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为了四大法案协商，四党代表齐聚一起。当时我一直坚持不放弃原则。我早已预想到，我们和执政党的见解大不相同，肯定会遭到怨声批评。没想到那天我却得到了一个新绰号——笔记本公主。协商时，我把党内专家们经过充分讨论后达成共识的可变通部分与绝不妥协部分全都记在笔记本里面，并遵守着笔记本里写的最终底线。于是执政党借此攻击我说：“朴槿惠拿着一本不能协商的‘恐怖笔记本’，她只照着笔记里的内容说话做事。”
“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通过媒体报导出来之后，支持我的人们激动地说“这是人身攻击”、“打压女性”、“中伤总统候选人”，但是我本人却不以为意。应该说，我觉得“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听起来也不坏。
依执政党所言，“恐怖笔记本”是为了守住那些相信是正确价值观的“信念笔记本”、“原则笔记本”，也就是说“笔记本公主”是“坚守信念与原则的女性政治人”。不过，我之所以会在听到“笔记本公主”这个绰号时笑出来，主要原因是对自己笔记本的用途感到自豪。
小时候我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总是会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不管是参谋们的话还是人民的诉求，我父亲都会全部记下来，只要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并且思考研究对策。就连就寝后躺在床上突然想到的想法，他也会起身点灯，将想法记录于笔记本上。母亲也一样，在她走访全国民生现场时，听到的意见或民怨她都一定会记录于笔记本上，指示具体人员去改善，并追踪后续的情况。我母亲认为说的话与记忆会忘记，但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即使过一百年也会被保存下来。或许是因为从小看到父母这样做的缘故吧，我也是一直都保持着勤记笔记的习惯。
不能遗漏与人民的约定，所以我的笔记永无止境。
在担任党代表的期间，人力市场、单亲家庭、寻找失踪儿童、残障设施、传统市场、农渔村、试点学校等，我访问了一百五十五个以上的民生现场。政治必须与民众同在才对。到民众所在的地方，用眼睛和耳朵来得知真正的问题所在，是政治人物应该做好的重要课题。所以我一直努力到处走访，倾听民众的心声。当然，我的小笔记本成了“约定笔记本”，跟随我实际探访民生现场。
实际探访民生现场后，我习惯在回程的车上赶紧在笔记本里记录。特别是现场答应要帮忙的内容，不论再怎么细小的事，也一一记在“约定笔记本”里，并经常追踪进展。
作为随身带着恐怖“约定笔记本”的笔记本公主，身边的助理与大国家党事务处职员们的辛苦自然可想而知。
“答应西海岸花蟹渔民的事，现在进展得如何呢？那天我们不是答应要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吗？”
翻开笔记本，一项一项追问的时候，身旁的党职人员们总会眉头紧锁。怎么可能不会呢？为了遵守一项约定，必须提法案；若要反映到预算则需经过无数次的争论，承受极大的工作压力，不经多次的程序与同意是无法达成的。相关工作人员到处为此奔波的辛劳我非常了解且心存感激，但我依然还是只能当个督促的坏上司。为了让笔记本里的约定彻底实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我国政治史上首度在2006年3月诞生了《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就是多亏我的助理与工作人员的努力。虽然没有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但我认为这本书是新政治、生活政治的开始。
这本书详细记载了过去我在国会总选、地方选举政见、民生现场探访之中与国民承诺过的约定事项，以及遵守了多少约定、进展的阶段、尚未实践的事情有哪些、为何尚未实践的理由等，内容多达三百多页，制作这本书的人员的辛苦难以用言语道尽。
“押海大桥、新千年大桥的预算怎么样了？”
“是……那个……”
我每天都这样劳烦他们，他们则为了掌握约定情况与实践进度，总是劳累奔波。
有些国会议员看到那本书，甚至说“要选总统的人应该看远一点吧，LPG特税、育儿预算、全罗南道沿海的建桥事项，为何花精神在这些琐碎的细项上呢？”我的看法却不相同。国民生活方面真正需要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政见，或者为了吸引人气而许下无法实现的甜蜜诺言。我认为即使受惠者很少且媒体也不太注意的小约定，身为政治人物都应当抱持负责到底的态度。
“书到了！”
印刷所才刚刚印好的热呼呼的《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到了。大国家党遵守了约定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是处于继续追踪中或者因为无法获得执政党配合而延迟的事项。看到这本白皮书我心想，一定要继续做到百分之百都实践的那天为止。很可惜的是，媒体并没有太注意这本书，甚至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但我认为只要是大韩民国的政党与政治人物，都应该有类似的白皮书，为实践约定而不懈努力，相信这样绝对能够实现真正为人民的“生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