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中总统当选后政权轮替，大国家党首度变成了在野党，这对于大国家党而言是一大打击。正当大国家党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时，迎来了1998年4月2日国会议员再补选，这是影响党命运的一场重要选举。
在政权已轮替的情况下，如果连釜山、大邱、闻庆这三个都市的再补选也败选的话，大国家党将面临无可避免的崩溃危机。再加上金大中总统就任后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度，此时大国家党无论到哪里都难以赢得选战。
在这个时间点，闻庆、醴泉的市民们提议要我去他们那里参选，那是父亲年轻时当老师的地方，与我也有些因缘。当地市民表示：“只要您决心出马竞选，别担心选举的事，我们都一定力挺到底。”听到这番话，我十分感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出来试试看。我认为，既然已经一脚踏进来了，就该遵守在上次助选时对民众的承诺。
不过计划却出了点变化。因为民调显示，大国家党的票仓基地——大邱达城，不管党内谁出马参选，都会输给执政党候选人，因此党内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危机感，担心总统大选失败后，要是连大邱也输掉国会选举，大国家党恐怕真的会走向崩溃。
此时，我接到大国家党的大邱市分部长打来的电话，他向我说明了情况之后，请我去达城郡参选。可是和闻庆、醴泉两地不同的是，我对于参选达城毫无准备。知道消息的周遭朋友都对我说：“好好的路不走，为何要走这么危险的路？”反对我去达城参选。虽然此事难下决定，但我并没有苦思很久。想到自己从政的理由，就算会输也要帮大国家党，所以我决定要从最困难的地方去赢最不容易打败的对手，这样才是对党内最有帮助的做法。
执政党候选人是达城出身，他对地方基层经营得非常扎实，不仅资金与组织力丰富，长久以来还一直获得政府执政党的支持。从各方面来看，我都处于不利的状况。然而，没有时间可以再拖下去了。我在达城的花园邑城山里找了住所，将户籍迁好，为一个月后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正式开始竞选活动。然而，一开始就到处碰壁，连我的参谋们也不熟悉达城有哪些邻里。在这种情况下还发生了雪上加霜的事，那就是已卸任的前任大国家党国会议员，也表示因个人因素无法给予任何援助。不但大国家党的党员名册没有交接，原本属于大国家党的达城分部办公室也突然被对手接收，成了对手的选举办公室。我们从新闻报导得知，要交付党员名册给我们的那个人甚至带着计算机消失了，在连个办公室也没有的情况下，简直令人无言以对。我们赶紧先解决办公室的问题，找好办公室之后，又找了一部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放在办公室里，三个人开始进行选举活动。我们这边没有人帮忙，人手太少，少到甚至有传言说只要是打领带的人都绝对是对手那边的人。
“对手送了每个邻里月历和卡片，还叫了一整排的游览车让民众免费到板门店观光，所有邻里的餐厅都吵吵嚷嚷的。再这样下去我们要糟糕了，您快想想办法呀，我们这边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呢？”
我从选举对策本部听到了这番话，心里实在是很闷。除了没有经费外，如果要我做那种不正当的选举，当初就不会跳进政治圈了。
“为了做国家大事而出来竞选的人如果用钱买票，也等于是对选民的一种侮辱。如果想在混浊的政治圈里同流合污，当初我就不会出来从政了。我是不会用钱来搞政治的，相反，我要再诚心努力一点，多去找选民拜票。请先不要以眼前看到的情况太早下定论。”
有一天，曾帮过我的一位议员来找我，聊了很多之后，他问我：“选举经费有多少？”我的回答很简单：“没有经费。”
他惊讶地说：
“什么？至少要有基本费用才行啊，总得让助选员们吃饭吧？”
“我的全部财产只有我住的那间房子与几千万韩元而已。如果要我动用现金，我会去筹筹看，筹到法定限额数量的钱。”
虽然从大国家党那边可以得到最基本的支持，不过他现在问的是候选人自己准备拿出多少钱来竞选，但我确实没有其他另外的财产了。如果说必须用钱买票才能胜选，那么选一百次我也一定会输的。
后来我们在报纸上打了广告，筹到了后援金，但是筹到的金额总共只有三千多万韩元，扣除广告费之后，剩下一千五百万韩元。
“政权交替之后，大家都怕帮助我们会招惹麻烦。”助选员们感叹地说道。
由于资金不足，每餐都无法进餐厅吃，只能自己煮，选举启动后，我们每天就是这么过的。后来消息传出去了，全国各地开始渐渐有人来找我们了。
“这里是朴槿惠候选人的办公室吗？”
有几位大婶提着她们自己做的糕饼，送来办公室。之后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一群接着一群来访。有些人带着自己做的烤地瓜来找我们，有些人还卖了猪拿现金来资助。突然间，我们选举办公室涌来了许多民众。当地居民刚开始顾及那位执政党候选人，想帮忙也不敢贸然接近，但后来也都纷纷前来，办公室整天热闹熙攘。大邱和庆北的议员们、党员们也开始动员，让每个邻里都有人员负责，宛如自己在竞选般认真。
我到处去每个邻里拜票，任何角落都不想漏掉。有一天在拜票时，正在开车的助选员高兴地说：“请您看那里！”
许多民众在村子入口处等候，对着我欢呼，我赶紧下车走向他们。一位大婶说他们煮了一大锅的南瓜粥，盛了满满一碗，端给我喝。她说：“每天到处辛苦拜票，您一定三餐都没好好吃吧？喝些南瓜粥，这是我们听说您要来特地煮的。”
我突然一阵鼻酸。每天长达二十小时的行走，确实三餐都是随便解决的，完全是靠意志力在支撑。我接过大婶端的南瓜粥，连忙道谢，她的手和南瓜粥一样温暖。
到市场拜票时，总是有市场大婶们拿着千元钞票要资助我们。有一次，一位中年大叔拿着黑色包裹，看到我就跑来递给我。打开一看，竟然是牛脚。他说这东西吃了对身体很好，希望我能加油，以便有更多力气赢得选战。
自从新闻报导朴槿惠阵营没有钱但是坚持苦战后，只要到市场拜票，总有很多人聚过来，塞给我装着一千、二千韩元的塑料袋。走到药房，老板送我维士比之类恢复体力的饮料；走到小吃店，老板个个都不收我们的饭钱。而且他们都对我说：“请一定要赢得这次选举，当个好的政治家。”
为了遵守与他们的承诺，我有义务一定得好好打赢这场选战。所以我花更多时间去拜票，走遍大街小巷，甚至有人因此说我们是可怕的拜票团。从清晨出门，我的腰上就系着计步器，一直走到晚上。通常一天会走大约十万步，走了再走，不停走访选区内大大小小的地方。在竞选期间，我不知走坏了几双皮鞋，每晚总是双腿红肿地入睡，但我还是不知疼痛。
虽然钱与组织都远远比不上对手，但在民心方面可说是大胜。
那些曾经认为一个没有选举资金又柔弱的女人怎么可能胜选的人们，也在时间的流逝下渐渐释出善意。然而，对我的诽谤却也日益增多。我叮咛我的助选员们不要以相同方式响应，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行得正、坐得直就好。
尽管在大街小巷拜票时给我的响应让我觉得很有希望胜选，媒体民调结果却还是对手领先，党部因此非常担心。然而，与我一起去拜票的议员们都很乐观地说：“没想到民众的反应竟然这么热烈，看来很有胜算。”
参谋们个个也都决心拼到最后，只要有选民的地方，即使是深山偏僻的村子也诚心赶去拜票。虽然当时还不能为这些选民们做任何事，但我日后必定会透过干净清廉的政治让大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尽管比任何一位候选人都还要穷，但我有着清廉从政的梦想。
选举当天傍晚，坐在办公室看开票过程的每个人都静默无声。党员们都预想会是一场如履薄冰的胜负，神情难免有些紧张。但是开票后，当初的预想很快被推翻，从刚开票我就一直领先对手几乎多一倍的票数。八点半，开票到百分之二十，我以五千票领先对手的两千三百票，这时参谋们终于有人拍手了。
等到确定当选时，竞选本部瞬间欢声雷动。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如走马灯般掠过这些日子艰困的情景。二十二岁，母亲被枪杀而失去了母亲，二十七岁，连父亲也失去了，之后所经历的苦痛时光，以及父母的脸庞一一都浮现在脑海里，使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1998年4月8日，我第一次站在国会的发言台上。
“我在国民面前庄严发誓，将遵守宪法，为国民的自由、福利的增进以及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秉着良心精诚履行国会议员的职务。”
发誓时举着的右手令我倍感沉重。一想到从现在起，我是大韩民国的国会议员，心中就百感交集。
“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重新踏入政坛，这让我更觉双肩沉重。未来我也会努力于清廉政治，与国民同甘共苦，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如今我仍常回想站在国会发言台上的第一天，只要一想到“那天的誓言我践行了多少”时，就会不容自己怠慢一步。看到还在发达国家的门坎外徘徊的祖国，以及仍然辛苦过日子的国民们，想要休息的念头自然就消失一空。或许那些誓言就是让我在艰难的从政过程中，不断勇往直前的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