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争将全世界都卷入了进去，不同的人也都有了不同的体验。那么，这些人可能会拥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身为士兵，可能会在意大利、缅甸或斯大林格勒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难民、战俘、被铁蹄或蹂躏或征服的平民也都经历着各自的体验。与此同时，距离战场数几千英里之远的人们难道就在安全距离外观望吗？没错，他们确实拥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大家全都处于活跃和纷乱的状态中，都在跟他人相抵触，即便彼此可能并没有机会见面。回首往昔，我的第一观感就是，“人们不大可能与彼此产生冲突”。这会让我立刻觉得兴高采烈、充满能量。那么，当时的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发生频率也很高。
不过，记忆向来是伟大的喜剧编剧。数十年过后，那件在曾经令人感到痛苦甚至恐惧的事情很可能只会让人感到愚蠢。我只能提醒自己，这些以幽默方式描述的论据或事件很可能会以身体暴力来收尾。我在怀疑，我的好友马克是否真的会攻击我的另一位好友阿比，只因为后者将其称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人们又不禁要问，那么他们当时究竟为何打斗呢？）苏联科学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门徒，继承了其后天习得的性格特征（“路线”要求与命题相一致）。我不敢相信，在同这位科学家相关的一场讲座上，就因为一群“托派分子”对“路线”发出了挑战，结果导致大厅之外发生了暴力事件，两位年轻人被带到了急诊室。我也不敢相信，吉恩（一名伦敦的共产党人）宁可完全放弃脱离政治也不愿跟开普敦的玛丽亚共处一室，原因竟然是玛丽亚曾说，所有在南非的白人家族“血统”里都有黑人的印记，吉恩指责她带有种族偏见。（遭到反对的只是“血统”这一用词，而不是事实本身。）
成熟也许就意味着一个人懂得了以耸肩和微笑应答，但只有时光的生硬摩擦才会推波助澜。对当时的我们而言，似乎库尔特和以斯帖的结合都是一场超现实的战争范例，甚至连对他们的拜访都成为了一种提醒，因为尽管以斯帖的花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天堂，可从那儿却能够望见附近皇家空军军营的高大围墙。在看到那处围墙时，每个人的心脏都难免要紧缩一下。要知道，我们的围墙大多低矮且杂乱，要么用铁丝缠绕在就近的树上（用剪下来的橡皮轮胎遮盖），要么就绑在粗糙的树桩上。可这种围墙却完全不同，其做工相当严谨。把目光投向它的时候，你难免要联想到非洲大陆上的其他空军军营，想到在那围墙之后遭到监视的那些身着灰蓝色制服的男人，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是情愿来到这儿的。看到它，你也会不得不想起战争。
索尔兹伯里周边曾有许多郊区遭到匆忙遗弃，后来在战争期间却迅速地发展成了小镇。这处新郊就是其中之一，它突兀地矗立在非洲大草原上，正在迅速地交织着街巷，主路旁有一条狭窄的柏油道路，它的路况很差，通往乌姆塔利的方向。这处郊区看起来太过简易，就像临时搭建起来的营地一样。当我1956年开车路过这里时，那些价格便宜的小房子都已经被围在了花园里。在刚建成的时候，这些盒装的房子都成排地伫立在铁丝围成的栅栏里，它们的周围是荒芜的生土。主路旁是栅栏的弃物和建筑废墟，从转弯的那刻开始，你几乎马上就会看到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包裹在铁栅栏里的它就好像花束一样，这里坐落着以斯帖和库尔特的房子。通向那座房子的红砖小路非常干净，马齿苋和百里香已经在这里安营扎寨，玫瑰、紫雪花、美人蕉、茉莉和夹竹桃更是团簇成堆。前方的游廊只能隐约望见，它的台阶上摆满了植物盆栽，木椽上悬挂着门帘似的蕨子。这儿的住房全都一个模样，内部都有两个屋子，前后屋子分别是客厅和卧室，再后面还有个小厨房，它紧挨着一个迷你游廊。房屋前面的游廊宽阔成荫，简直可以算作第三个房间。客厅摆件齐全，桌椅都是土著人的手艺，地板上面铺着芦席，印花大窗帘上写着“英格兰，英国”。每个平面上几乎都摆放着一瓶瓶优雅的花朵。屋内的墙壁上挂着英国水彩画，还有从维也纳的画廊里弄来的布勒哲尔画作的复制品。
以斯帖是花园的主人，她在清晨上班前和晚上下班后都会打理一下花园。当我们去拜访她，站在砖路上的时候，只见花园深处一阵扰动过后，以斯帖从波浪般的绿色草甸中站起了身，身旁的花朵在左右摇曳。“哦，真高兴你们能来，请进吧。”她面带微笑，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接过一只稳住她的手，嘴里表达着感谢，说这是自己最需要的帮助。她先上了游廊的台阶，呼唤着“先令，请给我们来些茶”。听到她的话，库尔特的责备声已经响起：“亲爱的以斯帖，请叫对他的名字吧。”
“真抱歉，”她轻轻地说，“我总是记不住。”在悬垂着绿色蕨子叶的游廊里，这个漂亮纤弱的英国女人正笔直地站着，衣着得体，戴着一副厚重的园艺手套。她一边踏着轻盈的步子迈入了房间，一边说着：“瞧呀，亲爱的，我们有客人来了。”
库尔特正坐在一张椅子里沉思，这椅子对他来说太小了。他身形很高，身材结实却不肥胖，肤色深，有些像绿色或铜色。他的身体曲线柔滑，面色沉重，脸颊长，长着一个宽厚的扁鼻子，厚重的眉骨下是一对专注的黑色小眼珠。他的头发修剪得很短，难看的脑壳显露出了形状。尽管外貌难看，他却很有些吸引力。他在维也纳出生和长大。虽然他本人不太认同，不过我们却一致认为他的祖先里必定有蒙古人。那个年代的人们可能会说：“某某人一定有蒙古血统。”当然前提是他们并非“进步人士”。这是因为我们这些进步人士还尚未用“基因”一词来替代“血统”，这也给讨论带来了不少困难。以斯帖自然不会有什么困扰，因为她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她会带着沉静却深情的笑容，朝丈夫若有所思地说道：“想想看，蒙古人在你们的土地上可是入侵了好几个世纪呢！所以有蒙古血统的人肯定少不了，就像你、我和维京人这样。”
“以斯帖，别用‘血统’那个词，求你了。”
“为什么呢？”
“是希特勒。”他咕哝了一声，悲切的目光凝视着她，眼里充满了故事。对于这样的目光，她向来都敢于迎视。“可我并不是希特勒，对吗？”她会这么说。
以斯帖来自英国的乡村小镇。如果说她有什么敌人或对手，那一定就是库尔特，反之亦然。一个轻松活泼、明白事理，一个面容沉重、饱经折磨——任谁瞧见了这一对儿都势必会感叹造物主的不可思议。以斯帖做着一份老师的工作，可生活却捉襟见肘，这是因为她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了还在故土的病弱母亲。库尔特并没有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在公共工程部任职。作为一位博士，他一直在准备应对希特勒对欧洲施加的残酷暴行。倘若没有发生战争，他的人生肯定是要在大学或报业中度过的，他也会在咖啡馆里跟人谈天说地。事实上，从十二岁开始，他大多时候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一言蔽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来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可要比平常更能令人动容。
如果说有什么事能够吸引到我们这些不成熟的南罗得西亚人，那就是这些难民每时每刻都在谈论政治和意识形态。虽然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农区的人也都在谈论政治，可我们却从未想到过政府的反常行为，也没想到过公司会掺进政治里。在他们看来，这些移民在思想上的忠诚至关重要。他们将自己那未被我们知晓的身份全都对我们说了出来。“瞧，我是一个相信弗洛伊德的人。”“我信仰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第三帝国！”“青年！”这些人从未停止过讨论和争吵，他们的报复活动秘密且倨傲，有时也会布满血腥。
哥特弗莱德说，库尔特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受的真正教育不过是来自维也纳咖啡馆里的那些言谈，等后来住进维也纳的公社和理想型集体以后，他所遵从的意识想法则来自某个接过弗洛伊德衣钵的心理学天才。每次在与人交谈，确切地说是在演独角戏的时候，库尔特总能提起他在公社里度过的那些岁月。坐在椅子里的时候，他会把身体向前倾出，似乎像是要急迫地抓住某个还未明朗的想法，不过他却只能被自己的骨骼、躯体和物质生活的负担压制在这个极其易损的无关痛痒的椅子里。他的思想绝不在我们的层次范围左右——哪可能会在呢？要知道他这个人所追求的是某个一旦抓住就可以永远持有的真理，如同抓住了大头针晃动的末端一样。“别动！我已经告诉过你，不是吗？”库尔特是个无法静坐不动的人，他坐着的时候总要抖来抖去，一边顿足，一边还会用手指叩击椅臂。
“你必须要明白！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是重点！过去那些年我们都在过着理想的生活，同志们的生活！名副其实的同志们！”说到这里，他会用责备的目光看一眼哥特弗莱德，或是其他任何一位刚好就在附近的共产党人典范。“我们分享一切，一切！除了衣服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物品。我们可以拥有一件夹克、一条裤子、两件衬衫、一套运动衫和一些内衣，这就是全部东西。我们还分享食物、金钱和书籍。”说到这儿，他会从容地递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扬扬得意的眼神。
“我确定，姑娘们一定不怎么好过。”以斯帖回应道。此时的她也许正在缝纫或编织，可却会停下手里的活，朝他露出笑颜。跟他说话的时候，她的语气向来都温和而又关切。如此种种，只可能是因为爱情。其他人都觉得库尔特很恼人，或者说完全就让人接受不了。不过在她看来，这个卡利班却是某种美好的化身，这也是她为什么会嫁给这个男人的原因。她在叫他的名字“库尔特”时会把中间的字音也发出来，而顽固不化的殖民者大多会称呼他为“库特”，正像把哥特弗莱德叫成“戈弗雷”一样。
“既然你可以把我叫作库尔特，对我本人和我的语言示以尊重。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称呼这个男人的本名呢？”这里指的是厨子，“他叫穆梵蒂斯，说吧！”
“可他的身份文件上却是‘希林’。”
“但那并非他的本名。你根本不明白一个人的名字有多么重要。你们这些人只管除掉他们的真实姓名，然后随便把他们叫成某个东西，比如‘六便士’、‘三便士’、‘先令’，还有‘黑鸟’。”
“可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叫着圣经中的名字，那全是极漂亮的名字呀。”以斯帖这样说道，她以审美而非宗教理由认可了这些名字。
“但这些名字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以斯帖，你一定得记住，这很重要。”
“我也不是自己选的‘以斯帖’这个名字，也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啊。”
“你们这些人真是不可原谅，历史不会饶恕你们。”
“可我并没除掉他们的名字啊。我当时并不在这里，我不过才比你早到了几个月而已。”
至于谈到“公社”话题，他又会有这样的言论：“以斯帖，你不会理解。有时候你的话语里洋溢着持重练达的风格，于是我就会心想‘啊，没错，她理解了。’可事实上呢，你却并没有理解。跟你说吧，那些女人对理想的生活都有一种信仰。当我们士气低落的时候，常常是她们在激励着我们。我们之所以能远离诱惑也是因为她们。在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挂心裙子和口红那类小事。”
以斯帖又拿起了针线活，神情愧疚却也坚定。她并非游手好闲的人，我们却都是手拿香烟的人。在烟雾缭绕中，我们思忖着理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可能出现在平凡的索尔兹伯里，它必须要在欧洲，在维也纳。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出现在这些地方，同其他高贵生物一道过着高贵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美极了。”库尔特一边长吟着，一边注视着推土机冲撞树木、撕裂大地、翻出一堆石头，好给正在扩散的郊区清理出灌木地：“我们已经证明，生活中可以没有财产和所有权。”
对此，哥特弗莱德会评论说：“那不过是小资派的理想主义罢了。”
“也可以没有妒忌，我们不允许自己有嫉妒心理。”
听到这儿，以斯帖挑了挑眉。
“是的，是的，这真是事实。只不过自从那些姑娘里有一个生了孩子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吵了起来，而且恋人们忽然都回到屋里锁上了门。那可真可怕，可怕极了。”
“可是，库尔特，”以斯帖轻声地说，“任何人都可能会告诉你，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至第一个宝宝的出生。你的费舍尔教授肯定是知道的吧？”
“他为什么就应该知道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只关心整个人类的现实可能性。我们废除了私有财产，而且也已经完全将其终结！可一个孩子却突然出生了，哎唷！就是这样。孩子的出生并非只关乎父母，还关系到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他停顿了下来，看了看自己的听众们。其中一些人眼里闪动着情绪，另一些人则一点儿都没有。“我们热爱彼此，信任彼此。可随着‘啪’的一声，一个孩子诞生了，一切也都随之结束了！”
现在，我们全都致力于人类的现实可能性。
“等等，库特，”一个名叫吉恩的姑娘问道，“你当真是说，你们都会跟彼此混睡在一起，而且也没人存在嫉妒心理？”
“没错，库尔特给我们大家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以斯帖边说边在穿针引线，或者点数着针脚。
“你是说，如果两个男人爱上了同一个姑娘，或者说两个姑娘爱上了同一个男人，那么这一切都算得其乐融融？”
库尔特上下晃动着腿，他那大且粗实的手指生气地叩击着。他的双眼凝视着墙壁，或是在凭空看着自己那隐形的理想。“你不懂。我们都热爱彼此，所以即便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也会宽容对方。”
与此同时，同志们都平静地露出了讽刺的微笑——未来站在他们这一边。
“可仍旧会有一两个人心痛。”以斯帖沉吟着。
“生命啊，”库尔特说，“必定会经历痛苦，正是分娩的剧痛在推动人类向真实的人性迈进。”
我们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着他这句话。
以斯帖说：“我想，你们把那种状态维持了那么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的，它至少维持了三年。而且别忘了，战争……”
“战争并没有历时多久。”作为一个初学者的吉恩插进了话，“我敢说，这样的理想生活能让我沉浸一两年。你们那时候对自己一定很满意吧。你们有做过分析吗？”
“当然了，这就是其中的全部要义。费舍尔教授会分析我们所有人。”
“你是说，对你们进行分析的就只有一个人？敢问你们公社里一共有多少人？”
“八个。尽管有很多人都想加入进来，但不是什么人都合适的。”
一片静默。
“我打心里觉得，它是个不凡的成就。”以斯帖坚持着，她朝我们看了一眼，“可我觉得费舍尔教授本应该顾及些人们想要拥有孩子的想法。”
“这毕竟是人的天性嘛！”吉恩说道。
“它是一场灾难。”库尔特忧伤地说，“在那孩子出生后，梦想就死了。”
“听你说话的方式，就好像那孩子是你的一样。”吉恩回应着。
“不，不会，”库尔特说，“在这类事情上我从来都是很负责任的。”
以斯帖和库尔特两人谁都不会来参加会议，因为前者觉得政治会议很幼稚，后者认为这些会议都不成熟。无论怎样，库尔特常会来我们的公寓。我意识到，有些人是忍受不了孤独的，哪怕一小时都不行。以斯帖却不同，阅读和园艺总能让她觉得快乐。对我来说，无人打扰的清晨弥足珍贵，可它总会被库尔特闯入。如果刚好出现了另一个跟他同样痛苦的人，我也许会把他们二人留在那儿，关上门，然后把大理石厨房台面当成办公桌，站在它旁边工作。
你可能要问，难道库尔特不需要工作吗？在公共工程部，他的工作场所主要就是街道，他负责查看路面状况，监督维修过程，或者检查表演场、下水道等及其他公共娱乐设施。因此说，他不会经常待在办公室里。
“公共工程部并不是我的真正归属。”库尔特也许会这样声明。他自有其独特的饮茶方式，在用痛苦的目光长久凝视过触不可及的理想后，他会一口喝掉半杯茶，继而用阴郁厌恶的眼神瞧着茶杯，直到我再给它蓄满水。“真的，这种琐碎的工作并不适合我，而且我也没法去装假。”
“他们在你的办公室说了什么吗？”
“并不是说我完全没有在工作，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政府部门里没人会卖力工作，我这也只是在适应你们这里的习惯罢了。再说，我的领导还对我不屑一顾。虽然以斯帖认为这只是我的想象，可我告诉她，‘事实就是这样，以斯帖，你心怀仁慈，又成长于英国的庇佑环境，对生活而言，这并非是最好的准备。你并不知道邪恶为何物，可我却已经看透了那个男人，而且他也知道。当我把涉及道路或其他胡言乱语的文件呈交给他的时候，他甚至在还没打开它时就已经在窃笑了。‘你昨晚什么时候睡的觉？’这样问过我后，他就像讲了个笑话似的独自笑了出来。‘你是不会相信的，’我这样应道，“在你生活的这个国家，人人都在十点前入睡。可这世上也有些人是不屑于睡觉的，他们更喜欢彻夜长谈或者只是思考。”这时只见他把文件打开，冷笑了一声，“里面的柱状图不对，把它拿回去重做一遍再交给我，我们可以再细说，”他得胜一般地合上了文件，朝我扔了过来，“瞧，这就是我的日子。一想到自己现在这副样子，我就绝望透了。”
等到战争结束时，数千名难民都不再绝望悲伤、缺衣少食，他们都转身变成了生意人、农场主、进口商和建筑者，经营起了运输公司，还开始在乐队里演奏……每个人都身怀本领，这是殖民地的光荣。不过呢，库尔特并没有离开他的工程部。“我可不打算把生命都浪费在赚钱上。”他说道，这工夫以斯帖正深情地凝视着他。“就说一点吧，一个人应该读许多书，可是一辈子却没有那么久。你读过××吗？”通常情况下，我没读过。
“真是无知啊！作为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要是没读过弗洛伊德、青年、阿德勒、克莱恩，第三帝国，那必然就无从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影响因素。”
后来，以斯帖恰如其分地成了一位女校长。她想让库尔特离开工程部，全心投入到他的书里。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忙于此书，正如他自己所说，“它全在我的脑子里”。
“它已经很完美了，为什么要拿去出版呢？为了让那些傻瓜们误解吗？”
“可是，库尔特，一本好书难免会招致误读。”
“它可不只是一本好书，而是一本真正的书籍。在这世界上，这样的书也就只有六本而已。”
“都是哪几本呢？”我对此很好奇。
“第一本当属《堂吉诃德》。”
“接下来是？”
“《哈姆雷特》，这里面的主人公拥有伟大的心灵，周遭的环境对他来说太过偏狭了。再下一本是《没有个性的人》，你当然没听说过了。”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即便读了，你也可能理解不了。接下来是司汤达所著的《论爱情》，你这个年纪读它还太早。”
“这我没法反驳这件事，对吗？”
“没错，你只能承认。不过，时间将会治愈你的问题。”
所谓“真正书籍”的书单时常都在发生变化。
《野草在歌唱》的终版手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它经过几个人的过目，其中包括以斯帖和库尔特。这两人都不怎么喜欢它，以斯帖认为这本书没有为种族关系描绘出美好的图景，库尔特讨厌它是用英语写成的——他同约瑟夫·康拉德观点一致，认为这种语言不适宜写小说，只有法语才具备足够的清晰度。总之这本书没有得到一个人的好话，同志们和朋友们都不断地告诉我应该如何对它进行改写。我相信，任何一个写作初手所面对的最强敌人便是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大多数人都有想当作家的愿望，而这个可怜的野心家所交托给他们的故事却绝不是他们想要的素材。在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某一类型的理论家。不消说，同志们一定是反对的，而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以斯帖也表示了不赞成。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头脑中有最完美的书籍，可这些书却永远不能付诸文字，它们只得远离世俗的视线和受到污染的人类思想。
有一个人很值得在此一说——
他由西班牙的耶稣会抚养长大，注定会成为一位神职人员，不过却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就如同身为神学院学生时一样心意纯粹且坚定不移。他娶了一位英国姑娘，说服她与自己共同在西南部的活动房屋和贫困状态中生活，他们有四个孩子。他说，伦敦会毁了妻子的真我。他们一家靠社会保障金度日。在萨默赛特郡和德文郡的迷人小镇上，他会跟其他革命分子们在酒吧和酒馆里探讨法律条目。或者，他也会在伦敦跟文学同行们进行讨论。与此同时，他也在脑中写作他的书。他会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你，问道：“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为什么要强求呢？”
后来，他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把妻子和四个孩子留在了活动房屋，独自去了巴黎，成了一个流浪汉。在一家咖啡馆里，他又看到了一位中产阶级的英国姑娘——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场恶作剧。他们两个一起过上了艰辛的乞讨生活：每天早晨要跟其他乞丐相汇合，一同去探索展览和贸易会的哪个地方会有免费小吃，哪个慈善机构在发放免费餐食，以及如何在不引起警察注意的情况下把从商店里偷来的货物进行兑换。他苦恼于自己的诸多精力都耗费在了这些事情上，他的那位姑娘也同样如此。不过从始至终，他一直都在书写自己的那本隐形书籍。后来，那位姑娘宣布说自己怀孕了，并且提议要把孩子也培养成一个流浪汉。这种想法很符合逻辑，因为是他让她相信了流浪是唯一诚实的生活方式。将人格的完整性抛却不谈，他带着姑娘一起去了英格兰小镇。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屋里，他们很快有了四个孩子。这一家人的生活都依赖于社会保障金。
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有某种思想意识救他于水火。没错，事实证明女人和孩子会毒害人格的完整性。他又把这个家弃之于不顾，开始在一个组织做起了行政工作。这样的组织有很多，都为原来的欧洲帝国分支提供一些建议。他的老板是一名黑人女性，作为女权主义者，她独自带大了四个孩子，因为孩子的父亲们把她和孩子都抛弃了。他搬去跟她住在一起，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命运。有些时候，他还会造访欧洲。那么，他的大作进展如何呢？他会沉静地注视着你，目光里充满了对文学人生唯利是图的蔑视：“我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呢？它待在原地很安全。”
以斯帖尝试了若干策略，希望让库尔特把他自己的书写下来。
“以斯帖坚持要我把书付诸纸上。”库尔特责备道。
“至少我是很愿意去捧读它的。”以斯帖说。
“真奇怪，像你这样敏感的人竟然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
库尔特并没有把书写下来，而且也不愿意跟我们讨论它。他也许会将书中巍峨而又奇特的宅邸描述出来，可却并不欢迎他人的评论。不过，他会把所有事情都讲给一个人听。库尔特本人并不开车，他很可能是殖民地上唯一一个不开车的白人。他坦率地说自己不会是一个好司机，因为他无法将注意力放在路况上。有鉴于此，公共工程部给他配了一个司机。根据通行证或者说斯图帕上的信息显示，这个男人名叫约书亚。库尔特坚持从这个男人口中知道了他的本名是“穆萨木拉”，此后就一直这么称呼他。
他们两人很多时候都会待在一起，要么在索尔兹伯里开车兜圈子，或者干脆就沿着通往小镇外的各条道路去旅行。这些旅行并非都必不可少。这俩人经常会在灌木区停下来，长时间地探讨哲学问题。当然了，他们肯定是在远离马路的地方，因为但凡这种煽动性活动被人发现，他们两个的工作就要丢了。实际上，库尔特已经得到过警告，他对蛮德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把你叫成‘穆萨’根本就是在侮辱你。”
“可我母亲就是这么叫我的啊，我的姐姐、朋友们都这么叫我。所以您为什么就不呢，巴斯？”
“别叫我巴斯，那是种侮辱。我一直不都在告诉你吗，如果把一个人的名字说短或者歪曲，那就是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可您是我的老板，是一个白人。因此说，无论您把我叫作什么，它都不会。”（“所以你看，”在转述这段对话时，库尔特也许会这样说，“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逻辑性。”“你也许该把它讲给查尔斯·奥利？他也许当场就会信服。”）
“那么你父亲怎么叫你呢？重要的是你可从来都没提起过你的父亲。”
“我没有父亲。”
“这不可能，穆萨木拉。”
“怎么不可能？对我们卡菲尔人来说是有可能的，我们通常都没有父亲。我母亲的兄弟是一个厨子，他在一个议员的家里当厨子。我母亲非法住在他家房子后端的一个房间里。厨子的一位朋友使她怀了孕。一个丈夫？这要求太高了，她有一个住处就已经很好。对一个卡菲尔女性而言，倒并不是说她不该要一个合法的住处，可她既想要丈夫又想要住处就有些过分了。”
穆萨约莫有二十五岁，个头极高，身材瘦削，总是焦躁不安，活力无限。他的生活精彩纷呈，危险难定，有时还跟罪恶挂钩。“无论怎样，”以斯帖说，“你不能指望受到那些虐待的人还可以有什么良好品行。”穆萨头脑聪明，他是个不错的机械师，很受工程部重视。“他不是个糟糕的蛮德，”库尔特的领导也许会这样评价穆萨，“不过有言在先，你最好还是盯着点他。”
“那个男人啊，”库尔特在我们面前沉吟着，“应该去做总理，真遗憾他只是一位司机。我总会这么告诉他。”
“他怎么说？”
“他说，‘巴斯，你晓得一个黑人永远成不了总理。我们的头部形状不对，我们的脑壳里没那么多智慧能让我们当上总理。’他还是把我叫成巴斯，让我心烦。我对他说，‘好吧，我允许你以这样的方式侮辱我。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言，而是把我看成压迫群体中的一个代表。你有权利表现得刻薄。拥有负面情绪和破坏性冲动是你们这些受压迫人民的基本权利，我对此表示支持。’”
“那么你也会支持白人拥有负面和破坏性的情绪吗？就在上个星期，我因为醉酒在地方法庭上被他们罚了2英镑，那可是我半个月的工钱啊。”
“就因为生活受挫，所以你才会喝醉。”库尔特说。
“是的，没错，巴斯。”
“我会让你成为总理，你不可能会比现在这个总理更糟。”
“独立”、“黑人总统”、“黑人总理”……这些只能是三十四年以后的事。
“对白人来说，我可能会更糟。我会变得很可怕。”
“不，我相信你是一个高尚而又大度的人。”
同往常一样，他们两个正坐在灌木区的一处树荫下。库尔特让以斯帖常备些热瓶茶水和足量的三明治，因为穆萨经常吃不饱饭。库尔特吃一个三明治能扛饿很久，他会看着穆萨吃光三明治、冷肉、奶酪和水果。“我要把它带给我的朋友，”穆萨说着便把剩下的食物包裹了起来，“巴斯，你有许多钱，可我的朋友们却饥肠辘辘。巴斯，我不会为了取悦你就变得高贵和大度。什么是‘大度’？我了解这个词吗？我只知道，它对白人有益。”
“如果你们不比我们优秀，那为什么还要让黑人而非我们掌权呢？”
“因为只要我们想，我们就有权力在这个国家成为一无所用的人。”
“我认为这一点毋庸置疑，就是说你们宁可固执地亲自体验所有的愚蠢，却不愿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
“去学习怎么成为高尚的人吗？成为那该死的宽容大度的人？”
“不，我是指，要从长远的角度学习到，良善和大度终究是好的。”
“你们这些白人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错了，从长远来说并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关心长远的事情呢？巴斯，我不想为了取悦你而成为一个总理。我想自己经营运输司机的业务，等我兄弟从监狱里出来了就可以为我工作。不过，我一贫如洗。而你呢，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业务，因为你的钱够多。你本可以开一家运输公司，只可惜你比我还笨。”
“我在一些事上确实不太灵光。”
“爆胎的时候，你连个轮胎都不会换。你都不知道火花塞在哪里。要是车子遭遇了故障，而我又恰好不在现场，那么你就只能坐等别人来帮你。”
“我动手能力很差。”库尔特承认道，他觉得自己很自卑。
“那么您又擅长什么呢，巴斯？我们要是一起工作的话，我还得告诉您问题出在哪里。表演场上昨天爆掉的管道怎么样了？”
“我了解咱们这个时代思想运动的实际意义。”
“要是那有用的话，为什么你现在还为公共工程部工作呢？”
灌木区里，鸽子在歌唱，鸟儿飞来走去，鹦鹉也凑着热闹，黑白两色的蚂蚁已经动身，它们彼此相伴着，在疯狂地奔跑着寻找碎屑。就在这儿，库尔特将自己的完美书籍全盘告诉了穆萨，它在他的头脑中无尽延展着，就像热天里的一朵积雨云。
偶尔，穆萨也许会问出口，“关于这个，还有更新鲜的事吗？”（无意识、压抑、乱伦、身份、品质各异的胸乳，甚至还有集体无意识。）“我个头这么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些了，”他这么说着就比画出了手，距离其五英寸的下方，蚂蚁们正在地面上搬运着比自己体积要大的蛋糕屑。“我没有父亲，所以我没法杀了他。作为白人，你得有个父亲，这样你就可以讨厌他。要是我也有父亲的话，我就可以拥有更多自己的食物，因为不必再把它们都给我的母亲、妹妹和朋友。不，只有白人才享有这一切。你们有钱，也有父亲。”
他坐在那儿咧嘴笑着，库尔特则在为自己辩护。
“穆萨就跟我在公社里的一位朋友别无二致。他叫沃尔夫冈，骨子里是个怀疑论者。他坚持说自己是那个孩子的生父，由此毁了我们的公社。在那之前，我们都认定孩子会属于我们大家，而不会有自己的父亲。”
“那么他真是孩子的生父？”
“那孩子长得跟他很像。”
“你对穆萨说过公社的事情吗？”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他怎么说？”
“他说，他认为我们太落后了。在他的同胞里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以上的父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之后人们都在谈论“大家庭”的话题，这比大家在欧洲享受的事情好很多。
“穆萨木拉认为我们就是远古人。他记得自己曾咬过母亲的乳房，因为她奶水不够。他说健康的乳房有奶水，不健康的则没有。”
“他怎么能够记得住呢？”以斯帖问道。
“他当时已经四岁了，他们母乳喂养的时间比我们都久。”
“四岁！好吧，我认为这才是远古人干的事。”
“不，不，以斯帖。我告诉过他，人类本身都未开化，白人和黑人都一样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他说自己宁可像白人一样，虽然尚未开化，可却更有钱。他想从我们这里借些钱开运输公司。”
“可我们没钱。”
“在他看来，所有的白人都很有钱。我想，他的野心可不是一般的大。他打算开一家载重运输公司，规模要跟哈米什·多伦公司一样。”
“多伦不是个议员吗？”
“他靠运输公司赚钱。”
“穆萨变成多伦那样可没什么好处，因为那人是个大骗子。”哥特弗莱德说。
穆萨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如果我们想知道黑人对任何一个话题的想法——要是可以这么说（谁知道呢？也许要等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吧）——我们就会让库尔特去问穆萨。这样的想法既跟政治无关，而且也不开明。想要知道黑人的确切想法时，我们就去请教查尔斯·莫辛格。查尔斯对穆萨这一代新人感到很不可思议，不赞成他们对严肃问题的不敬，同时穆萨则认为查尔斯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老傻瓜。我们邀请穆萨一起加入到讨论中来，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巴斯，”他对库尔特说，“你我二人在灌木区讨论倒没什么，毕竟那儿只有蚂蚁和变色龙。但我要是出入詹姆士大道上的高大建筑物，那可就不是小麻烦了。那么一来，我得触犯多少条法律啊？”
“我倒不这么想。你只要能在宵禁前及时回到家不就可以了嘛。”
“可总会有法律限制的，从来如此。”
“只要你不打算跟这儿的姑娘结婚，”库尔特试着开玩笑道，“谁又能反对呢？”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想娶你们这儿的姑娘呢，巴斯？”
“哦，亲爱的，”听到这段对话转述出来时，以斯帖说，“不是，说真的，这可太离谱了，你没这么告诉他吗？”
“以斯帖，我会把你的想法转达给他，之后再把他的话告诉你。”
“要是那个可恶的骗子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那你们就可以不把我算作成员了。”西蒙说道。
“现在，现在，同志们，大家有没有看出种族偏见的苗头？我们是否问过那些参会的白人，他们有没有跟警方发生纠葛呢？”
“哪有什么种族偏见。要是让他有了足够的钱开运输公司，只怕他会把每个人都吸干。”
“他会说，他不过是在效仿我们。”
“他可没法学我的样子，”西蒙回应道，“到那时，我应该已经在以色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