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不可准确预见，但趋势可以把握。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重要的工作是要从战略上把握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大生意做趋势，中生意看形势，小生意看态势。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未来，掌握发展的机会。当一种趋势苗头初现时，能够发现，并且把握住，就是真的英雄。
郭鹤年能在起伏的商潮中是怎样稳抓胜券，做一名商场上的常胜军得呢？答案就在于他跟随着时势的变化，顺势而为，开辟财路。
八十年代末期，郭鹤年决定大举投资中国，投下数以十亿计的巨资，使他成为马来西亚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今日终得以分享最丰厚的回酬。
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将眼光投入到了中国市场上呢？
郭鹤年与中国的接触，始自1962年那场食糖市场争霸战。
当时中国经贸部想开拓马来西亚食糖市场，机灵的郭鹤年为抗衡这位外来竞争者，到印度找救兵，进口印度廉价食糖，打退了中国食糖，赢得了漂亮的一仗。
郭鹤年这一精彩决策赢得了中国经贸部的赏识，双方交上了朋友，此后还将相机、雪柜等中国产品的马来西亚代理权批予郭氏，双方自此建立了30多年的经贸关系。
由于与经贸部的密切关系，郭氏不时获邀到中国内地进行非正式访问。他渐渐地对中国市场有了一定认识，也看到了可以发展商机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初，郭鹤年开始携资进军香港。1974年1月，他在香港成立嘉里贸易有限公司，从事期货买卖，注册资本4000万港元，并在其下成立了贸易、房地产、金融服务等事业部门，在当地展开大规模投资行动。
由此可见，郭鹤年在进军中国内地初期，表现得十分审慎。他宁愿先在中国香港设立据点，再放眼中国内地。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与英国针对香港九七年回归问题争持不下，使外资不敢放胆投资中国。当时香港投资气氛低弥，稍后再发生“六四事件”，更是风声鹤唳，但郭鹤年对香港市场的发展的充满信心。
郭氏控制的嘉里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此时进行大手笔房地产投资，先后与林绍良在尖沙咀东部地区兴建了拥有720个房间的香格里拉酒店，与黄廷方在尖东建写字楼，与中资的侨光置业合资发展杏花村，与华润合资建港岛香格里拉酒店。
20世纪80年代，郭鹤年在香港的投资进入高潮。
1983年，郭鹤年以822.8万港元买下地皮，兴建豪华住宅，并成立游艇会。1984年斥资4亿港元兴建游艇化俱乐部。他还合资参与永安广地、南洋中心、幸福中心等著名物业的兴建。
如此大的投资举动令郭鹤年名声大噪，在时势变化之际他并没有人云亦云，以“人弃我取”的精神成功地投资地产，令打响了进军中国香港的第一炮。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郭鹤年开始大量向内地投资。他说，以发展经济为主的中国改革开放是有前途的，也给海外华人企业家创造了无数投资机会。
1985年，他与中国经贸部合作，斥资3.8亿美元，兴建了全国最大型的综合建筑——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成为当时中国引进外资最瞩目的项目。
郭鹤年说：“危机就是机会。一名生意人必须保持对时势的敏感与警觉。”看准时势做生意无疑会顺水推舟，抢占商机，获得大利。
经商不能不看政治风云。一个小气候的经营很难逸出大气候的规范。作为一个商人，重要的是能够把握大气候，在此基础上改善自己的小环境，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上。
纵观大局的变化对一个商人来讲往往更易抓住机遇。郭鹤年在几次中国政治变迁中，眺望到了商情的发展，这种把握时势，紧跟时势变换的眼光是他致富的法宝。
李嘉诚在总结自己的成功之道时说：“肯用心思去思考未来，当然成功机率较失败的多，且能抓到重大趋势，赚得巨利，便成大赢家。时尚就像海洋中的波浪，而趋势则是海洋中的大潮。时尚是短暂的，趋势是长远的。追逐时尚，至多获一时之利；把握趋势，可以财通三江。”
同郭鹤年一样，李嘉诚的发迹也是在几个关键时刻成功把握趋势变迁的结果。
李嘉诚开始是做塑胶花的，当他成了“塑胶花大王”之后，1967年香港地产大跌，他敏锐地感觉到未来香港经济必定会复苏，地产的长期趋势一定看涨，于是他趁低吸纳，趁机买进了很多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地产果然狂涨，他又把地产抛掉，赚得大钱。
后来他转而去做码头，也是赚得盘满钵满。他总是能够把握趋势的变迁，提前别人半步，这也正是他能成为巨富的原因。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跟上时势的步伐，发展脚步往往会愈加轻盈。相反，如果固步自封，用一贯的策略适应变化的趋势，那就岌岌可危了。
王安电脑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曾几何时，王安电脑公司享誉全球，王安也成了广大华人的骄傲，但他不能顺应趋势的变化，没能及时融入到个人电脑、家用电脑的趋势之中，结果只落得一个破产的结局。
商人要能做到通观全局，适时出击。商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从细微处看到大趋势，在商业直觉和决策理性的平衡点上跑准大势。要重视市场应变能力，准确把握市场态势，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是一个商人成功的关键。
所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自然变化的规律、人生动态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只能顺从不能违背，顺从就能大通顺。识时务的商人，当情况有所改变时，能知变从权，顺应大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