭做育婴女佣的女人。大家叫她“老玛塔”，但从照片上看年岁并不是很大。究竟遭遇过怎样的战争、灾难、饥荒，或是个人的不幸，才会迫使她去一个严苛的英式育儿室工作？以至于只能舔舐苦楚和孤独，双手也变得冷酷无情。至少，她对我是手不留情的。她常对我母亲说，“贝贝才是我的孩子，夫人。多丽丝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您的孩子，贝贝才是我的孩子。”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玛塔总是会提醒我这个事实，每次都意有所指。现在我终于证实，自己不仅真的感觉迟钝，甚至还遗传了母亲的戏剧化个性。母亲原本可能成为一名女演员，但我知道，她自己不曾有过这个想法。好女孩当了护士都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可想而知，登台表演的名声有多么糟糕！外祖父约翰·威廉恐怕会因女儿的职业羞愧而死。不过，母亲生来就拥有演员的特质。离开德黑兰育儿室多年后，她还会提起玛塔，说她是脾气急躁、口出责骂的老妇，“我得制止她动手打你、捏你，她对哈利从来都很温柔，她很爱哈利宝贝，所以从来没打过他。”“淘气鬼，你这个淘气鬼！”母亲学着玛塔的语气粗声地对我说。我知道母亲跟外祖父是怎样相处的，因为她俨然成了不近人情、怒气冲冲的外祖父，一副自以为是的语气。而在外祖父的眼前，吓坏了的小女孩僵直地站着，眼神勇敢地迎向那张权威的面孔。
外祖父要求严苛的时候，母亲并没有流泪，而是选择了勇敢面对，完成父亲对自己的一切要求，甚至还精益求精。我却不同。在那所育儿室里，我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而与玛塔斗争，失宠的孩子都被认为是“不美好的”、“不乖巧的”。有谁会真的爱这样一个孩子呢？答案是她的父亲。男性的气味、烟草味和汗味混合成父亲的味道，这味道笼罩着她，很有安全感。
写下《幸存者回忆录》（Memoirs of a Survivor）的时候，我把它称作“一次自传写作的尝试”，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外国出版商根本没有把这句话印在标题页上，英文再版时，也没有人记得要印上去。人们看起来有些为难，他们说，这句话让人难以理解。数万年来，人类给自己讲着故事，形式永远是类比和象征、比喻和寓言，内容则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只是提供线索、稍加提示，在一个模糊的玻璃中遮掩前路。但是，在现实小说问世三个世纪以来，许多人的这种思维能力都已经退化了。
对我而言，这部小说的写作计划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个中年人（无所谓性别）对成长经历的回顾。总体来讲，情况一直在恶化，在我过去的生活中也是如此。以年轻人和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为代表，众人掀起了暴虐的巨浪，这浪潮滚滚而来，又逐渐远去，最终消失不见。其中出现了多个人物、战争和运动，比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共产主义、白人至上论，还有一些残酷的思想体系，虽风靡一时，最终却以崩溃收场。壁垒消融或许是最古老的比喻，但如果你要编织一个故事，而且需要象征或类比时，那么年代越久远、越多人所熟知的载体是最佳选择，因为具有典型意义、已经存在于人们心中，因此容易引导人们去理解一个新的故事。
在我的壁垒之后，有两种不同的记忆就像连续的梦境一样交织上演。一种是一般的、大众化的梦境。许多人都做过类似的梦，比如在你熟悉的一所房子里，房间变得空荡荡的，它的内部又多出很多层空间，或者又冒出了其他陌生的房子。你甚至还可能梦到层层堆叠的花园，梦见自己在不知道的某个地方观赏风景。另一种则是私人化的记忆和梦境。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既然我能记清梦境，甚至有时还会将它们记录下来，那么我是否也能够以梦境的形式来写作一部个人生活史？作家格雷汉姆·格林就曾对此进行过尝试。在《幸存者回忆录》背后，我构筑了这样一个梦境中的传记，在里面提到了德黑兰育儿室和我的父母，但是形象都加以夸张和放大，因为这才适合梦中的世界。母亲曾说自己“为孩子们做出了牺牲”，我将她的这一性格也进行了刻画，当时的女性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话，而现在的女性多会有所顾虑。初为人母的时候，母亲还是一个神情沮丧、口中抱怨的女人，但后来，她偶尔会扮演起朋友的角色。母亲总是说子女是她多么沉重的负担，让她如何筋疲力尽，而她自己是多么不被重视、又毫无成就感。她还说，普天之下，只有母亲才知道养育孩子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孩子们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取她的精力，却不知道心存感激。
说便说了，关键是母亲总在孩子们面前说这样的话，好像孩子们都不在场似的，好像她告诉全世界“孩子是沉重的负担、让自己非常失望、简直榨干了自己生命”的时候，孩子们听不见似的。因此，人们大可不必再去挖掘跟“虐待”、“残忍”或其他字眼儿相关的记忆。尽管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倚在父亲的膝盖上（不是那条假肢，而是人腿），母亲在一边跟访客直白地谈论自己的子女，说孩子们消耗了她的气力，让她不复往昔，并且她那未被善加利用的才能也在枯竭，特别是这个小丫头（用她的话说，“太捣蛋，太难对付！”）更是让自己的生活悲惨至极。听了这话，我便对她憎恨起来，几乎产生了杀死她的念头。但紧接着，我的心中就泛起了一丝苦涩和疲惫。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那样谈论我，就好像我不在场似的？为什么会把我亲爱的弟弟说成是负担？这简直就是虚伪——因为母亲明明很爱弟弟，而且也这么说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如此轻视我、贬低我、背叛我？何况还是在一个访客面前……我知道父亲也不认同她的做法，因为我能感知到父亲的所想：身材高大、生性迟钝的妻子在那里高谈阔论，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这让他愁闷极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母亲做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其他母亲都会做的、常常做的事情罢了。无论是乘坐火车、公交车时，还是在大街上、商店里，几乎随处可见一些女人拖拽着孩子，或将孩子粗暴地放在婴儿车里。她们假定自己的孩子没长耳朵，一开口就唠叨抱怨，说孩子毁了自己的生活，自己又如何不想要孩子（这难道不就是她们说这话的意图吗？），说生孩子简直就是大错。
这种做法是对孩子生命的侮辱，我相信，即便是生性刚强、反应迟钝的孩子也不可能受得了这种攻击。
而我生来就很敏感，或者说，是那些利落的双手将我改造成了这样。
至于我的父亲，他是因为妻子的无知才感到痛苦而退缩吗？卡洛琳·梅对他的影响是否很深刻？父亲家中那些忧郁却精明的“半个诗人”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或许是因为某种家族基因的存在，才让我们都如此敏感？
不过，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绝非捏造）事情发生的时候，父亲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围在他身边的人们慢慢露出了观赏和讥讽的笑容（就像小说家们思考世界时露出的笑容）。至于玛塔和我母亲，当我想要从她们的视线中爬走，或是因为厌恶而想要杀死她们时，我就会去父亲那里寻找庇护。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
在德黑兰的那所房子里，除了拥挤的育儿室外，还有一个同样拥挤的客厅。客厅里塞满了家具，不过还好，它的内部并不是死气沉沉的白色。每天晚上，这儿都会举行一个仪式。护士会引导着我们这些孩子玩睡前游戏：枕头大战，被大人们追逐、抓到后又抛在空中，还会被挠痒痒。这种游戏被认为是有益儿童健康、利于塑造儿童性格的，目前仍在许多中产家庭里上演。过往的一幕幕都浮现在眼前。我看到当枕头挥舞到我和弟弟时，母亲的脸兴奋而生动。我听到当羽毛飘满这个空间时，我和弟弟、母亲发出了激动的叫喊声，那时候我喊得头都疼了。我还记得，父亲一把抓住年幼的我，硬是把我的脸往他大腿那儿塞，我立马闻到了一股不干净的味道。父亲不常清洗，而且那时快速干洗技术还没问世，所以人们的衣服总是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因情绪太过激动，我的头痛更加剧了。他的一双大手在我的肋骨上轻挠起来，我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无助又绝望，紧跟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可我们一直都在被教导要学会忍耐，因为这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必修课。要穿得了破衣烂衫，能够容忍自己被伤害，可以在游戏中接受失败，被轻挠到大哭也要忍耐——所有这些都是适应中产阶级生活的必要准备。
当然也有其他可能——大人们放缓了追逐孩子的动作，“挠痒痒”也不是伪装之下的欺凌行为，而只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可是被那双大手抓挠的梦魇却一直持续着、纠缠着我，直到七八岁。即便情绪已经淡去，但这梦魇如今仍历历在目。我成了梦魇方面的专家，还在童年时就知道了如何战胜它们。在我看来，那些孤立无助、被挠痒痒的经历就是最挥之不去的梦魇。
尽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父亲是我的盟友，他会支持我、安慰我。我在想，年少时经历过“游戏”和“挠痒痒”的那些小女孩，有多少在成年后又屈服于男人对自己的肉体折磨？不，我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遭受过男人的掌掴、殴打，或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肉体虐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个时刻，大众报纸总要谈一谈女人被虐待的新闻，可这种行为实为更严重的欺凌。
还有一段记忆，是经由我推演而来的。在那个举行晚间仪式的大房间里，悬挂着厚重的红色天鹅绒幕帘。说厚重，是因为我记得它扯着我的皮肤，让我的四肢都使不上劲儿，而我只能用小手环抱着它的褶皱；说红色，是因为在二十多岁写作故事的初期，我就构思了许多类似爱·伦坡悬疑小说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红色的天鹅绒幕帘后都隐藏着威胁。有一则被改编过的故事，讲的是在一所房间里，有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从后面驱赶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跑呀跑，一直跑到了铺满红色天鹅绒的墙壁。可是当她大大地踏出一步，想要穿过天鹅绒的时候，却发现这背后根本就没有墙壁，而只是一片空白。这个故事可以称为《红色天鹅绒的恐惧》，而许多童年“游戏”都可以解释为这一类故事的来源。
我笔下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小女孩的主观体验，包括了难闻的气味、嘈杂的声音、母亲读书时腹部发出的隆隆声、父亲烟斗里的烟丝响起的咕嘟声，还有自己的耳朵里血液流动的声音。至于这些喧嚣、臭味以及窒息感，女孩要学会很快从其中跳出来，否则会不堪重负。但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包括生存之战在内，每时每刻地见证了母亲聪明且完备的教育手段。到底是约翰·威廉的女儿。我这位外祖父已经身体力行地教育了她，称职的父母必须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什么。如果母亲是个严守纪律的女孩，如果她吓得不曾忤逆自己的父亲（不过后来她违抗父亲的意愿当了一名护士），那么，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也会去马弗京度过美好的夜晚，会在布尔战争（Boer War）结束时参与庆祝活动，会去看所有的展览，会在外国的国王和王后进行国事访问时等候在路的一侧围观，会在新铁路线开通后参与试坐。可实际上，母亲被教育成了崇拜达尔文和布鲁内尔的人，还要因为英国成了发展的典范而引以为豪，她既要去博物馆，也要学会使用图书馆。
也因为如此，后来在德黑兰，母亲让自己的孩子们经历了他们应当经历的事情。幼小的我被托举起来，透过掀起的天鹅绒帘幕看到了夜晚的天空。“月——亮，月亮。”母亲指给我看，就像变回一个小女孩，音色很动人。“星星。”“星星。”母亲说一句，我学一句。虽然毫无表演天赋，但父亲也想学着发出儿语的“月亮”，哪想一个失误，发成了“月半”，这算勉强跟月亮沾点边？总之他的尝试还是失败了。德黑兰会下很大的雪，每到这时，只要向外看，就能看见灌木丛和墙壁上覆盖着晶莹的白雪。母亲堆起雪人，用煤球做眼睛、胡萝卜当鼻子，她还会堆出白猫的样子，用绿色的石子当猫眼。母亲对这很在行，个个都做得有模有样，而且还教会了我们怎么用法语说鼻子、眼睛、爪子和猫须。她带着我们来到缓缓的雪坡之上，在我看来这雪坡就像喜马拉雅山脉下的丘陵地带。我们将茶叶盘垫在屁股下，手紧紧地抓着边沿，由母亲从顶部推下，滑到雪堆里。母亲还给我们解释说，雪就是水，水也可以变成冰、雨和冰雹。到了假日，我们就会被带去山中，带到古拉海科（Gulahek）。这个名字意为“玫瑰盛开的地方”，如今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出各色玫瑰，有红的、白的，还有粉的、黄的，愉悦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会去户外野餐，去公使馆举办的儿童化装舞会。所有这些经历都是我们的命运，既是应得的，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是雪、那些是星星，需要知道路旁山壁的一侧，是几千年前就雕刻下来的克索尔胡（Khosrhu）马背上的形象。母亲说，千年的历史已是过去，已经成为人们的遗产。去公使馆参加派对时，母亲告诉我们，我们属于这儿，这里都是有教养的人，我们也一样。不过在这些人中，父亲不喜欢英国社区里的主管内里根女士。母亲总在告诉我们必须去崇拜什么，父亲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两个人拥有不同的看法。父亲对他人的好感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教养”程度，就算当时并不完全理解，我也清楚地知道父亲之所以责备母亲，是因为她更看重人们的社会地位，而非其他方面。如今我将这些写下来，一些自诩清高的人士难免会说：“那又怎么样呢？再怎么说，也都是过去的事了……”即使表象有所改变，清高的本质却未曾发生变化，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然而，人们却还在嘲笑过往的种种，这种做法想来也是源于无知吧。
事实上，在那个见证了她锦绣年华的国度里，母亲为我和弟弟做到了尽心竭力。因为稍有松懈，她就可能感到懊丧，毕竟她的天赋本来能够让她留在大医院工作，并且成为一名出色的护士长。不过呢，像她这样乐于参加各种聚会和享受美好时光的女人，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她喜欢受到别人的欢迎，也享受做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而且作为一个母亲，她喜欢将两个小可爱培养成举止规矩、洁净乖巧的孩子。
后来在非洲，母亲对我和弟弟说起一件事。因为对她意义重大，所以她讲了一遍又一遍。很久以前，在公使馆举办的一场化装舞会上，她扮成了卖花女（恐怕她并不知道自己扮的正是可怜的母亲艾米丽吧？），舞伴是公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跳到舞池中央的时候，这位年轻男子停下来，满脸羞红地对她说：“我的天，你是莫德·泰勒，对吗？你变得这么美丽，我都认不出你了。”这个失态的年轻人最后溜走了。的确，我母亲本就该是外表平凡、平淡度日的姑娘。我想，正是因为需要，她才没有变得像艾米丽那样自负和轻浮。小时候，听着母亲缅怀往事（一遍又一遍），我会为她感到心痛，或者说，这心痛就未曾停止，因为母亲终其一生都在讲述着她的故事。当想起那个认为她非常美丽的年轻人时，她的眼里还有泪光在闪烁。
人的记忆里总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记得一个男园丁——波斯人——站在石头河道上，河道从石墙下穿过、通到了花园里，山上融化的积雪就被引到了这儿。因为我在水里跳来跳去，还溅到了园丁身上，他假装生气起来。于是，我被父母支去厨房告诉仆人们可以准备上菜了。（我想，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德黑兰，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照看弟弟。）我一直抬着头盯着这些身形高大的人，我向上看啊看，看到头巾下的他们虽然面色严肃，眼睛却含着笑意。
有一个记忆至关重要，而且动人至极，它是我所有的记忆中最为朦胧的，说不定只是我的一个梦——我弄丢了玩具羊（一小块木头安在轮子上，再用真的羊皮包裹一圈制成的），正边走边哭着，眼前就出现了一大群绵羊和一个牧羊人。牧羊人的个头很高，皮肤和袍子都是棕色的，他正低头看着我。在他和羊群周围，尘埃旋转飞扬着，被晚霞映成了红色。这就是记忆的全部。在我的《少儿圣经故事》里有一幅画，上面是一个好牧人。不过那张画里当然不可能画有尘埃，也不可能有绵羊和尘埃的味道。这段记忆意味深长，时时萦绕着我，可我从来无法参透其中的含义。
很快，在波斯体会过的滋味、触感和味道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非洲的色彩、气味和声音。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了巴基斯坦，也是那时，我再次遇到了一次沉浸在童年世界中的自我。在那个世界里，有个男人的声音在颂扬或歌唱——最余音绕梁的声音用什么词描述来着？是宣礼声吗……炎热的太阳斜照在洁白的墙上，墙壁白色的纹理中隐约可见微红的尘埃……被太阳照射过的尘埃、尿液、香料、汽油、动物粪便的味道混合着扑面而来……集市里的声音和颜色如爆炸了似的斑斓起来……驴子们也嘶叫起来，伊斯兰教认为这声音是可鄙的，因为驴子只会为了食物和求爱嘶叫。可我觉得，它们是因为孤独而嘶叫，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切斯特顿对驴子的赞扬。
公鸡报晓，驴子嘶叫，尘埃落在白墙上——这就是波斯。如今我居住在伦敦，山下的一只公鸡偶尔打鸣时，我总会不由得失神，几乎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不同于后来在非洲的情况，在波斯的时候，虽然也远离英格兰，但是我的父母亲并未和家族断了联系，至少，还有两个亲属曾来拜访，其中一位是哈里·洛特——父亲的一个表亲。奇怪的是，对于这位表亲，父亲数次提及，而我却无话可说，因为我已经记不得他的样子了。我这位叔父是家中的好友，我们搬去非洲后，他仍会寄来礼物，还给我们写信，直至他离世。“孩子们，他真的很爱你们，可他为什么会那么爱你们呢？”父亲一如既往补充道，“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吧。”如今，每次看到那些富有爱心的朋友怀抱着孩子，我就知道这将对孩子产生永久的影响，这份爱就像悄悄贮藏起来的善意，或是慢慢发挥效用的药片，时刻灌输给孩子，甚至贯穿其生命的始终。可是呢，这个孩子却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全然没有印象。我发现一种非常令人不适的经历——眼看着孩子们被塑造、改变，后来又进入青春期，他们不按常理出牌，但是你确切地知道他们做出各种行为的动机；再后来，他们长成了青年，你仍然知道他们的行为根源在哪里；等再见面时，你眼前的孩子可能已经完全长大成人，而你已经不了解他了。可你依然试图从他的双眼中寻求答案，或者想要知道他拥抱朋友的姿势是生硬的还是亲切的，你或许也想要知道，他会如何温柔地抚摸狗的脑袋，而他却不知道你究竟在寻找什么。
另一位访客是我的阿姨贝蒂·克莱弗利，她在“一战”中痛失爱人。在当时的欧洲，跟她同龄的女人都曾遭此厄运。她是我父亲的堂亲，个头很高，不爱干净，笑起来会露出龅牙。她也很爱我们，不过这只是我和弟弟从大人那儿听来的。我记得有天早晨在她的床上醒来，床头柜上已经摆放着早餐盘。她穿着艳粉色的长袖羊毛睡衣，长长的头发披散在床上。她的头发散发着香皂气息，像棕色的丝线一样跟我搅在一起。她将玛丽亚饼干浸了浸浓茶，又把上面碎掉的一小块递给我尝了尝。苦涩的味道令我哆嗦起来，见状，她先是大笑，接着又给了我一块新的干净饼干，嘴里还嚷着：“不要跟你妈妈说，我破坏了你的早餐胃口哟。”刚说完，她又用嘶哑的声音高声唱起了《温柔的光》（Lead Kindly Light）和《万古磐石》（Rock of Ages），手里还晃着茶匙打拍子。后来，身为传教士的她去了中国。在给我父母的信件中，她提到异教徒们受到了基督教的控制，还提到了伦敦传教会，以及重返英格兰后的教区事务。
我父亲在波斯帝国银行工作了近五年，他先是在科曼莎任职分行经理，然后在德黑兰担任助理经理。又将离国的时候，父亲料想以后会重返波斯。那时候，我父母都心神焦虑，他们不知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才好。作为家中的大孩子，我当时已经五岁，其实把我留在英格兰也可以为人所理解，毕竟这在当时并不少见。不过母亲从吉卜林的《黑羊咩咩》中懂得，如果选错了人来暂代父母的角色，那么孩子就会遭受可怕的欺凌和冷落。父亲并不想回到波斯，社交生活令他厌烦，他也不喜欢银行的工作。波斯人很腐败，可每当父亲说起这个，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没什么要紧。
与此同时，远离英格兰的生活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增进他对家乡的感情。可是父亲总不愿承认，英格兰（的确是英格兰，而非整个英国，至少他称呼的并非是英国）不仅背叛了对人民的承诺，而且也是无所顾忌和腐败堕落的。在当时的英格兰，恶棍们因为发了战争横财而自鸣得意，愚蠢的女人们给男性平民和从战壕中死里逃生的人们送上白羽毛，也会冲后者吐口水。至于战壕里曾是怎样一番情况，人们完全不清楚。于是我父亲在心底悲鸣，他的声音因愤怒而变得僵硬：
当他们向我们问起……
他们当然会问起……
我们就会应答……
可是从来都没有人问起过，因为这场战争俨然成了大忌讳。话说回来，父亲不得不忍受六个月的煎熬。虽然他一直都不喜欢表亲哈里，但现在避无可避，只好接受他的屈尊相待。哈里是成功人士，在威斯敏斯特银行担任分行经理，他拥有一艘游艇、一部汽车，还有一栋房子。这房子并不招我父亲喜欢，他觉得装饰过多。让我父亲感到自在和安然自若的是科曼莎的那座石房子，可惜他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喜欢妻子的姐妹玛格丽特，还觉得妻子的兄弟是个讨厌的人。跟亲戚们相处的六个月里，势利的、自大的、守旧的、偏狭的、愚昧的人一哄而上，简直就是英格兰的缩影，就像人间地狱。但是回到德黑兰，势利的社交生活又忙不迭地开始了，外出野餐也提上了日程，母亲参加了公使馆聚会和音乐晚会，一些年轻人在唱着《去曼德勒的路上》（The Road to Mandalay）和《克什米尔之歌》（Pale Hands I Loved Beside the Shalimar）。“为什么人们就不肯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呢？”父亲像哲人那样发问道。对此，母亲只是报以微笑，因为她知道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可麻烦在于，父亲这个怪癖传染了我。
“不，不想，我不要，”母亲非让我装扮成小牧羊女波比，我哭了起来，“我不想当波比，为什么我不能像哈利那样当兔子？”听了这滑稽的想法，母亲笑了起来，令我苦恼的是，我感到自己也要忍不住笑出来了。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我不想去派对，我不喜欢派对。”“瞎说，你当然喜欢派对，你当然喜欢当波比。”“不，我不，我不。”“别冒傻劲，迈克尔，快跟她说她在犯傻。”“如果她不想去，为什么一定要去？”爸爸压抑着怒火说道。“我也不想去。派对！到底是什么人首先想到的呢？无论是谁，都应该被吊起来，被水淹，被弄成四等份。啊，一定是魔鬼先想到的，我早该知道。”“天啊，迈克尔，怎么连你也……”
“不是我怎样，说实话吧，只是想到‘派对’这个词，我都要吐出来，这些孩子们都是这么想的。难道不是吗？他们过度兴奋，变得贪吃，很快就生了病。”“天啊，怎么会！迈克尔，你明明很喜欢参加派对的。”
孩子的愤怒纵然渺小无助，可这世上又有哪种憎恶能够比得上它的暴烈？此时，杰拉德·内里根也在跟自己的妈妈大声对抗着：“不！我不想，我不穿！为什么非要我穿？”他比我大两岁，已经是个大男孩了。他的双手胡乱挥动着，因暴怒喊叫而脸色发白。每天，那些陷入困境的孩子都会这样来上一遍。可是之后呢，他们又会说：“我有个非常快乐的童年。”自然就是如此神奇，它让人们对幼时的事情选择性地失忆。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我那只猫吧，虽然在《特别的猫》（Particular Cats）一书中已经写到过它，但是我知道它值得更多笔墨。“你在排水沟里捡到了那只脏猫咪，然后把它带回了客厅，它的个头比你还大，”母亲回忆说，“你坚持要把它带到床上，所以我们一起用清洁剂给它擦洗了一下……”（磷酸钾是大英帝国的必要支柱之一）“这时，老玛塔突然走了进来，问道：‘怎么会有一只脏猫儿在这里？’”不过还好，我被允许留下了这只猫，而要问我有多喜爱它？不需要太多推论就可以得到答案。好多年里，一想到猫之死，我就悲伤得无以复加，这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在我父母离世的时候，我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呢？结论是没有。那只老猫是从德黑兰大街上救回来的，也因此逃脱了静待死亡的命运。它是我的朋友，可是在我们离开波斯的时候，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用谎言来抚慰我，可我并不相信他们的话，我只是伤心地哭。“没有人安慰得了你。”母亲对我说。
我将慢慢变为一个老妇。如果按“1到10”的数字给痛苦划分等级——“10”意味着真实恐怖的、让人沉浸其中而迟迟不去的抑郁症（这点我还没有经历过），那么对我来说，“衰老”带给我的痛苦位列第9等级。根据这一标准，痛失爱猫带来的悲伤排在第4、第5级的位置，因父母和弟弟而感受到的痛苦位列第2级。显然，猫带给我的痛苦是医生所说的“牵涉痛”，就是说当某个器官让人感到疼痛时，真正的病因其实在另一个器官上。当然了，肯定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说，我也曾遭受第9级的痛苦，然而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这痛苦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一定有人疑惑，在如此众多的幼年记忆中，为什么令我感到欢乐的少之又少，甚至连舒心的都没有几个？难道是因为饿了肚子又脾气暴躁，所以我幼小的心灵拒绝安抚？摄影师的作品里是否会有什么蛛丝马迹呢？是的，的确有这样一张照片。那时我三岁半。照片呈现出了一个若有所思的小女孩，这让每个人都很满意，可我记得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受——人们唠叨不休，忙作一团，给我穿上蓝色天鹅绒裙子，但我感到又热又痒。长袜子扭曲堆叠在一起，很难穿上，所以不得不用橡皮筋提拉起来。脚上的新鞋也不舒适。我的头发被梳了一遍又一遍，发型换了一次又一次。本来有个带着衬垫的凳子让我坐，可是它很滑，我很难爬上去。之后我又被放到了一个很大的实木雕椅上，可是他们又说搭配的感觉不是很好。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我的母亲和摄影师。这位专业摄影师的工作室里有各式日本屏风，上面画着日落、湖泊和飞行的鹳鸟，还有为儿童摄影做布景用的桌子、椅子、垫子和填充动物玩偶。我坚持要跟自己的泰迪熊一起拍照，虽然破旧了点，但它是我的朋友。我心情低落、紧张羞愧，觉得是自己制造了这许多麻烦。这些麻烦让我想起自己被母亲当作包裹一样快速而笨拙地装扮起来的情景。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一不小心就崩开带子从里面露出来，这让母亲感到失望。我觉得厌倦，而这种微小的、夹杂着悲伤的厌倦感构成了我全部记忆的基础。重点在于一切都超出了限度：要么太过高大或沉重，要么艰难得无以复加，要么震耳欲聋或格外明亮。对于这一切，我从来都没能够应对自如，尽管我的确担负着这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