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团体，无论属于哪种类型、以何种方式建立，终将会演变成宗教或神秘组织。”心理学家们这样认为。我们的团体一开始由来自欧洲各个地方的左翼人士所构成，在短暂的时间里曾是严格的共产主义组织，至少在理论上看来确实如此，后来更多地变成了一个社会福利和慈善机构的分支。
在我们离开前的最后几年里，可以说索尔兹伯里已经没有任何团体的存在。对此，哥特弗莱德肯定会表示认同。可是难道只有在自身人员构成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团体才会被称为“团体”吗？提起我们的团体，它更像是一股驻波，尽管形状未变，但活水却在从它的中间匆匆而过。在创始成员中，哥特弗莱德、我、内森都留了下来，不过内森本人还参与了工党政治。许多曾经作为共产党人的难民如今都发展得非常好，并且拥有了自由的观点。查尔斯·莫辛格和他的朋友们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进来，不过他们为之而来的却是书籍和信息。还有些人我并没有在这里说起，他们也许并不想让自己的革命经历被他人记住。
在我们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个年轻人——当我们和他一同出现在公园、餐馆里或大街上的时候，他总能为我们招来愤怒和厌恶的目光。他身材细长，皮肤晒成了棕色，身着纤白短裤、金色凉鞋，他戴着耳饰，金发及肩。现在没谁会引人注目， 可他却预示着冗长和多彩夏天的来临。他头脑聪明，书读得很多，还懂音乐。他不能过一天没有我们相伴的日子，而且本人还不止一点点疯狂。他独居在一间坐卧两居室里，克格勃会通过电灯装备传递他信息，对他的思想加以控制。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如此着迷于，并且随时准备聆听莫斯科最新公报的人。我一生注定要跟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掺和在一起。仅仅在十年过后，倘若有人随口说克格勃或中情局正在通过电灯泡监视着自己，那么我可能会学着说：“哦，亲爱的，你肯定吗？咳，这没什么要紧。”
这个男人每天都会出现，无论我正在做着什么饭，他都会全部吃光。他坐在一处，叩着那穿着金色凉鞋的脚，只等着哪一刻话题转向他的偏好——而这几乎是立刻就发生了的，因为所有人看起来都想要谈一谈趣闻逸事，包括鬼屋、桌灵转和巫医。库尔特是无法避开这些话题的，常跟我们待在一起的还有那位深深迷恋着哥特弗莱德的姑娘，以及她的好友。此外，已经数月甚至数年未见的人们也都来了。大家朗读着三十年甚至更多年前的诗歌，革命在彼时激烈执拗的俄国被人格化为“疯狂的骑兵”，“神秘的僧侣和女巫”，它们共同提升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温度。凡是在非洲住过的人都会知道些巫术和萨满教，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这些“高等思想”的迹象曾一直受到了冷落。不过如今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人都很信仰神秘学说，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要胜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一定程度的“神秘主义”，它们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太多的距离。或许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安妮·贝赞特，她初时组织了火柴厂的女工进行大罢工，最终却发现了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神秘主义并没有在我们中间流行太久。要知道，在聊过降神会和幽灵的话题后，下个阶段一定就是实践了。听说某人发现了一种媒介后，大家就都慢慢地散去了，去探寻更激动人心的夜晚。
我们并不能说“对形势的分析”仍热度未减。在他自个儿的脑海里，哥特弗莱德已经生活在了伦敦。那么我呢，也跟他一样。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此处的“我们”包括了每一位“进步分子”——对每一位黑人所起的唯一效用便是，无论是谁提出了请求，我们都会把书籍借给对方甚至直接相送。查尔斯的朋友们还会带来别的朋友，他们还没落座前就已经在瞟向我们的书柜了。对他们而言来拜访我家可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仆人布克对他们一无所知。他几乎立刻就会让左邻右舍全都知道，他的雇主家在招待黑人。而这就意味着，查尔斯会跟警察有更多纠葛。他们从不一齐到这儿，而是会三三两两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到达。他们也许会带上一块木头和锯子，或者装成是某种商贩。在给他们上了茶后，我会坐到游廊里去，保证白人邻居不会来打扰，这样他们才好安心地待着。这幅情景总会让人看得心痛：这些男人——彼时来的都是男人——小心地触摸着珍贵的书籍，当看到某个自己从未听过可却由别人提及的书籍时，他们会拘谨地对书中所蕴含的可能性表达着敬畏，这是因为他们所在寻求的是一种大多数同胞都遭到拒绝了的受教育机会。坐在游廊上，我透过窗子望见他们正恭敬地俯身在书的上方，而那些书却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我们还会为他们订购图书，宣称说我们知道有一个为非洲人购书所提供的基金。到了伦敦没多久我曾收到了一封信件，上面写道：“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当时赠给我书籍，我因而通过了考试。”
那么，在这样一个图书向来贫瘠的国家里，如今是由谁在发挥这个功能呢？通常情况下这是由英国文化协会负责的，它在哈拉雷的许多房间都装进了满满的课本，录像机和各种教学设备。这些房间里总会被黑人围个水泄不通，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这种对教育的渴望无异于我们在那个年代所认识的那群人。不同的是黑人政府既没有提供任何书籍，也没有用资金建造图书馆。在长远看来，这种疏忽——虽然有时我们很难不相信这是一个实际策略——会成为黑人政府所犯下的一个愚蠢至极的错误。
不能设想，那时坐在游廊上的我会充满了成熟和仁慈的想法。我看着这些正派的勇士们一个一个地在离开，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就像是家仆或信使，紧张兮兮地留意着四下，警惕着某个没头脑的白人主妇朝他们尖叫出声——我正按捺着一肚子的愤怒。（非常可惜，共产主义词典里的“没头脑”一词已经停用，要知道它可是完美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怒火会造成损害。热情沸腾、生气勃勃和坦然大方的怒火生发自一种信念，即愤怒者自身可以有所作为，能够引起某种变化。然而有种怒火却会像迷幻药似的迸入体内，让恼怒者自身变得怀疑悲观，变得虚弱无能。“愚蠢，愚蠢，愚蠢，”我每天都会这样数次地喃喃自语，就好像自己接到了指令，要让眼睛一眨不眨地直视着那些蓄意而为的残忍，就好似一个小男孩在专注地虐待一只小鸟一样。我自然不会把这种苦恼说给哥特弗莱德听，他的反应很可能会是“革命来临吧……”
革命要在“欧洲”来临，哥特弗莱德已经对非洲不抱希望了。“或许近百年里也有些实现的可能吧……”他也许会这样说道。彼时，“正确的”信条仍然坚持认为，只有黑人无产阶级能够解放非洲。然而依照“理论创始人”的观念，当时并不存在什么黑人无产阶级。虽然第二产业中确实有黑人矿工和一些工人，可“黑人国家主义”却只是一种“反动的”背离——此处省却了其他所有的形容词。通过“对形势进行分析”，莫斯科想出了这个信条。我还记得，哥特弗莱德如常地拖着语调说，“那里的同志们应该真正感受下非洲，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无论如何，我们始终都在追踪《先驱报》上的传闻、导语和新闻以及流言蜚语，在关注它们中有关“黑人候选领袖”的消息。查尔斯·莫辛格不知道有这样的人。现在，他才刚显露出“汤姆叔叔”的样子：他对黑人领袖个个都表示赞同，对每一个身怀才干的人都倾力相助。同时，他觉得“国家主义”所使用的暴力言辞却很让人反感。怎么可能不会如此呢？要知道，数十年来，作为一名煽动者、一名共产党人，他都在如履薄冰地以机智、幽默和耐心应对着白人的攻击。他这个人生性温和，周到体贴。如今他年岁渐渐大了，人也伤感了起来。尽管罗马天主教会曾威胁他要将他驱逐出去，可他仍然依赖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只有天主可以帮助我们，”一间屋子里充满了原则上的无神论者，可他却坚持这样说道，“能救我们的只有天主和天使。”
黑人居住区里发生了如同“黑人党会”般闻名的罢工事件，这让我们和查尔斯都大为震惊。这次罢工的领导者身处布拉瓦约。促使他们罢工的是每月1英镑的最低工资。虽说一个厨子的收入也就只有这么多，可毕竟还会有些口粮和礼物的补贴。没人能靠每月1英镑的收入过活，可议会却拒绝了对最低工资的提升。对这样一场闹剧，白人们一如既往地流露出了愤怒和惊慌之色（“黑人们造反，要把白人赶到海里去。”）然而，黑人们之所以为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他们正遭受着无以复加的痛苦、磨难、残暴——对这一潜藏的事实，我们都了然于心，不过白人们却似乎并不知情。蛮德人不会主动地举行罢工，它一定是共产党人煽动的结果，这对一场闹剧而言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情况。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白人们做了愚蠢之极的事情。那个时候，在政治上得到启迪或被告知自身处境的黑人其实并不多，其他国家里更是如此，他们还对工会组织几乎一无所知。再者说，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六十年里，黑人们一直都在被告知自己不过是白痴、落后、低劣的猴子。在确认镇子里的全部劳动力都进入黑人居住区后，当局便把大门都锁上了，在周围也都布置了警卫。里面的人无法出来，食品和其他物资也都不得而入。白人正在让这些胆敢反抗自己的附庸们忍饥挨饿，急着迫使他们投降。可就在围墙之内，有一些“煽动者”正趁此大好机会在跟这些受困的惊惧的追随者们进行交流。整整五天时间里，人群变得愈发愤怒，他们在聆听着一些对其处境的煽动性描述。这些描述无关乎共产党人或纯粹的国家主义，它们是在比较这些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处境。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中，这是个短期课程。我们都不敢相信，当局会如此愚蠢。可在受到惊吓时，当局向来都变得不太灵光。白人一直在遭受潜在的噩梦缠绕，害怕黑人会造反并割断他们的喉咙。
这次监禁事件使得黑人们既挨了饿也受到了宣传鼓动，在我看来，它连同罢工事件一起构成了真正的转折点。著名的“黑人居住区会议”只是令白人们暂时地打了寒战，而绝大多数黑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不同的是，这次罢工向所有人都证明白人究竟有多残忍，尤其是对黑人的苦难有多无知。
自那时以来，我在许多情况下见过了许多次同样的现象：权势者似乎永远不知道在他们治理下的人民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内心又有着怎样的感受。看起来，就好像是有某种机制——通过使其当权或担当责任——在他们的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使得他们与被统治者相分离，让他们无法去想象和理解。若非如此，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吗？不过显然，当权者对公民现状的了解符合其自身利益。在伦敦时我曾许多次对位高权重的朋友们提起，在他们的下级部门和活动范围内正发生着怎样的事情，可我却只得到了这样的回应：“哦，不，那不可能，我的雇员们不可能会做那种事，你只是在夸大其词罢了。”
只有那么一次，我曾读到确实有统治者理解了这回事。在中世纪的中东地区，统治者们让检查员乔装成了普通人、请愿人和雇员，让他们监视官员们的行为。但凡发现无能力者或残酷无情之人，统治者们便会将其革职。可关键在于，每位官员和当权者都知道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人或许就是乔装了的政府检查员，因此他们要比在无人监督时表现良好。
哥特弗莱德说：“倘若我们有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不公正的现象就会不复存在。”
有人会问：“你必定仍然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完美无瑕的吧？你肯定知道——”强迫执行的集体化、审判，等等。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所著的《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流行起来。虽说是“流行”，但哥特弗莱德和内森那样的人却说自己对反苏言论没什么兴趣。我们中的一些人阅读了，而且还进行了讨论。麻烦之处在于，克拉夫琴科所描绘的画面太过另类，甚至与我们所读过和听说过的一切都完全相反。当然，苏联确实存在问题、困难和棘手的事情……可难道凭此就说它是个残暴的政权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见到同样的情景在反复上演。有一位俄国姑娘嫁给了一位英国人，虽然移居到了伦敦，可她还是会经常去俄国。她不断地说着，在回了伦敦或是到了俄国以后，她就像是进入了相片的底片里：西方所说的有关苏联的一切事情都跟苏联的自我表述刚好相反。在俄国和英格兰之间的往返过程中，她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像是被翻了出来。在阅读克拉夫琴科作品时，我们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它绝非什么虚假的记忆：如果我所读到的内容跟事实相符，那么我所信以为真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了。
不过也可以说，某种类似“替代现实”的东西正在建构起来，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真实信仰”就如同凯斯特勒的硬币似的，正加速地从我们的口袋掉落而去。看法的“突然逆转”不需要在头脑中预先累积起众多微小的影响，而如果没有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自然也就不会突然出现所谓的“逆转换”。
在该类话题的讨论中，“偏执多疑”这一词汇屡见不鲜。
杰罗尔德·波斯特教授是政治偏执狂症方面的美国专家。汤姆·曼戈尔德在自己所著的《冷战斗士》（Cold Warrior）一书讲述了詹姆斯·杰萨斯·安格尔顿的故事，此人管理了中情局数年（虽然他很疯狂）。就在这本书中，作者引述了杰罗尔德·波斯特教授对偏执狂症的描述，“为定论寻求确证的实例，对否定性证据予以否认。”这种病症是一种适应化机制，由社会因素诱发，童年时期便已经在家庭坏境中习得，拒绝被忽视或变得无足轻重。在患者看来，遭受反对要好于被人忽视，有序的世界观要好于一片混沌。患者很容易持有一个清晰有序的阴谋世界观，这能为其带来安全感。
“偏执狂症不会定格在某一时刻，它灵活多变，影响一生。患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孤独无依，独自做着苦差事，肩上挑着重担。
“偏执狂症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总是后知后觉。如果遭遇问题，他们相信这完全是由他人的错误所致。也许，患者最为重要的听众只在他自己的头脑中……”
由该定义不难看出，半数人类都是偏执狂症患者。（什么？才只有半数吗？）
重点是事物的发展进程与理性思维毫无关系，我们所抱持的是存续了数千年的宗教看法，它在我们的心底燃烧起了探究之火。
自1942年爱上共产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爱上“理想化的共产主义”之后，我用了四五年时间才拥有了足够的批判力，能够同那些尚在共产组织内的人们讨论起我的“疑虑”。又过了两三年，我同其他共产党人开始谈论起了事实和想法，倘若换成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话，我们或许已经因此遭了虐待或丢了性命。1954年后我再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可直到六十年代初时我才感到残留的忠诚劲儿已经褪去，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我用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才放下了愧疚感，才得以真正解脱。我仍会羞愧地回忆起来，对那些忠实成员们说出我自己的所想是那么的困难。
我要比大多数人都更为自由，因为我是一名作家。要知道，作家的心理构成能够使作家本人与其所写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写作的过程就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对作家本人以及读取了这一过程结果的人们来说其价值也正在于此，即把原始的、未经评论和权衡的个人体验带入到普罗大众里去。
或许最早从我们口袋中掉落的硬币恰恰是最大的那一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苏联文化专员携妻子从南非来到了这里，为的是给苏联医疗援助组织添加权限。此时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正在苏联产生，正因为如此，一连数天我们都在期待着能够见到这两位来自新世界的代表。“失望”一词已经完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受，眼前的这两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人了。我们翘首以盼的这位“新女性”就跟索尔兹伯里的年轻太太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穿衣风格上很有“约翰内斯堡”的味道。（“穿金戴银，别嫌多！”）她的丈夫留着打亮的头发，长相很耐看。这夫妻二人很喜欢通俗小说和劣质电影，他们对南非政治了解不多，对南罗得西亚的政治更是一无所知。他们说黑人带给自己的是毛骨悚然的感觉，只见她流露出了微妙的厌恶神情。我们大多数人此前曾反抗过的，恰恰就是他们这样的人。
1947年到1948年，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坏的时光。那似乎无休无止的坏时光使得心脏都成了个黑洞，吸取着全部的生命活力。一切都在继续，继续……在我的命运、气数，或者也许是我的性格中存在着一种东西，它带领着我进入壅水之中并让我平静地躺到了里面。我一直在等待着，要知道我可是个非常善于等待的人。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它也具有两面性，也是一种扭曲的存在。你在等待某事的发生，心下清楚它会大摇大摆地走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内在的逻辑必然性正在缓缓地走来。接着，当情况发生开始出现变化时，你抓住了它并且随之移动。然而，这种等待也可能会让你陷入昏睡，从而让机会从眼前溜掉。无论如何，当时的我除了等待别无他法，我只能在那个缓慢、混乱和磨人的战后时光里等待着。
我的睡眠不太好，哥特弗莱德也一样。我们清醒地躺在各自的床上，都知道对方没有睡着并且心有不快。有的时候，我和他也会吸着烟，只见烟嘴就像萤火虫似的忽明忽灭。在那些冗长而没有睡意的夜晚，如同在平时的婚姻生活中一样，我们友好地跟彼此相处着。
他拖长了调子说，“没错，咳，这日子过得实在不太舒心。”
我问道：“我想，它会结束的吧？”
“对，没错，我们可以这么想。”
我常会听到半英里外的火车在分轨和喷着气，还有人们在火车启程时发出的长久而又尖锐的告别声。我还听到，送奶车沿街而来，它走走停停着，马儿在晃动着马具，晨光里的人们还在睡梦之中，送奶工把自己的声音放得很低，他在用修纳语循循劝诱着马儿。
马蹄渐近，
牛奶叮当作响，
多么和谐的音律，
黎明映照着高高的教堂，
直抵丝滑的天际
我梦到了这样几句诗。每次睡醒过来，我的舌头上常常就已经衔着了诗句。真可惜啊，我并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可如果我是的话，那些将千万种声音筛选成字词的工具就会变得更为敏锐和精妙。我曾经想，既然自己能够梦到有序的字词，那它们为什么不能比这更好呢？如今看来，这就是我对馈赠的吹毛求疵了。
我们去参加了社交活动，可就在早些时候我们还可能会用“资产阶级”来形容它，觉得它不值一顾。到了周六晚上，我们会在镇子外几英里的“高地公园酒店”里跳舞，距离这座房子不远处就是我曾服侍过的埃德蒙兹家，对面是卢姆巴福帕克公园。这里有一个充作舞厅的大房间以及一个酒吧，在穆萨莎树下还有可供在舞蹈间隙坐下休息的庭院。 哥特弗莱德露出了他俄国人的一面，猛撞着玻璃杯，对黑人乐队说他们必须得学会玩吉卜赛音乐。我醉醺醺的坐在树下，心里想着，在写作《壅域之中》时我要如何展现这里的氛围。阿森·格里米斯和他的朋友刚刚动身去了希腊，之前他们也曾来过一次。看到眼前的景象时，他们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资产阶级会极不情愿地告别特权。作为一个空中幽灵，月亮相伴着这些狂欢的时光。
有那么一次，我们这群殖民地舞者中来了一位身着漂亮的黑色蕾丝裙的女人。她依偎在一个男人怀里，那男人的年龄比她要大一倍，身上仍穿着制服——是我的军队制服，并非是英国人的。这女人可爱极了，可是她的面孔却走了样，就像是一个加热了的蜡膜。她知道，我明白她的处境很常见，不过是一个英国女人出于自己的未来考虑而嫁给了一个殖民地居民。我们站在月光下的游廊里，她开口说道：“我在伦敦做过模特。”接着她话锋一转，“在这儿我不能穿这条裙子，对吗？”“为什么不能呢，它很好啊。”她又忽然带着求助和陈述的语气说，“我在这儿会过得开心吗？”她说完就又回到了那副精神抖擞的老者的手臂里，一圈又一圈地跳起了舞。
我在阅读着，不停地，不停地阅读着，通过阅读拯救着自己的生活。坏时光似乎会永不停歇地吸吮和拖拽着我，它很难用言语表述清楚，就只能由那只古老的不眨眼睛的蜥蜴所凝视。在《重返故乡》里我只是暗示了它的可怖，不过这也已经足够。我在读着诗歌，静静地吟咏着艾略特、叶芝的诗，就像念着咒语一样。普鲁斯特的文字支撑着我，因为他的世界与我周遭的完全不同。在其他所有的趣味中，他提供了一种非文学的成分，而且更像是历史一般。在十一卷长的讽刺作品里，普鲁斯特描写了贵族盖尔芒特家如何最终理解了那些他们曾经极度鄙视、甚至连面都不想见的人们。交际花奥黛特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贵族，粗俗的凡尔杜兰太太成为了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们总能看到反复上演的过程（社会上冗长而又缓慢的节奏），即遭受弃绝和厌恶的人们如何进行提升了地位，转而鄙视起那些将要取代自己的人们。我本可以借由这个典范故事使自己振作起来，因为“白人至上主义”显然坚不可摧。不过，我还没如此聪明。
我每晚都能梦见大海，哀戚的低潮夹带着依恋和渴望的情绪，它们在我的梦里冲刷着。《壅域之中》一书的书名就来源于这个时候。
我开始学习南非荷兰语课程，还有比这更为荒谬的吗？“咳，如果我永远都不离开这里，我最好还是学一些……”我的老师是一名年轻的南非白人，我们会一起坐在咖啡馆和公园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她的丈夫是一位老师，他把自己写作的一本书带给了我，让我对其做些评论。这书写得非常不错，可却需要进行改动。就像南非白人作家所拥有的才能一样，它里面满溢着抒情风格以及对自然和女人的热爱。不过我对他说:“瞧，你实在不能把《永别了，武器》这本书直接照抄一份啊。”要知道，在他那本书的结尾同样也写着雨水落在了哀悼的爱人身上。可对于《永别了，武器》这本书而言，他不仅从没读过，甚至也没听说过它。这并非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一个无辜剽窃者的见习小说。
跟如今一样，那时候在索尔兹伯里之外就有个水塘，石块会滑落进水塘之中，它的四周都围绕着灌木。那里从来都是野餐的好去处，如今的访客们倒是都需要自掏腰包去买热狗和可口可乐。到了周末的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团体也许就会来到这儿，它的成员能达到二三十个人：哈利和莫妮卡，多拉和她的两个孩子，弗兰克·威兹德姆和多莉（已是夫妻），简和约翰，哥特弗莱德和我以及我们的孩子，汉斯· 森，爱上哥特弗莱德的姑娘中也总会来那么一两个人，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些成员（我们的或者我母亲的朋友）。除这些人之外，自然还有我的母亲。她在听到这些野餐消息时先是很惊愕，可随后便精心地安排了起来。而我呢，我还一直处在惊愕之中。最初参加野餐的成员有哥特弗莱德和我还有我们的宝宝，汉斯·森，我们的其他朋友，多拉。在听多拉说了野餐的事情后，弗兰克立即说，这是让孩子们见到母亲的一个好方法。与此同时，我母亲一直都在安排着一些机会，好让我可以在可控的情形下“见到”孩子们，而这些都是由她所控制的。这让我几乎不堪忍受，使得我尖刻地——却是默默地——责备着她对这种情形所表现出来的喜爱。如果她心里想着“让我咎由自取”，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不过，亲爱的多拉却从来不会指责我，我经常从她那里了解孩子们的近况。在口袋茶室里，我和她边吃着冰激凌，边聊了约莫一个钟头的时间。在这儿，那些曾跟我共同参加过早茶会的公务员妻子们朝我从容地笑了笑，接着就低声地谈论起了我。多拉的眼睛是漂亮的淡褐色，透着股善良和精明劲儿，粉色的双唇交织着她的怨念和讽刺的喜悦。像她这般漂亮而又有趣的女人很少有人见过，她丈夫也一样。（人们开玩笑说，他一定是非常爱她的。）“亲爱的！他们两个小家伙真是非常非常出色，特别特别聪明啊！当然，可怜的约翰和简应该看看自己的妈妈有了个新的丈夫和新的宝宝。他们什么都不懂，可这有什么要紧？威兹德姆家的男人太过精明，行动疯狂，不过也没有关系。亲爱的，你说我们要不要疯狂一次？再来个冰激凌怎么样？”
对两个孩子来说，没什么景象能比眼前的这个更令他们困惑了：他们的亲生母亲突然就抱上了一个新宝宝，而她的丈夫竟然换了别人，再不是他们的父亲。后来在被问起这些事情时，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自己觉得哥特弗莱德很吓人。我为什么要那么说呢？其一在于当遭受严重斥责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坚持自己意见的。其二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正在被矛盾的激流所拖拽，而这恰是关键所在。我当时觉得——如今我依然困惑于它的正确性——自己最好是跟孩子们断个干净——此类情形的解决方案——只等他们长大到能够理解我的时候。我想象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并非意味着一个什么公寓或房子，而是可以让我的情感坚实依靠的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并不要紧，跟金钱和声誉也没关系，它事关我的自我认同，借此来证明离开他们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至于那些野餐会，它们于我就是一场噩梦。从此，我对大家庭的欢乐有了质疑。我从孩子们那里听到的最糟糕的话来自约翰，彼时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我理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我父亲，可这并不是说我心里就没有怨恨。”
我母亲并不知道我对她默默抱持着尖刻的指责，她对我的冷漠、沮丧和怒气也没有一点概念。可她为什么要知道呢？在她看来，她不过是在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而已。无论我身在何方，她时常会因着一股想要跟我交谈的冲动忽然而至，她想象着要用理据把我打倒，令我同意她对我的全部构想。然而，她那可怜的衰老的脸庞在看到我时立刻就会流露出失望，因为她所面对的这个年轻女人再不是当初那个能让她轻易说服的人。“请坐，妈妈。您要来根香烟，还是一杯茶？……不，妈妈，那不行，不，抱歉，我不同意。”母亲已经知道我跟哥特弗莱德正准备离婚。我暗自确信这事儿让她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再嫁个讨喜的英国男人了。她说很高兴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新的打击也很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她认定跟我住在一起并且对我的生活加以管理是件好事，因为我向来都是一个不靠谱的人。而实际上呢，她真正想要与之生活并加以掌控的却是我的弟弟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她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自己不该这么做。
跟所有成年孩子一样，我和哈利都很残酷。我们对母亲说她应该再婚，对于有意娶她的几个值得考虑的男人，我和哈利都觉得很不错，不过母亲却说，“我既然嫁了你们的父亲，又怎么能再找别人呢？”她还说，“一旦真正嫁过了一个人，你是没法再另嫁的。”在如今许多人看来，我母亲对婚姻或者说对她自己婚姻的看法是难以理解的。彼时她六十岁出头，容颜依然美丽、穿着讲究、缺乏幽默感、干练、务实、精力充沛。她就像在生活在英格兰似的做着慈善工作，拜访着体面正派的人物。她梦想着可以受邀去政府大厦，可却从来没能实现。弗兰克和哥特弗莱德都会给她提出些金融方面的建议。“真有趣，”她干冷地嘲笑着这世间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弗兰克和哥特弗莱德都这么善于理财，可你却什么都不懂。”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不明白，你怎么就不能留意些自己的安全和仪表？怎么就能安心过这种粗俗的生活呢？”弗兰克和我曾住过许多并无气派可言的地方，可他现在却入了世俗的潮流，这令我母亲和我都大惑不解。在初遇弗兰克的时候，我曾听他声称自己鄙视跟“资产阶级”沾边的所有东西，无论是抵押贷款还是互保基金。
二十来岁的人很难轻易相信，自己的朋友、懒汉或冒险家——这些常常没有目标的、愚笨或革命性的配偶和玩伴某一天竟会变成城市的奠基者并主宰着世界。在与我相识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弗兰克从一个年纪很轻的公务员变成了一位年近四十的正在迅速高升的人。后来他成为高等法院的主事官，之后又升任了司法部长。在担任地方农业部长的时候，弗兰克所推行的政策远远超前于那个时代：他尽其所能地增加了黑人务农高手的数量。等到津巴布韦独立后，这些训练有素、技艺纯熟的男人（也包括女人）总数意味着，就在邻国的黑人农业状态不佳的时候津巴布韦却形势大好。时任非洲农业部长的是格雷厄姆，这位蒙特罗斯勋爵“愚不可及”——约翰·威兹德姆在1992年时向我这样描述他的岳父：他为自己的岳父而骄傲，只不过相处起来不太容易。这位部长否定了弗兰克的进步想法，部门里的其他人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弗兰克被“侧踢”回了司法部长的职位，之后又明升暗降到了公共事务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里的不少人都反对“将黑人公务员的提拔维持在一定限度内”的这项政策：该“上限”如法律一般不言而喻，并非只是理解的问题。忍无可忍的弗兰克在五十三岁那年辞了职，倘若留下来的话，他也许会在公务员系统里再工作12年。弗兰克跟一位叫作齐皮·普林格伍德的体育俱乐部的老伙计一起加入了一家名为“监护信托”的公司，他们二人以独立的身份为高等法院工作。
到了晚年，沮丧失意的弗兰克对土著政策仍不敢苟同。如果当时弗兰克以及像他这样的人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那么津巴布韦的历史将会是另一副样子，比如说，不少黑人都将会受到行政方面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