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搬家了。对我们而言，搬家是个常事，没什么要紧！我们有衣物、床上用品、一把单椅、之前提到过的那张桌子，还有书，许多许多书。一辆小货车将我们载到了另一处小房子。如果说很多农场还在用那些简易家具，比如斗篷盖布、面粉袋窗帘、汽油桶搁板，那么镇子里就是“商店”家具的天下。这里的椅子是用草编的、后背刚好嵌入槽痕的那种，一些油画上画着蓝花楹、日落、小丘、狮子、黑人，也有抬着头的大象和数不清的羚羊在凝视着观赏者。无论怎样，我不会一直待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自言自语道。
虽然感到绝望和困顿，我仍保持着优雅的举止，做着一切分内的事情。不过，孩子让我筋疲力尽。他大喊着从梦中醒来以迎接美好的新的一天，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在夜里不情愿地睡着之前，他没有片刻的安静。即便到了现在，每当看到有个顺从的小婴儿安静地待在温床里，我都会想起约翰在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继而对眼前这个孩子惊异不已。我简直抱不住约翰，他不喜欢被人拥抱，也不怎么喜欢被人逗弄，他的默许似乎只是在忍耐和应对他人的期望。他很喜欢躺在地上，双腿就像自行车运动员那样动着。有时，弗兰克会抱他，可这个活泼好动的肢体很难应付；有时约翰会在我的怀里站直身子，踩着我的大腿起劲儿地上下乱蹦。每次吃饭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想自己抓勺子，因为抓不住而愤怒；他想握住瓶子，瓶子一滑落他就会大叫。其他女人的宝宝都能睡一整天，可我家的却不能。弗兰克在清晨七点动身去办公室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带着约翰在大街上四处溜达了，因为运动可以让这小家伙平静下来。
我所鄙视的早茶会将在十点左右举行，届时年轻的女人们会在彼此的房子里碰面，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婴儿或者小孩。可以预见，我应该能跟弗兰克同事们的妻子成为朋友。这个早茶会群体里大概有十个女人。我曾在《良缘》一书中描述过早茶会，可要是放到现在来写，我会着以更多的笔墨，因为它对确保新婴儿的出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群体里的某个女人会把自己新出生的孩子带到茶话会上，在看到那个小宝宝的头柔弱地靠着妈妈的肩膀，你突然会觉得自己这个已经蹒跚学步的孩子体型很大，甚至称得上笨拙，不禁会回想起自己曾跟小婴儿是多么的亲密。你大概之前就已经说过：“我不想再生孩子，也许永远都不。”可当你此刻又怀抱着别人的小宝宝时，你会“想再生一个”。“哦，天啊，我怎么又想生宝宝了呢。”猛然间，你认识到了这点，于是急忙把这个可怕的小生灵送还给他（她）的妈妈——此刻，这个女人似乎是世界上最教人羡慕的人，即便她因为生产和哺乳而变得形态丑陋。意识到这点时已经来不及了，你体内的激素已经受到触动，事情注定将要发生。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在某次茶会上宣布：“我怀孕了！”“怎么可能！你明明说过不再……好吧，你让我嫉妒了。什么时候？”
你是否喜欢她们以及她们是否喜欢你，这都不重要。“我们没共同语言！”你这么说是否就太可笑了，要知道，你们有共同的生物基础，你们这一群体都是年轻女人——这两点足够了。如今人们已经知道，频繁见面的女人们的经期也会同步。此外我们还了解到，在任意一个群体相聚的片刻时间里，其成员们的脑波也会出现同步的状态（如同在《生命之舞》中展现的那样）。由此看来，对伙伴的选择确实应该小心谨慎，但具备生育能力的年轻女人总得跟他人打交道。要是有哪个国家正在担心人口出生率过低的问题，那么它的解决办法就是，确保那些年轻女人每天都能跟彼此见上几个钟头。我感到无聊、反叛，我讨厌早茶会，但又渴望去参加，这种心理让我烦闷。回到家后，我对弗兰克说自己宁愿死也不要再去参加一次早茶会，可第二天我就又去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天性就爱社交的约翰很喜欢茶会，对它们兴趣盎然，他坚持要看看发生的一切。“嘿，看紧约翰，他已经能到处爬了。”
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儿”——仆人，其他人家也都有。早晨八点打扫过两三个房间后，他就会跟朋友们在后面闲聊。他还负责给我们做午餐。弗兰克会在午餐时间带着同事们一起回来，于是我们便在一起聚餐，更重要的是一起喝酒。午餐结束后，我总是推着婴儿车里的约翰，不停地在公园里和街道上转啊转。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会带约翰去体育俱乐部，或者见我们的朋友。这个机警而聪明的小家伙总在瞧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停地挣扎着想要起身，从抱着自己的怀里爬出去。“嘿！瞧，你家的小老虎可真爱动，你看护他一定很累吧。”“哦，还好，这没什么。”我谦虚地回应着，虽然的确疲惫不堪。我们不外出的时候（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家里会有别的人来串门，餐饭由男仆准备。
按照当时的风俗，仆人们可以自由闲逛，直到雇主在外面结束了日落时分的茶饮回家，因为这时他们需要准备餐饭。这就意味着，清晨六点钟奉上早茶后，仆人在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包括下午在内都会无事可做，但直到夜里九点甚至十点以后才能上床休息。那个时候，还没有法定工作时间这种东西。弗兰克和我在所到之处都会为仆人的服务支付酬劳，而且数目远多过当时的惯例，这样的做法也许会触怒同胞们。“你们这样做会惯坏他们的，绝对不能让他们撒了欢。”实际上，这跟用在小婴儿身上的那些话是一样的——“你得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
所有和弗兰克来我们家的男人都比我大十岁，甚至更多。我是弗兰克聪明漂亮的娇妻，他很为我骄傲。我喜欢受到别人的赞美，也喜欢别人赞美我那充满活力的宝宝。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其中一个叫作桑尼·詹姆斯的苏格兰男人，他长着黄红色的头发，身材又小又瘦，总是说些讽刺话，职业是一名股票经纪人。那时，《罗得西亚先驱报》和大多数居民仍秉持着“捍卫白人文明”或“提高黑人受教育水平”这样刻板的观点。不过，桑尼·詹姆斯对这座殖民小镇的评论有着全然不同的视角。他从我这儿借走几本由“人人文库”出版的书籍，还给我带过来一些跟罗马人相关的图书。他对我说，如果想要了解南罗得西亚，就应该读一读罗马人的书，因为这里的殖民政府跟北非或东非的罗马地方总督在态度上别无二致。对一名公务员的妻子来说，这无疑是个爆炸性的观点。当然，他并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在殖民地，你得学会闭上嘴巴。”
关于他，我还记得另一件事情。人们说他每天都会喝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当然啦，他几乎很少吃东西。许多年里，我都以为他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不过却听说他居然还活着，而且精神矍铄。恐怕这段故事不会受到营养学家的喜欢。
司汤达——《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盟友。对于每一位受困于乡镇里的人来说，他都是一位必读的作家。“在殖民地……”他也许会带着对平庸之事的十足愤恨开始说道，而我也会在心里把这句话添加进他那充盈着蔑视口吻的语录中。
“在殖民地，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言都是刺耳的。”1992年，我在哈拉雷又听到了类似的话——“德语实在是太刺耳了。”
“在殖民地，任何一个有朝气的姑娘都是性瘾者。”
“在殖民地，任何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女性都自以为是。”
“在殖民地，除了英国食品之外，其他食物都是油腻的。”——当然，这件事早就随风而逝了。
“在殖民地，女人们会被不经思索地呈上甜葡萄酒，或者甜雪利酒。因为这些‘小东西’都很爱甜食。”
约翰九个月大的时候（不久他就能自己站立了），我和弗兰克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不过，我隐约意识到自己不会一直待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脑子里没有什么严肃的计划或方案，我只是在梦想着一种生活，如同巴黎和伦敦一样，那里也有类似的自由精神。我并不属于这里。不过，任何一个旁观者都可能会受到蒙蔽，毕竟从表面上看，我把一切都打理得非常好。可实际上是谁在做这一切呢？是那个活泼愉快、粗枝大叶、有趣逗乐、魅力干练的年轻女人，也就是“跳跳虎”。不过，也会有人因为“聪明跳跳虎·威兹德姆”偶尔说出的一些话而不自然地笑笑，或者对她说：“喂，饶了我吧，你的话可不怎么公平!”无论如何，跳跳虎都是在如鱼得水地生活。是我先决定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吗？也许吧，可这也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周围所有的年轻夫妻都在说：“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趁着年轻，赶紧把它完成了。”尽管三四年前，大家还在说：“我才不要再将一个孩子也带到这么一个世界上，绝不！”在商量着生第二个孩子时，弗兰克和我说，用胳膊把两个宝宝一夹，全家去法国南部游逛或者去巴黎生活。
在我摘除子宫帽的那个星期里，我怀孕了。那种避孕方法确实有效，即便在今天被认为毫无美感可言，不过必须要养成戴它的习惯。婚姻生活本身并不难，但要应对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和冒险活动却不容易。我马上就出现了晨呕以及消化不良的症状，不过我知道这很快就会过去。
约翰已经能够自己站立（直接跳过了爬行阶段），甚至四处乱跑。有一次，他飞快地跑进了附近的一处大水塘——很久以前就已经被建筑物所覆盖，即便我跑步速度也很不错，可我很快就看不见他了。我惊慌地挨家挨户去恳求，希望他们能派仆人帮我找孩子。大约一个小时后，一群黑人回来了，在他们怀里翻腾的正是约翰。这个不屈不挠的小男孩令他们感到惊叹，只见他在奋力挣扎着想要下来，准备再次跑开。我实在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要是用捆带束缚他的话，又会伤害他的小心灵。给他套上固定带的时候，我需要把上面的皮带系在他的身上。每每这时，他都会看着我，似乎在说：“我把你当作朋友，可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他开始感到愤怒、惊疑，甚至是责备，先是生气地大喊大叫，接着又掉下了泪珠。我把他抱起来，试着安慰他。他站在我的怀里，小小的身体因为激动的情绪而紧绷着，他仍在抽噎着，目光中透露出困惑和责怪。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带他去公园。一到了那儿，他就会在花坛之间自由地穿梭，开心地大叫。因为怕他跑出公园，我会逮住他，再把他带回到婴儿车里坐下。不过，他马上就站了起来（背对着我），想要看到自己正被推向哪里。
我一直在推着他四处游逛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几个小时过去了。看起来，这时间过得无比漫长。一位聪明的年轻女人整天跟一个极小的孩子待在一起，再没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加无聊。推着婴儿车时，我还会在脑海里构思一些诗歌。
雨
云驻立在高原小镇的树枝上，
雨水把铁皮罐上的锈迹冲洗，
把片片百叶窗敲击，
把倾斜的屋顶拍打。
雨水暴烈，冲刷过河槽，
香蕉皮也被裹挟而去，
还有稻草、破布、肮脏垃圾，
又汩汩地穿过破碎的瓶子，
从摇晃的地板下潜行。
墙壁被雨水打上一块块潮湿的补丁。
孩子们正趴在裂缝上，
瘦瘦的小脸窥望对面的街道，
他们的游乐场。
很快，路灯就要抛洒光亮，
金、蓝、深红，
将弥漫在柏油碎石路。
眼下，灰色的雨还未停歇，
街道上升腾着灰色的蒸汽，
一个黑人小孩正颤抖地跑着，
紧抓褴褛的衣服和奶瓶。
气派的房子伫立在树林中，
里面是一位不耐烦的悍妇，
男孩的女主人在等待自己。
这类传统的诗歌成了我和弗兰克之间不愉快的导火索。他说我态度不公。他还把它们拿给他的妹妹马利亚看，于是我再次得到了相同的评价。不过，弗兰克的愤怒表现很有戏剧性——他的脸上满是责备，凝视着我的目光里既散发出灼热的怒火，又流露出委屈的情绪。从那时起，一种虚伪和不真实的氛围被营造了出来，最初只是间歇性地发作而已。如果一个男人觉得妻子在婚姻生活之外的工作或兴趣威胁到了自己，那么他通常会选择迂回间接地表露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在条件允许时自己应该去工作，而且也可以执笔写作。对于我的这些看法，弗兰克从来都表示赞同。他察觉到我跟他的关系正在变得疏远，而且速度非常之快，尽管我无比亲切、顺从，随时都准备着取悦他。女人的取悦本能既会让男人们局促，也会让自己窘迫。我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就阴郁起来，并且问我：“为什么你的态度如此不公？”“我们还没有那么糟糕！”他嘟囔着。尽管这样说，但他认为，我们——尤其是唠叨挑剔的白人主妇们——确实非常糟糕，他还对白人的“优越感”始终不满。在后来的生活中，他饱受了这种想法之苦。从此时开始直到我们的婚姻走到尽头之前，我和弗兰克之间出现过好多次不可预料的危险时刻:他有时一连数天都处在愠怒之中，有时会直接发脾气，要么又自怜自艾，要么又满是责备……而在我们彼此都了解的事情上，他又总是不切实际。可与此同时，我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给人造成假象的、“理智又讲理”的伪善者。
他的愤怒并非只是因为我，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他未能跟朋友们一起去北部的沙漠中战斗。刚从办公室回到家里，他就打算去体育俱乐部。他酒喝得很凶，当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今当我想回忆起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竟个个都喝了那么多酒——当然，这正是时代的特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酗酒行为不仅获得了准许，而且还成了一种机灵高明的行为，甚至成了流行。那一时代的小说、传记以及历史书都有过描述，毕竟酗酒的地方并非只有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就是一个饮酒文化的代名词。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人都为食物所着迷，不仅在将它吃到肚子里，而且也在阅读跟它有关的文章或书籍；不仅对它有选择地接受，而且还可能一下子绝食多日。在那个时代，我们既会饮酒，也会戒酒，既会在啤酒与烈酒之间选择，也会在下午六点钟以及日落茶饮时才选择拿起酒杯；酒友们有时不得不被架出去醒酒，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会再回到游廊上喝些软饮料，即便表示永远不再喝酒，但他们没过几个月就又会杯不离手。那个时候，体育俱乐部几乎已经让我无法忍受，可是弗兰克却想要我陪在他身边，也想让儿子陪在那里。我感到疲乏、筋疲力尽，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
可是“疲乏”这一项技能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我为什么疲乏呢？
母亲从农场匆忙而至，她指责我说，这么快就准备再要一个孩子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一个身体结实的年轻女人不能接连地生养两个孩子？黑人女性不也都在这样做吗？”“噢，亲爱的……”她又回到农场去跟我父亲抱怨这件事，可惜他已经病得太重，无法再听她诉苦了。
我又开始制作小衣服和连衫裤，将抽屉填满婴儿尿布（约翰已经不再需要尿布）。约翰不能忍受自己的小屁股潮乎乎的，因此我倒没怎么费力气，他就已经完成了如厕训练，或者说“变得清洁”。
时间在流逝，我们进入了1941年。此时，假战争已经结束，整个欧洲都在“二战”中沸腾着，德军入侵了苏联，人人都说苏联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他们的坦克都是纸板做的。对于我们——同盟国而言，一切并不顺利。看起来，希特勒已经无法阻挡。
就在我女儿出生之前，《大西洋宪章》签署了——这不过是政治作秀，至今仍没有哪个事件能像它这样玩世不恭。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中部举行了会面，当时正值战斗最为惨烈的时期，德军正在侵占苏联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隆美尔仍在北非不可战胜。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可以藐视到何种程度呢？——任何对该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研读《大西洋宪章》，任何人想过的任何可以增加人类福利的内容都在其中：和平的环境、工作的权利、世界范围内的迁徙自由、免于饥饿和贫穷、民主的权利。《大西洋宪章》许诺所有人一个天堂，与它同宗的是《美国独立宣言》，“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认为，《大西洋宪章》的玩世不恭正是造成丘吉尔在战后政治生涯中受挫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份宪章，英国皇家空军找到了无数种方式来嘲笑。只因这场战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量英国人从那肮脏可怕的贫穷中逃离，被送到了南罗得西亚——他们也没有觉得这宪章哪里好笑。同样，我也笑不起来，我只是憎恶地想着：“还能指望什么呢？”桑尼·詹姆斯也对它进行了戏谑的嘲弄。弗兰克很容易钦慕权威，于是他选择了捍卫它。如今，很少有政治腐化的事情能够令我感到震撼，可是《大西洋宪章》给我带来的震撼却仍如往昔。
你也许正在疑惑，“既然如此鄙夷那些许诺了地上天堂的人，那为什么才几年之后，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你就已经在许诺同样的事情？”答案就是，我们——作为赤色分子——相信自己的洞察力。丘吉尔和罗斯福根本不可能相信《大西洋宪章》所述的内容，他们两个是玩世不恭，而我们则是愚蠢。
第二次分娩与我预期的不一样。我之所以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声称产妇的心态决定分娩的过程。还记得初次迎接临盆（这是过去惯常的叫法，而且确实形象准确，因为孕妇可能需要躺在床上数周，如同禁锢在盆子里一样）时，凭借自己傲慢、年轻、健康的体魄，我对什么事都毫不在意，既没想过会遭受疼痛，也没想过会有多艰难。但分娩时我疼得厉害，后来，宝宝或许是遗传了我蓬勃的生命力，弄得我筋疲力尽。因为有了上次的经历，我在这次已经准备好迎接分娩的痛苦和第二个好动的宝宝。
我再次来到钱德勒产科医院，再次看到那位愚蠢专横的护士长，还有那些让母婴尽少碰面的欢乐的护士们。我住进的是入口处另一边的一间屋子，它跟上次那间一模一样，小镇的生活方式具有延续性，而这是大城市居民无从知道的。如同上次一样，我又是在夜里来到了医院——我识别出了那种疼痛，因为它异于其他的刺痛、剧痛，是钝痛以及孕期终止时的压迫感；而且我也准确地感知到了一种突然迸发的力量，它正是自然之力在经过审慎思考之后传达给我的。经过洗澡，当然也包括剔掉体毛后，我独自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踱步。像往常一样，医院里很忙碌。“乖乖地待在这里吧，姑娘。”护士们高声说着，微笑的面庞短暂地出现在房间门口。
我想要独处。整个晚上我都在不停地走动，还去看了其他新生婴儿。他们起初安睡着，但突然尖叫着哭起来，那时离喂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我只能避开他们。我透过窗口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心里还在惦记弗兰克跟约翰两个人相处得怎么样。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一阵剧痛向我袭来，医生和护士也都进来了，紧接着，宝宝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出生了。（我还在等待剧痛的来临，在注射麻醉之前疼痛感是非常微弱的。）
我看到了一个女婴，她的身体比她哥哥出生时要小。她立即就展现出了一种不同的性格，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已经做好了被拥抱的准备。不过，事情没那么容易。“你很快就有的是时间看她。”“求你啦，护士，别把她带走。”“好吧，但只给你一分钟。”只见小小的嘴唇紧紧地覆到了我的乳头上，瞧啊，奇迹又这样发生了！生命完全清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护士就在一旁监看着，她皱了皱眉头。“你要知道，你这会儿还没有奶水呢，必须要等到明天才行。”于是，宝宝就被那个打了胜仗的护士抱走了，而我又成了孤苦伶仃的一人，躺在床上简直要痛哭起来。但烦恼不止于此，因为怕新生儿被感染，护士长禁止任何人进来探望。约翰和他爸爸来了，他们就站在窗外的碎石路上。我把小宝宝托举起来，朝约翰挥了挥手。我痛苦不堪，约翰也一样。还有什么办法更能让大孩子对新宝宝产生嫉妒，让母亲焦躁忧虑呢？这是我生育第二胎所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
晚上，弗兰克跟其他宝宝的父亲一起来到医院。探望时间刚好用尽的那一秒，护士长出现在了门口。“得啦，各位爸爸们，”她带着调笑却又严肃的口吻大声说道，“已经够了，我要摇铃了！现在让你们可怜的妻子休息一下吧。”
铃声响彻了整座医院，婴儿们的哭声连成了一片。
也许有人想问我：“既然这个地方如此糟糕，你为什么又去了第二次？”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是后来才知道那儿有多么糟糕的。当时“每个人”都会去那里，毕竟确实也没其他地方可去，我不记得那时有“家中分娩”这回事。当然，我说的是白人女性的情况。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产妇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说法，依据我自身的丰富经历来看，这是因为丈夫们在医生面前的表现通常更为积极。
在一个非常昏暗的小房间里，我正在给简喂奶，约翰用小手起劲儿地拉着我，他试图让我放弃简，转而选择他。我心里想着，他终于有点喜欢我了——他大吼大叫，乱舞着手脚，我只好把简放下，试着去安抚他。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我被折腾得累极了。如今我不禁纳闷儿，当时的自己是如何完成这件事的？我可以确定地说，年轻母亲们应该装备一些果汁或激素以帮助自己挨过类似的情况。
我们又一次搬家了，原因在于那些房主们可以从军队和英国皇家空军收取到双倍的租金——此时，皇家空军成员才刚开始涌入小镇。弗兰克表示，他已经厌倦了把钱浪费在租房上，不如用来做抵押。简言之，当时看来，我们两个正打算进入拥有特权的中产阶层。我当初在干什么呢？我并没有想到自己嫁的竟是一个“未来的城市元老”。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不过，我依然面带着微笑，还在喋喋不休。要知道，跳跳虎可从来都是亲切、热情又干练的人。
房子的主人是弗兰克的老友。我们能够雇用、租借、购买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弗兰克的朋友们，毕竟弗兰克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以上。我们买下的这座房子已经有家具，而且比我们现有的要好得多。这里比太妃糖般的装饰高出了一个层次，但房间里却是淡粉和淡绿，悬挂着潮湿的印花棉布窗帘，地上铺着颜色昏暗的地毯——都不大符合我的喜好。此外，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带有微小的缺口、裂痕或褪色的痕迹。我对这些房间的感受在《幸存者回忆录》（Memoirs of a Survivor）中的梦幻小屋里提到过。房子是弗兰克从坦奈特夫人那里买来的，我在《良缘》一书里写到了这位夫人，不过在人物形象上多有改动。即便事实因故事需要而加以改动，这位夫人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也不曾改变。她将弗兰克视作自己的儿子，还认为如果对我进行适当调教的话，我会变成一个好儿媳妇。
这是一座大房子，建在街区的顶级住宅里。索尔兹伯里最早建起的一批房子都是砖石平房，配有波纹铁皮屋顶和多个游廊。我们家的房子空间极大，前廊上摆放着桌椅，向里是客厅和餐厅。客厅的装饰风格恢宏，符合时下流行的高雅品位。房子后部有一间大卧室和两间小卧室，有一处封闭式的大游廊，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房间，放置着电冰箱、熨衣架、普通婴儿车、折叠式婴儿车、园艺工具，还有供休息之用的椅子。游廊的另一边是厨房、食品储藏室，还有浴室。家里有三个仆人，分别是厨子、男佣、黑人小孩——这个十岁的孩子负责清洁鞋子、跑腿，也做点园艺工作，有时也会被唤来照看宝宝。和往常一样，我们支付的报酬远多过惯常的可怜薪水，也和往常一样，来访的白人主妇们会带着责备或蛮横的语气说我们正在宠坏黑人。房子后面铺设了一排卫生管道，夜里会有小车将马桶中的脏物运走。沿管道而建的是仆人的住处，一共有两个房间。许多住房里的人口本不该如此之多，有时，警察们会清查人口，把从乡下来的妻子、女友甚至孩子都驱赶出来。任何黑人都没法躲避警察，因为他们全戴着一个“斯图帕”——上面记录着跟身份和职业有关的详细信息。在白人颁布的所有法律中，这个最招人憎恨。仆人们有时会来恳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具一份信函，称他们的妻子或母亲获准留在这里。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进步分子，因为跟大多数人家相比，我们是一个革命性的家庭。谈到“斯图帕”时，人们倾向于认为黑人们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应该设定最低工资”、“为了白人的利益，应该改善条件”、“通行证制度并不公平”……这样的话题总会出现在餐桌和日落时分的茶饮上，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公认的政治立场在六年之前还只是煽动性的想法。
我从没去过黑人的住处，我觉得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跟我无关。只有那么一次，我应他人要求去找负责烟熏消毒的人来消灭虱子，也借此机会瞧了瞧那里——每个小房间里都放着两个铁制床架，上面覆盖着褥子、毯子和粗布被单。里面空间很小，几乎被床填满了，墙上挂着衣物。在我们家，厨子给仆人们做饭时使用的是家里的火炉，但在大多数黑人所居住的房子里，这是在后花园的火堆上完成的。
家里的厨子只负责做饭，男佣负责打扫和清洗。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坐在房间外的箱子上聊天和抽烟，也有其他仆人朋友加入他们。这样的工作很受欢迎，每天都有人来房子后门恳求得到一份工作。这种方法最为低效，可不管怎样，它至少可以让那些想要留在镇子里的人拥有合法的居住权，并且也让他们有了吃住的地方。我们会给仆人们买来玉米粉、蔬菜、豆子和花生，而且每两周还提供一次肉食。从肉店里给仆人们买来的肉食正在煮着，里面有动物的排骨、胸部、心脏还有腿上的腱子碎肉。每天，陈面包、不新鲜的蛋糕、吃剩的布丁以及其他一切剩下的食物都会被端出去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你可以享用它们，印答巴。”“谢谢您，主人。”这个仆人抗拒我所有的示好举动，毫无疑问，他认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太过粗浅，不配让别人挂心。如今，我对他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
在为仆人们买的蔬菜里，我开始添进甘薯、卷心菜、西红柿、菠菜和胡萝卜。就在十年之前，为了群落里人们的健康起见，我母亲曾尝试让他们从我家的菜园里摘蔬菜，但最终失败了。
我们家的仆人已经不再身着破衣服，这在农场上很少见。家里的厨子穿的是质量很好的卡其布裤子、衬衫、鞋子，还有运动衫。男佣的穿着跟他一样。至于黑人小孩，因为他刚来时穿得太过破旧，所以只好给他买了新的短裤、小衫和运动衫。这孩子叫“火柴”。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饮食呢？没错，我们沿用的是英国那套绝妙的食谱。每天清晨，餐桌上都摆着分量很足的粥、鸡蛋、咸肉、水果、烤面包、果酱。不过，我已经戒掉了早餐，虽然不断被警告说这会酿成苦果。午餐是烤肉（热或冷肉），肉馅土豆饼或通心粉，还有土豆、绿叶蔬菜和沙拉，都是英国口味的，没有添加调味料和香草。当然，午餐也有布丁和奶酪。我会亲自做些布丁和糕点，不过这让厨子很反感。他以自己的厨艺为豪，很喜欢对我说：“你放了太多发酵粉（或者香草）。”不过当我教他一些新做法的时候，他倒是非常开心。家里也会有其他男性来喝茶，同样也是十足的英国风味，茶点包括蛋糕、烤饼和三明治。在体育俱乐部享用过日落茶饮后，我们可能会带回来六至八个人共聚晚餐。“做七人份的晚餐吧。”我对厨子说，他对任何现有的食材都能善加利用。“好的，太太。”“好的，主人。”
那么，我对这一切有什么贡献呢？我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清晨六点钟，被仆人唤醒后，我们起来喝早茶。七点钟，在洗澡换过衣服后，我们开始享用早餐。接着，厨子会带来定单簿。此时，我需要做的是给商店打电话，或者在前一天和定单一起送回的练习簿上写下所需的物品。在这期间，厨子就站在我面前等候着。“我们需要火柴……橘子……面粉……糖……”“好的，明白了。”“还有，昨天的肉不是很好。”“我会跟店里说。”这时，男佣也会过来补充：“我们还需要磨光剂、肥皂，还有蜡烛。”
现在，如大家所期待的那样，我本该重新加入到早茶会的队伍里，但我住的不再是狭小的房间，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忙。我需要打理园子，上午还要做一些手工。我亲自制作了约翰和宝宝的每件小衣服、弗兰克穿的衬衫和睡衣、我自己的每个外套和内衣，还有仆人们的围裙和衬衫。
参加一个女性聚会时，我发现很难对自己的想法保持缄默。人们知道我有许多危险的想法……但那算哪门子想法？更多的是杂乱无章的情绪。如今在接受采访时，我偶尔会被问道：“您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才会对您生活的那个社会有这样的理解？”我的回答是：“我其实并不理解它。”他们似乎构想了一个场景，那是一名十岁的小女孩大声地说着：“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为什么只有区区几万人口的白人群体，却能够奴役多达五十万人口的黑人群体呢？”
当时的我并不知该如何描述自己的生活，我所知道的不过是自己的感受，而这两者并不相同。大多数时候，我都秉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在早餐桌上，我可能会因为不相信《罗得西亚先驱报》上的话而突然大笑。“你乐什么呀？”年轻的丈夫问道，此刻他正要动身去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快瞧瞧这个！”我把报纸推向他。他站起来，一边吞咽着最后几口茶水，一边读着报纸。“嗯……嗯……我同意你的看法，这的确不聪明。”弗兰克说话时有点结巴，也许他是在尝试给自己增添些庄严的感觉，毕竟他年纪尚轻，而与他共事的人比他年长许多。
这份报纸的来信专栏尤其充满喜剧色彩。“对于雇用卡菲尔女人当保姆这个传统，我表示抗议。难道我们要让自己的孩子长成卡菲尔人那样吗？——怒火中烧的母亲。”“外国人和社会主义者正从英国大量涌入我们的国家，黑人们也许会因此被灌输各种不恰当的想法。对于这样的危险，当局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呢？——民主人士。”“弗兰克，快来看这个！”他笑起来：“咳，我必……必须……必须上班去了，午餐见。”
我坐在早餐桌旁喝着茶水，一边轻晃着简的婴儿车，一边读着《罗得西亚先驱报》。“这简直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质疑后，怒火接踵而至，但接下来却又变成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在这样的催眠中，百无聊赖之感袭来。可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我暗自将茶会上的年轻女人跟我的母亲——垂死男人的失意且愁苦的妻子——做对比，同时也在对比着母亲的过去和现在。无论在生命的哪个阶段，母亲都不可能愉快地闲坐着跟别人聊孩子、男人、缝纫、编织、食物、仆人，以及“谁想不开才会去当女人”这类话题。在类似于我的母亲、费舍尔奶奶，还有我的婆婆以及这些公务员的妻子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深渊，它能够使你的自信全部流失。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家对女人们没有任何要求。她们中没人在外面工作，而且也无人期望她们去工作。她们可能会生养两三个孩子，也或许能生四个，她们给每个人制作衣物，进入中年后开始热心慈善。如此种种都是我的看法，事实上命运之神有另一种计划：三十年后的解放战争中，正是这样一群女性拿起了枪，捍卫了自己的生活。
孩子们在做着什么呢？在花园时，约翰跟家里的黑人小孩玩得很开心。他一边向街道上跑着，一边大声地笑着，我们只好把他追回来。无论怎样，他不可能一直都待在花园里。他已经不是一个好脾气的小男孩了，他变得疑心、愤怒、充满嫉妒。在我给新生婴儿哺乳时，他会向我们扑过来，挥舞着小拳头或者怒吼着，也会蹲在房间的某个墙角瞪视我们——他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等到给新生婴儿换奶瓶喂哺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转。我不能让他跟小女婴单独待在一起，这个小家伙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简却乖顺又亲切，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就安静地睡觉，就像那个我曾经照顾的小男婴一样，而这只是不久之前的事——那时我们住在一座离这儿不远的房子里。
我感觉不太好，也许是患上了贫血症。医生说，一个女人若同时有一个新生儿和一个学步小孩（这个词用在约翰身上很有意思），那么就一定会感觉到疲乏和劳累。同时，我们依然在过着充满活力的社交生活。我从没想过要戒酒或戒烟，因为我有权享用它们。再说，我也没有喝得烂醉如泥，难道不是吗？当然，有时也会有那么点醉意。到了午餐时间，刚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的弗兰克会立刻取出啤酒、姜酒、药酒。如果我说不，他就会大声说：“我们仅能活一回，要及时行乐啊。”我吃着再健康不过的食物，但除此之外，我没有做一件明智的事。我一心只想着睡觉，而且，我还昏倒过好几次，可这种事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之后也没有再发生。我苦不堪言，头昏脑涨，简直要被两个孩子拆成两半。
经过商量，我准备带约翰去开普省待一个月，把简留下来给一个朋友照顾。对于此事，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愧疚，现在也是一样。小婴儿需要被拥抱、逗弄、抚慰，但这些并非一定要由母亲来做，任何一个慈爱的女人都会这样做。在隔壁的一户人家里，一个女人梦寐以求得到一个女儿。她已经年过四十，不大适合生育。我们家让她羡慕不已，因为这里有一个甜美的小女婴，柔柔地叫着、微笑着、晃动着小胳膊和腿。她非常愿意照顾小宝宝一个月。在我们终于做出决定后，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不停地对我们表示感谢。她说，她觉得一小时都不该离开这么完美的小女婴，而我这么做一定是疯了。她还说，她不会为此抱怨。对于这一点，我表示赞成。
我们的旅行延期了。
日军用鱼雷击沉了太平洋中的英国远东舰队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战略巡洋舰“反击”号（Repulse），当时我弟弟正在“反击”号上。我以为他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看来，战争跟死亡是紧密相连的。我紧紧抓着弗兰克，跟他说我们必须马上再要一个孩子。还有比这个更基本、甚至可以说是原始的反应吗？从新闻里听到数千人死亡或者跟死亡有关的任何消息时，我都会感到难以掩饰的厌恶。弗兰克说我已经变得不可理喻了，他说得没错。我承认，快乐的行事风格已经离我远去。他不断地问我：“你到底中了什么邪？”他希望我尽早转变生活态度，这样才会对我有益。
我既悲痛又恼怒，我对母亲怀着难以表达的、深痛而无理的责备，甚至存在这样的逻辑：“你勤奋刻苦、努力拼搏、忍耐坚持、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把儿子送入了海军。你的动机不过是源于你自己年轻时承受过的巨大痛苦——你的兄弟没能通过考试进入海军，而你本可以轻松通过，却没有机会参加。儿子就是你被埋葬和失意的自我，他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海军。参加战争，船只沉没，这就是你的期待吗？”事实上，我只是怒视我的敌人，也许是这样一种强烈且可怕的恐惧心理：如果一个女人多年来刻苦拼搏、不畏艰险、满心渴望地将儿子送入海军，并且最终如愿以偿，那么当然，他所在的战舰会沉没。我还想了其他什么呢？如果哈利当初同其他所有的罗得西亚人去了北非，那么他本可以逃脱这场噩运。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多年以前的梦境。在一片落满灰尘的、颓败的风景中，身旁是一个深渊或峡谷，里面隆起了时间的图层，一个叠着一个。在今天的屏幕上，这样的场景已经为众人所熟悉，但在我的梦境里，身旁出现的是勘探者们留下的沟渠，暴露在外的是地层。就在那个坑底，有一个像是大蜥蜴的东西……不，等等，它确实是蜥蜴！这条远古时代的巨龙竟被保存了一千年，而且还没有死。它灰蒙的眼睛茫然无神，接着又缓慢地转动起来，就像变色龙那样望着我。在其他梦境里，它会注视着前方，似乎几个世纪后，它才眨了一下眼睛。它没有小鸟那般金色的眼睛，也没有猛禽那样锐利的眼睛，它只是飞快地扑食了一个猎物，接着便离开了。最近，我看了一部由日本和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国沙漠里，古城在被移动的尘沙所掩盖，只有在风吹起的时候，才又重现其面目。同时显现的还有一个年轻女人的纤弱身体，她的外貌依然很美，丝绸布条的衣服在风沙的撕扯下紧覆在她的身上，接着她又被埋没在了沙尘中。在眨眼的时候，那只古老的蜥蜴看到了这一切。
好在有消息传来说，我弟弟和其他一些人获救了，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溺亡了。后来哈利告诉我，当时在甲板下方，他正站在梯子旁边看着其他人向上爬，有一个人问他：“你不上去吗，泰勒？”有趣的是，在后来告知父母沉船事件的文字中，他并没有提及这个插曲。但直到今天，它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有时候，人的生死取决于一些巧合，就像一个人突然说了句“你不上去吗，泰勒？”——因为这句话，船被打翻时，哈利能够触到甲板并走入海里，最终以游泳逃生。
当时，我们从索尔兹伯里坐火车到开普敦，共花了五天时间。我相信，即便在今天，这段旅途的用时也不会太少。我和约翰坐进了火车最末的一个车厢里。“在一个跟运马拖车一般大小的空间里，和一个多动的孩子关在一起。”我可不建议这样做。火车缓缓向南行驶着，穿过了大陆的中部、台地高原、开普省的山脉。我唱着歌和童谣，吟诵着所有知道的诗歌，还编故事。
与此同时，约翰就像一个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攀爬摇摆。天气非常炎热，但窗子必须处于关闭状态，免得约翰把自己甩出车外。车厢内的座椅、墙壁，还有我们的脸，都落了一层灰尘，我的裙子上也沾了灰，约翰的小裤子和衣服已经变成了棕色。他变回了自己，不再是一个愤怒的小孩。因为重新拥有了母亲，他心情很不错，态度也友好，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停靠在站台时，外面依然有黑人孩子在卖木质动物玩具，女人们在靠卖芒果、橘子和杏子挣着一点便士。时间嘀嗒流逝，每一个小时的结束都意味着一次小小的胜利。午后，我会把约翰紧搂在怀里，好让他别无选择只能小睡一会儿——我们被汗水和灰尘粘在了一起。进入夜晚，筋疲力尽的他很快就会入睡。
五天的旅途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我们住进了一家便宜的旅馆，它位于西波因特地区。这里装饰着各种彩灯，像是一个欢度美好时光和假期的好去处。可眼下的开普敦到处都是船员和军队，他们正在前往某个战场的路上。另外，也有许多逃难者。
各色人等在旅馆里进进出出，这种情况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出现。这些人中，有的是从新加坡逃出来的，跟我坐在同一桌的女人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沦陷时，她跟双胞胎新生婴儿被放进了一个划艇中，后来又坐上了一艘驶往开普敦的船，在海上的时候，船上的数百人随时都可能丧生于鱼雷的突袭。这个女人并不清楚自己的丈夫是否还活着。位于开普敦的英国当局给了她一些钱。我在这家旅店住了好几个星期，这段时间里，房客们在为那些一无所有的逃难者筹钱。有小孩的女人们给她送了些婴儿服，女房客们给她捐了一个衣柜。她是十足的英国女人，生来就该穿着跟她般配的“华服”，可眼下她却跟我们一样都穿着风度欠佳、有失庄重的衣服。不过她那蓝色的双眸和长着淡淡雀斑的面庞，在面对灾难和镜中的自己时，流露的笑意是一样的。她也许会说，“我们”太奇怪了，部署在新加坡的所有枪炮都面朝大海，却对内陆置之不顾，结果日本人轻易就进入了不设防的地区。同样，英国人——“我们”也曾宣称说，“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永远不会沉没，就像“泰坦尼克”号宣称的一样，结果在数分钟之内，两艘舰船就被鱼雷击沉了，“泰坦尼克”号也因撞击冰山而沉没。然而，即便到了今天，这些事件仍未能阻止我们去相信那些军事专家的声明。那段时间里，我跟这个英国女人成了朋友，也向彼此学习。后来，战争迫使我们永远地分开了。她在战后带着双胞胎回到了英格兰，并且跟平安活着的丈夫团聚了。
弗兰克曾对我说，到了开普敦以后，我最好还是去节育诊所听听最新的建议，因为相比贫穷粗野的索尔兹伯里，那儿给出的建议肯定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诊所里，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戴上手套，他用食指探触着我的私处，呼吸有些急促。我温和地开口问道：“一切还好吧？”于是，检查完毕了。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女性的控制能力更加非同寻常。我们并非恋爱关系，可要是在午夜时分跟他单独待在一处海滩上，我可能会像糖果一样融化。写下这段经历时我突然想到，它可以被视为一次性骚扰。他那温柔的不当行为可能只持续了五秒钟，但已经足够将他从医师录中除名，与此同时，我也应该会因为毁掉了他的人生而感到快意。
旅馆里有一个从温特和克（Windhoek）来的年轻女人，她是为这个诊所专程来的开普敦。这个女人二十岁，已经有了三个小孩。她的丈夫是一名铁路工人，薪水很低。这个女人跟艾薇很像，有着蓬松干枯的头发、瘦弱焦虑的身体，性格上幽默有趣，戒备心很强，并且总是带着歉意。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们两个完全不应该再要别的孩子。不过他们其实很好地照顾着三个小孩，最小的还是婴儿，在这家便宜的旅馆里，这并非轻松的事。这对夫妻彼此倾慕，情投意合——丈夫总在用纤薄的大手抚弄妻子的头发或肩膀，而妻子望向他时也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充满爱意的微笑。我和约翰经常去他们家，约翰很喜欢自己的新朋友——不包括小婴儿，因为这是威胁。
这个女人会从柔滑粉状的薄膜中取出新的子宫帽，并对自己的丈夫说：“你看，看看这个，我真是不想用这个玩意儿。”“亲爱的，我们别无选择。”“哦，见鬼，亲爱的，你指的是我无法选择。”“可我戴避孕套的话，你就该怀孕了。”“那也只是戴的时候呀！不是吗？”他们两个大笑着拥在一起。“如果你只是把子宫帽扔在抽屉里，后果可想而知。”我的医生曾对我发出这样的警告，我当时只把它当成了一个胡言乱语而已，不过事实却证明它确实有道理——回到温特和克之前，她又怀孕了。
到了晚上，会有一位母亲志愿照看所有睡着的孩子，其他母亲就可以去海边的小店里喝酒。但我几乎不喝酒了，不同于罗得西亚，在那里，喝酒似乎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行为。而且，那里大多是葡萄酒。再说，我对喝酒行为也抱有成见。我的那位从新加坡来的朋友正跟温特和克的夫妻坐在一起。这对年轻夫妻来自一个炎热多尘、风力强劲的小镇，对伟大世界的感知都来自火车的忧郁叫声。此刻，英国女人和那位姑娘正向彼此问一些善意却笨拙的问题。她们无奈地笑了笑，最终只好放弃。你也许会说：“我们住在铁路沿线的一个小屋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心钱的事情，还有，那些苍蝇简直让我疯了。”可对于一个来自长着湿润草地国家的女人来说，你的话不太好理解。“你和丈夫是在上学时认识的吗？”“没错，我和丈夫是在暑期学校认识的。”“英格兰的暑假也要上学吗？”“不，不，它是一个音乐暑期学校，莫扎特和亨德尔学校。”“要不是非上学不可的话，我不会踏进学校半步。”同样，这个英国女人也无法理解，他们家的三个孩子彼此之间竟然只差十个月左右。我告诉她，那个南非姑娘只是无法应对子宫帽。她回答说：“但这也太愚蠢了。”她会对自己在战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某个文化提出质疑：“哦，是这样啊，可真的如此吗？”
一天晚上，在那个南非姑娘照看自己的孩子时，我正和她的丈夫待在海滩上。他竟然开始向我示爱，这让我感到震惊，他不是很爱自己的妻子吗？“哦，得了吧，你要知道，一成不变的东西总会让人厌烦的。”他这样说道。“可我不爱你。”“不会吧！是吧？”他为此事而感到委屈，因为受到了直接的伤害，他再也没看向过我。我不知道这样的男女对抗方式是否很常见。
置身于开普敦的我在想象着一个男人。我知道这座城市是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乐土，而这个男人只能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体现。画家、诗人以及其他艺术家都住在拉丁区，那里充斥着酒精和自由之爱。可我还带着一个孩子，不能在西波因特渴求类似的乐趣。即便说我在哪个夜里离开了那家旅馆和那复杂的“照看婴幼儿轮岗制度”，我又能去哪儿呢？再者说，我也疲乏至极。约翰重新拾回了过去的友好态度，可他整天都在奔跑和攀爬，我只能在后面紧跟着他。
在思忖着“你不上去吗，泰勒？”这一暗示的时候，我记起那么一件事。一天早晨，我跟约翰去了海滩。当时，海面上波涛汹涌，巨大的海浪直冲苍穹但又坠落下来，一次又一次地腾跃着、俯冲着。一阵暴风把沙尘吹撒起来，我的腿上被溅到了冰凉的海水。约翰上下乱跳，海水的声音和摆动让他兴奋得大叫。他摆脱了我，就像一个淘气的小狗似的，从我的束缚下逃了出去。他沿着海滩奔跑，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海浪不断地翻滚下来，砰……砰……砰……继而又向海里撤退，大量的泥沙被裹挟而去，似乎整个沙滩都在被拖入海中，可泥沙、海水、浪花又一次翻腾了起来……没人能在这样的海里游泳，要是哪个海浪逮住了约翰，他无疑会被卷入海里。我一边追着他跑，一边在大声地喊着，可海水的轰鸣将我的声音压了下去。他还在继续奔跑，快得就像一个被风吹起的泡沫，每当海浪落下来的时候，我都害怕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不停地跑着，可是在他未满一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不上他了。此时在海滩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男人，他看到这情景，于是看准约翰跑来的方向，站到了他的前方。他抓住了约翰，把他抱起来送回我身边。他不仅需要抱着约翰，还得搀扶着我，因为我惊吓过度已经腿脚发软。他是一名军人，从船上请了一天假，此刻正在休假中。他把孩子交给了我，并且说：“唷，好险啊。”从他的微笑我读出，我所渴望的浪漫历险有可能就此发生，可一个两岁的孩子并不会对浪漫的氛围有所助益。
这次海滩事件的经历就像乌姆塔利那位老人说的话一样抚慰人心。一次午餐时，一个女人挑剔地吃着咖喱羊肉和南瓜（我们的主食），她是那位双胞胎的母亲的表亲。这个女人三十岁左右，脸色苍白、瘦骨嶙峋，身着一件米色的亚麻布套装，佩戴着珠宝，她谨慎地坚持说这些珠宝都是真货。她皱着眉头看向盘子里的黏稠物时，总是经常并彻底地擦拭自己淡粉色双唇，并对我说会在她的办事处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她因战争受困于南非，丈夫是陆军军人，正在去往——她认为是东方，而且应该是印度，这只是随口一说，谁知道会不会伤及无辜呢。她正在运用天赋挑拨良好的种族关系——基督教会正投身于这项任务，她就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听说我来自南罗得西亚之后，她对那个国家进行了驳斥。如果她说的是类似“你看，我年龄这么大了，可你还这么小”这样的警句，那么转述起来还会令人满意，可事实并非这样。“一个族群在盗窃了黑人的全部土地之后，居然谈论说要提高黑人的教养、让他们开化，对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十万名白人把一百万名黑人当作奴仆和廉价劳动力在使用，拒绝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而这一切都借着基督教的名义，对这样一个国家，还能说什么呢？”可这些人之所以遭受这样的磨难，真实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非常满意。“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如此自负呢？”
在她发表这样的言论时，我正努力地让约翰待在椅子里好给他喂些东西吃，她的表亲正一匙匙地喂着两个双胞胎婴儿食品，一边说道：“听起来，这个国家有那么点像新加坡。骄者必败啊！”
别人会对我的祖国产生这样的看法吗？会让我意外吗？的确，相对于那个被长久掩藏的令人振奋的事实而言，这件事没太让我感到吃惊。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哪一个能将事情说得如此浅显明了。她的话语揭露了真相，最重要的是我因此而受挫。也许我的父母多年来都在谈论着“这个二等小国”，可在对我的影响程度上却不及这个女人和另一个男人。我说的这个男人曾为南非政府工作，因为某个战时原因而被丢弃在了这个喧闹的旅馆里。他对我说，“啊，原来你是来自我们北部那个‘聪明的’小邻国呀？”（民族主义者直到1949年才上台执政，因此南非给人的“感受”仍然具有英国气息；南罗得西亚在1924年拒绝成为南非的一个省，选择了自治，这一做法直到现在还没得到原谅。）
我弟弟路过开普敦待了几天，他准备前往“曙光女神”号（Aurora）轻巡洋舰，这艘战舰将在地中海完成接下来的战斗任务。他坐在旅馆的游廊里欣赏着约翰和我，与此同时，我也在崇拜着这个英俊的海军军官。我们多年来相聚甚少，对彼此不太了解。对于“反击”号沉没事件，他不想提，许多年来我都不知道那件事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坐在一起，开些小玩笑，一如很少见面的姐弟那样。而且，这也是为了让旅馆里的年轻女人们受益——她们推着婴儿车从我们身旁路过的次数比平时多了许多。
我的婚姻已经终结，可我还不知道。
在持续五天的返程途中，火车缓慢地穿行过南部非洲的壮丽景色。我一边陪约翰玩着，一边也在想：“等回到家里就可以……”可具体做什么呢？那位英国女人曾说等到她的组织在索尔兹伯里建立办事处以后，她希望我可以为他们工作。基督教教会并不适合我，不过也只有慈善会堂和教堂在为黑人提供教育。
我回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边。在她醒着的每分每秒，那个疼爱她的代管妈妈都把她抱在怀里，对比之下，她将会发现我的不足。听我说想“做些事情”，弗兰克表示了同意。他致力于“进步”思想，不认为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我们雇用了一个黑人女孩当保姆，这看起来也许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的仆人房里当时已经住了三个男性，那个时候即使让她跟他们住在一起也很正常，但我们感到不舒服。我跟弗兰克建议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她可以去约翰的房间睡觉，这就意味着几乎每晚都是如此。（简跟我们同住一个房间。）她因此可以对警察或是任何一个有兴趣的人说，她住在这户人家后面的石头房里，只要她想就可以住在那儿，并且还可以躺在正房里的一张床上。在当时来说，这样的事情确实前所未闻。流言蜚语开始出现，人们感到了震惊和恐惧。邻居们放出风来，说他们已经听到了“正在发生什么事”。在确认我们真的允许一名卡菲尔黑人女性在正房里睡觉后，隔壁的女人冷冷地对我说：“亲爱的，你这做法太不合规矩了，不是吗？你要知道，她会蹬鼻子上脸的。”我的母亲也深感震惊和忧虑，甚至还去了弗兰克的办公室向他提出抗议。弗兰克的反应一如既往地镇静和机智，他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能让我陷入狂怒，为什么母亲一离开我就会上床睡觉，为什么我会愤怒地无助哭泣——她不过是冲进房子对厨子粗鲁无礼、对男佣出口辱骂、对黑人小孩说再不准他碰宝宝一下。
许多年后，一名理疗师希望我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从未对母亲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我们从来就没有剑拔弩张、大吼大叫。尽管如此，我母亲那时却可能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从未对彼此恶语相向或大声喊叫过，这不是他们的风格。我因为对母亲的同情而饱受折磨，又因为自我分裂而动弹不得，我的举止中总带有疏远的礼貌——比尖叫和呐喊糟糕得多。假如可以呐喊的话，我会喊什么呢？只可能是“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
我也许本打算要“过自己的生活”（如今看来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可执行只能被推延，因为我们家人口太多了。餐厅的桌子处于延展的状态，一顿饭连着一顿饭；我没完没了地烹饪，也不会被厨子责难，因为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对自己开玩笑说（因为其他人都无法领会），我们家就像一个俄国家庭，有可能是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Yasnaya Polyana）的一个家庭，因为这里有一对年轻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家里的仆人、孩子的姻亲们，还有丈夫的妹妹也从乡下带来了丈夫和孩子们，以及从办公室或体育俱乐部来的弗兰克的朋友们。
“我说，肉食的花销是不是太大了？”
“没错，酒的花销也是。”
我曾向弗兰克提议说我们应该喝开普敦葡萄酒，可是这让他感到不自在。那个时候，葡萄酒被视为“趾高气扬的东西”，只是为了炫耀。
在我的心里，弗兰克的妹妹玛丽亚就像一首叙事民谣中的爱情女主角。她身量苗条、优雅动人，平滑的琥珀色头发在低矮的宽阔额头上被分至两边，下端系着一根头绳。她有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面庞上长着一对酒窝，笑容美妙不可方物。
曾经有一位贵族在出游时无意中瞥见了这个可爱的姑娘，对她一见钟情。姑娘也对他生发了强烈的爱意，陷入了情网之中。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一定会嫁给他并且去英格兰生活，不过这个男人却改变了心意，这让她心碎了。人总会因为某个事情而心碎的。陷入沮丧之际的她立刻嫁了人，这男人之于她就像野兽之于美女——似乎大多数男人在这姑娘面前看起来都是这样。
他是一位举止粗鲁、性格豪爽、心地善良的农场助理，后来当了一名农场主。望向这个美丽的天使时，他的眼神中既流露着爱慕，又隐隐透出怒气。她身上的每一粒细胞都又敏感又温柔，精美高雅，卓越不凡。他逗趣地把鞭炮藏到厨子的衬衫里，或者去猎个鸟或别的什么动物，单纯是为了好玩，他并不会吃它们，因为妻子不喜欢他这么做。他有时把钱故意地落在房间里，这里一会儿就有仆人进来打扫。这工夫他就透过一处裂缝向房间里观察着，看那个仆人在痛苦地纠结要不要把几枚硬币收入囊中，要是仆人真的把钱偷了，他就突然大声嚷嚷着威胁要报警，接着对那位仆人大笑着说：“逮到你啦，你这个江洋大盗。”
玛丽亚从不将自己的痛苦外露，永远都耐心无比、幽默风趣。我们相信，她选择这样一个丈夫是在惩罚自己对爱情的失策。来我家时，她会瞧瞧我的书并翻过一页，叹着气说：“生活本身已经够凄惨了，为什么还要去读它呢？”在我写一些习作和小说的时候，她会抱怨说我在以病态的视角看待生活。这之后，她会回到自己那个极度贫穷的孤独农场和小房子里，那儿有她粗野的丈夫，还有两个她在精心竭力地想要培养成热爱美好事物和优雅生活的小孩。
弗兰克的母亲偶尔会来我们家住个一两天，然后就匆匆忙忙地离开。她叫梅特，或者也许叫维兹。她过去生活困难，现在两个儿子都会接济她。她把时间都用来在乡下串门，也会跟别人打桥牌。她身材矮胖，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人。她从不“介入”我们的事情，因为没兴趣。她在早些时候经历了一段艰难飘摇的岁月，金钱上总不自由，现在生活变得比较宽裕。对我来说，她跟费舍尔奶奶一样也是我错失的一个良机。我有些害怕她过于接近我，毕竟一个母亲就已经足够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多莉·范德比尔搬进了我家。“我们为什么不能租给她一个房间呢？在战争时期找房子是不容易的，可她是个好人，这对她并不公平。”弗兰克这样说道。
多莉搬进了一个空闲的房间，她有时会跟我们一起用餐，但次数很少。她在体育俱乐部进出了许多年，认识小镇上的每一个人，各种运动都不在话下。她性情随和，亲切友好，很有爱心，会为她的朋友以及我们照看孩子。此外，她还在为红十字会工作。清晨，我们三个在后廊里饮着最后几杯茶，多莉站在烫衣板旁边熨着当日要穿的裙子，一边跟弗兰克交流着办公室里的新闻——他们两个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在孩子身边时，她就是一个亲切的阿姨，常常惊喜地低呼着从手提包里找出小礼物。她经常开玩笑说并不介意自己年龄太大不适合生孩子，说自己也可以接纳一个有孩子的男人。弗兰克经常和她一起骑车前往各自的办公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到哪里都骑着自行车，她骑遍了整个镇子。
后来人们暗示我说，即便当时我对多莉表现出嫉妒，那也是我的权利，但实际上，我一点都没有动过行使这项权利的念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弗兰克而产生嫉妒心理。倘若妻子毫无嫉妒之心，那么一个男人是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愤愤不平的，不过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特定的婚姻中。我和弗兰克的婚姻生气勃勃、如同志般亲切，并没有容纳嫉妒之心的空间。更确切地说，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婚姻。现在，弗兰克开始大吵大闹，有时又怒而不语，如果我当时也跟他一样如此的话，说不定他还为之感到高兴。
我和弗兰克在感情上的这种变化令我迷惑不解。他忽然开始指责我跟别人调情。可我的举止一如往常，我于是对他说，他有失公平。这个年轻女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内心苦涩地疑惑：“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要娶我？”他批判的是我的个性，我的本真。我从来都是个性开放而坦诚的人，诚实得近乎笨拙，甚至可以说生硬粗暴。无论怎样，这些都是自然的本能反应。至于说跟每个人都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亲密的联系，这正是我的风格所在，是适应现代生活的才能所在。在与他人相处时，但凡有一点隐瞒都是对诚实和友谊的侮辱。可为什么要称其为调情呢？尽管受到如此指责，我仍保持着理智。弗兰克不断地批评我，在这种压力下，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回敬他说，他和俱乐部的女孩和女人们之所以友好亲密，原因就在于他们这些年来在汽车后座上不知干了多少接吻和其他事。不过，即便只是这么一想，我都觉得太过荒谬。在进行那些子虚乌有的指控时，为什么弗兰克就没有感到荒谬呢？“子虚乌有”——我开始一步步淹没其中。多莉和弗兰克有时坐在那里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每到此时，我的确会感到寒意，感觉自己被排斥在外。不过，他们已经相识快二十年了。
另一个经常光顾我们家的女人叫多拉，她是弗兰克的弟弟乔治的妻子。乔治曾是一名罗兹学者，又在“一战”中当过飞行员，后来成为了一名尼日利亚的殖民部长官。相比弗兰克来说，乔治要更复杂。多拉跟他的婚姻并不融洽。“你瞧，”多拉也许会慢吞吞地说，“我们真谈不上相处愉快。”她个头很高、皮肤深色、举止端庄，脸上流露着笑意，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女性较强的戒心。她曾经是个美人，不少照片上都可以看到穿着制服的英俊乔治和他身着蕾丝的新娘。想起夫妻不能因彼此不合适而离婚的那个年代，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多拉的形象。她设法经营着自己那不尽如人意的婚姻。显然，白人孩子不可能居住在尼日利亚的糟糕气候中，于是多拉就留在了英格兰。乔治休假时，她经常是跟亲戚，或者其他乡村甚至大陆上的朋友们待在一起，他们夫妻极少相聚。她从来都是小声地嘀咕对丈夫的批评，而丈夫对她的批评却非常激烈。每到这时，她就会愧疚地朝丈夫还有我们笑笑，并且说，她相信乔治不会真的喜欢跟她以及孩子们住在一起。“乔治喜欢的是自己的女伴……我觉得他没那么喜欢自己的孩子……也不太喜欢我。”她咬着嘴唇，微微地扮了个幽默的怪相，就好像在说，真遗憾他不喜欢舞蹈和网球。她让他气得抓狂，他认为她太傻。
我常常暗自想着可爱的玛丽亚和她的农场主丈夫，还有叹息的多拉和她务实的丈夫。我疑惑着，为什么注定让彼此痛苦不堪的人常常会相遇在一张床上，或者至少是一个卧室里？我并没有把自己和弗兰克的婚姻加进去。相比之下，我们还算般配。
乔治总是喝很多酒，但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他酒量很不错。”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赞扬了。乔治离开索尔兹伯里之前，我们每个人喝的酒都比以往多得多。似乎大部分的晚上，我们都在跳舞，表演舞会、体育俱乐部以及旅馆的舞蹈聚会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生命仅此一次啊。”他们兄弟俩都喜欢来这么一句。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约翰和简都患了严重的百日咳。他们两个去了农场，在那里由我母亲看护。我待在一个空房间里，这样多拉的孩子们就不会被传染。我驾车去接康复的孩子，到了农场时，我看见因为遭受多种疾病折磨而形销骨立的父亲。他正望着眼前那两个在跟猫狗玩耍的漂亮小孩。
“没错，你过去跟他们一样，也是这样可爱的小家伙，可瞧瞧你自己现在变成了什么样。这一切多么不值。”“哦，得了吧，”母亲说，她一定在许多时候都赞同了他的看法，“你说得太夸张了。”“哦，不，我才没有夸张。”父亲回应道，他把木腿向前甩了一下，虽然看上去像要打人一样，但他不过是为了缓解在发热发痒的残肢套中那段萎缩残肢的不适感。“哪有夸张？我敢打赌，去问大多数人，他们肯定会说这事不值得。尽管生了小孩，你也努力工作，同时还在担心着孩子们，结果，他们长大了却会变成二等人。”
他们正准备卖掉农场。就在不久前，我重新造访了那个老地方，因为无法再用童年的眼睛去想象它，我终于意识到，它一直都是一个弹丸之地。这样一片农场，绝对没有收获的可能。问题在于，他们当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