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被传媒界称为“神秘大亨”，他荣获了很多项荣誉，但在颁奖典礼中人们对于他的身份有众多说法，作为一名富豪，对于他的个人生活人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确让人觉得有些疑惑。其实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郭鹤年本人非常低调。
作为一名海外商人，郭鹤年保留着华人的传统品德和作风。他为人随和，没有豪门巨富惯有的那种霸气，以至于在人群当中，常常不为人注意。一贯低调的郭鹤年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小事件，处处体现了他低调的处事作风。举个小例子来讲：
1986年，马华公会前总会长、国会议员陈群川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在新加坡法庭受审。
法庭上出现了一位相貌忠厚、慈祥的中年人，默默地坐在众人当中。一位记者与他攀谈，当问他从事何职业时，中年人平淡而简短地答道：“卖糖的。”
后来他在法庭出面保释陈群川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糖王”郭鹤年。
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不爱宣传招摇，也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且生活节俭简朴，作风平易近人，处处体现出他那地道的绅士风度，赢得了他的朋友、下属乃至对手的一致称赞。
郭鹤年身边的人都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这的确给了他一个合适的定位。
他虽然拥有巨额的财富，却生活朴素，从来不讲排场。他从不坐高级轿车，他说公司的宝马与林肯是为外宾及专家服务的；他从不穿名牌服装，不戴名牌手表，他说富豪李嘉诚手腕上也只是戴着一只普通的电子表。
这位被称为香格里拉之父的大老板，办公室被客人们戏称为鸽子窝，书桌与沙发仍是十几年前的款式，他说整洁即好。作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大老板，他每次因事住店时，总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长子郭孔丞举行婚礼时，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宴请亲朋好友，每次不过20席。
低调的作风彰显了一种高贵的姿态，正是因为这样不张扬，不显富的心态，让人们更加崇敬这位神秘的富翁。
郭鹤年致富之后，成为公众人物，一向谨言慎行，平时甚少曝光，在公开场合更不多语，保持低调的作风。他几乎从不接受传媒的采访，亦很少在公众面前亮相，在一般社交场合甚少看到他的身影。
在1985年他被选为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之一，他却没有出席该次的典礼，而由别人代为领奖。1985年2月中旬在马来西亚最杰出企业家的领奖典礼中，人们才得以一睹他的尊容。许多人是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这位超级富豪的模样。
同样，人们很少有机会在报章上看到他的照片，而新闻界要访问他，也是难于登天。对大众传媒界而言，他是一个好像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人物。因为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以至于报章杂志上刊印的有关郭鹤年的照片，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样子，都是记者在他难得露面的几个场合拍摄的。
自信而不自满，昂扬而不张扬，一向低调的郭鹤年在商界得到了很多赞誉，这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了。
低调做人，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智慧，一种谋略，是做人的最佳姿态。
无论在官场、商场还是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看似平淡，实则高深的处世谋略。
郭鹤年一生为人低调，并没有将赚得的财富当做自己炫耀的资本，而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的生意，不显山不露水，待众多成就铸造之时，获得众多殊荣。
正是他的这种低调风格使他在商界不但没有树立针锋相对的劲敌，反而更加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使事业如日中天。
优秀的商人都有共性，比如浙江奥克斯集团的董事长郑坚江也是一直保持低调的姿态。他几乎从不接受记者专访、不参加各种论坛活动；雅戈尔的董事长李如成也是如此。
这些大老板私下里都潜心于产业与企业的发展，充分反映了现代商人诚信、低调、务实的性格特点，也只要这样才使得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为人们所信赖和称颂。
商人有时难以做到低调，尤其是事业有成的商人------有钱、有地位，这都是让自己高调做人的资本；但是商人需要低调，因为越是有钱有地位的商人就有越多的人盯着你，也最容易伤害与你有关系的人。
在商为求利，锋芒毕露的商人尾巴如孔雀选美般高高翘起，就有可能给别人可击之懈。
在大众传媒中常可以看到一些三四流的商家在大吹大擂，述说自己的企业怎样庞大，但事实上它们可能只是空壳企业。还有一些有一点名气的商界中人，特别喜欢制造新闻、绯闻等，这种人在商场内一定会因为个人的风格而招来不少敌人。这些敌人，如果遇到机会，肯定会在这些不可一世、妄自尊大的人背后插上一刀。
保持低调，才能避免树大招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进攻的靶子。能够不露锋芒，则避免了被其他人攻击的机会。人生在世，有人追求多姿多彩，但如果处处树敌，经常为他人所攻击，则不可以说是多姿多彩，只可以说是烦恼多多。是非是构成烦恼的原因。能低调一点，则减少了不必要的是是非非，就能维持良好的商界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