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一共十年。十年里的头一段我在云南农场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读书，中间一段我在故宫看大门，过的是值夜、巡查、站岗的日子。
记得当初，王世襄（畅安）先生看见我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式，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我听了赶紧对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很受用。“文化大革命”这么些年，倒霉的事情一箩筐，得到这份差事还真的不容易。只是三十多年过去，和紫禁城又是相隔万里，时空距离都已久远，想得起来的旧忆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串起来可就难了。两年多故宫“行走”的日子如今也就还剩下那么三五件事算是有个印象，不妨就一折一折记在这里。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和几个朋友到云南西双版纳的橡胶农场插队，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后来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缠身，或者家庭困窘，这在当年是“知识青年”返城两个必备条件之一。据说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以探亲为由从农场脱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关节的尴尬。一路上走走停停，当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东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销的单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爽快地借给我一间小屋暂住。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且大都在京城里没有去处，不得不在大院里寻找栖身之所，搞得老高不胜其烦，他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不过我并不为之所动，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
有了正式的户籍，接着就要谋职。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初中三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连毕业考试都没有来得及，后来好不容易得了一张抬头上印有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毕业证书。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对前途并无奢望。区政府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人员问我的打算，我也直说，只要工作清闲，得空能让人看看闲书就成。兴许人家是看我年轻力壮，好意分配我到东郊通县的一家无线电工厂，接着又分配沙滩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气站。我对前者说离家太远，耽误不起那个工夫；对后者则说搬煤气罐要的是一把力气，实在干不动。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干六个钟头，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起先我以为是跟我开玩笑，后来觉出人家不是说诳，这还是个正经差事，赶忙再细一打听，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我喜出望外，赶紧拱手谢过，满口答应下来。
那年我二十六岁，古人说“三十而立”，我总算抢在“而立”之前有了份生计。我隐隐预感，从今往后生活真要有个大变化了，只是我绝没有想到，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进宫十天，唐山大地震；再过月余，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两年之后，我离开了故宫，改头换面重新做了学生。
且说当时到故宫应卯上了班，之后我才知道，在故宫看大门算是“警卫”，也就是准警察，说起来还有个“警级”。朋友们知道了都暗暗称奇，说你一个在“文化大革命”里头让人家审查来审查去的人，这回怎么能进了审查别人的队伍？我学着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演的那个老巡警的话说：“我这个警卫就是个‘看宅门儿的，头一样，先省鞋’。不过这回看的是一个顶大的宅门，给皇上看家护院。”
但自我从王世襄先生手里得了“行走”的封号，就再也不提“看宅门儿”之说了，见人径以“锡庆门行走”自许。没有想到的是，如今几十年过去，我早已离开故宫，也远离了故土，可在朋友之间，“锡庆门行走”的封号却仍然和我如影随形。
去故宫报到那天，先进了神武门，门内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是与之相对的一幢一模一样的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后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宫里的“敬事房”，是惩戒太监、打屁板的地方。
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共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互通了姓名之后，再细一打听，他们两位也都是插队转回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警卫队的田队长、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开场白说的是故宫警卫队的工作多么重要，审查多么严格，又是如何千挑万选才决定录用我们三人。当着领导，我当然知趣，跟着小刘和小贾忙不迭地说，真是感激组织上的信任和照顾。
开场仪式结束后，田队长补充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
至于待遇，田队长说警卫队的人员虽然还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统规定行事。现在我们的工资是二十六块，转正后就算是公安十二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了。对这一点我倒是心安理得，当时全国上下，一般民众谁都没有加过工资，差一级就是一个月多五六块钱的事儿。再说，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烟有烟票。有钱没票，钱也是等同废纸。我早就听说，大学生毕业是五十六块，学徒工刚去是十八块，三年出师三十二块。这样比起来，我们当警卫的还真是多快好省。所以听到这里我就连忙接过田队长的话头道：“确实公平合理，我们很知足。”田队长一听这句话立刻就眉开眼笑了说：“看来到农村插过队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懂得轻重，知道好歹。”
田队长对警卫队确实有份自豪感，告诉我们，警卫队员还要发放统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这件就是。”我们连忙凑近细瞧，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与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们一脸的惶惑就说：“当然，这和平常的便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就是‘警服’。”我们听了也知趣，没有继续深问。大约田队长觉出我们的喝彩不够热烈，就又补充说：“除了一年一套的单外衣，我们还两年发放一次棉袄、棉裤、棉帽、棉大衣”他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见我们还没反应，就更加重语气地大声说：“外加一双皮靴。”田队长没有再说下去，可我们看着他一脸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来乍到，此刻一定要给田队长捧捧场才行，于是三人齐声啧啧地说：“真不错，真不错。”话到嘴边，脸上也就跟着泛起笑容。我偷眼看去，田队长这时终于显出释然的微笑。
后来知道，我们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来的，灰色涤卡，上下四个兜，没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警卫队的同僚们一样，终日穿着警卫队发放的制服，穿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这件，而且五冬六夏总穿着队里发的皮靴。其实凭良心说，那时布票紧张，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就算不错，更别说有白给的制服穿了。如果有制服，无论是警察还是军官，也无论是开车送货的司机还是纺纱织布的女工，谁都是白天黑夜地穿着发来的衣服，好省下布票给家里人用。记得一九八七年我陪哈佛大学来访的蓝贝格教授夫妇在饭馆里吃饭，看见对面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穿大红制服，袖口滚边，胸口上还有绣字的青年人，蓝太太就问我：“这位是个将军吧？”我回头打量了一番，告诉蓝太太：“我看不像。我们这儿将军都要按资排辈，等熬到了，也就该拄拐棍了。”我见蓝太太还是一脸狐疑，就冒昧地回头问年轻人。那人听了哈哈大笑，他的同伴也都笑弯了腰说：“这制服是火车司机的。”
警卫队的制服当然没有火车司机的那样体面。后来我知道，这些警卫队的行头还是通过走夜巡的胖子老王凭关系才买来的。虽说是从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的，但是由你买还是派他买，据说很不一样。老王说过，布面看着都是的确良咔叽，但此种双层涤卡面料最结实，一年之后再发新制服时，这身还像新的一样，可以脱下来给儿子穿，儿子穿不下了还可以收起来，以后给孙子穿，说得上是传代的玩意儿。老王是田队长原先从故宫窑厂带来的，河北南洼一带的人，为人很四海，在京城混了这十多年，也见过些世面，在社会的三教九流里认识不少人，所以警卫队购置服装的事每年全是由他经办，而他每回也都办得妥帖体面，不是皮靴的猪皮毛眼打磨得精细，看着简直像是牛皮；就是长大衣里絮的都是当年的好棉花，穿着感觉跟鸭绒差不多。每次老王办货回来，都会将其中的奥妙一一指点给大家知道。我们当然只有点头称是、自愧不如。
老王也能吃，饭量奇大。有次为了和我打赌，他在食堂当着大家的面一口气吃下去七个窝头，吓坏了我。他说其实还能再吃，我赶紧劝住，只好输给他五斤粮票。他将我递上来的粮票举给大家看过，小心在怀里收好，说是二天要换成全国粮票寄回老家去，今年家里又是一个饥荒年，正好派上用场。老王话多，而且嘴上没遮拦。他家在农村，领导顾不到他，“家里的”也就多年调不进京城。他每次走夜巡到了锡庆门，歇过脚来，口中必是那句“光棍苦，光棍苦，裤子破了没人补”。我听了便说，你有老婆，有孩子，算什么光棍呢？他听了，不以为然地凄然一笑，对我说：你还小，没娶过媳妇儿，你不懂，这活光棍可比真光棍还苦呐。
我从老王那里知道了许多乡下人的疾苦。虽然我也到过农村，比如山西雁北，算得上是相当贫困的乡下，但终不如他说给我听的那样切肤、那样实在。有这样既懂得生活的甘苦，又有精明头脑的老王每年给队里办制服，众人能不放心吗？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号到故宫警卫队上的头一天班。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天记得如此清楚，实在是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当年七月二十八号那场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我从上班的第二天起就在锡庆门外的那溜排房干了整整十天垒墙的活儿，直到地震发生。这是我顺着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来的。
故宫博物院当局决定在锡庆门外增设一处岗哨，当然是为了珍宝馆的缘故。其实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宫里头价值连城的宝贝绝不仅限于珍宝馆的东西，可故宫自开放以来几次的盗案全是瞄准珍宝馆。据说，一九五八年有个盗贼趁着午门前“大跃进”会战的混乱溜进故宫，从珍宝馆偷走册封皇后的金册。可他得手之后的销赃手段却是将金册剪断，当作普通的黄金去换钱。结果让人抓住，枪毙了事。
既然在锡庆门设岗，就要有值夜班的警卫睡觉和执勤的屋子。到过故宫的人都知道，去珍宝馆参观要先在锡庆门外的“珍宝馆售票处”买票，然后进皇极门。可进到里面最先看见的并非珍宝馆，而是设在皇极殿和宁寿宫里的绘画馆。要穿过绘画馆，到了后身的养性殿和乐寿堂那组院落才是珍宝馆的所在。自锡庆门以里，每天晚上闭馆之后都要封门，大锁上要贴封条，封条上要盖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发现有贼人入内盗宝，即便是警卫队也不可擅自入内，因此警卫队的岗哨就设在锡庆门的红墙之外。
锡庆门外墙这排坐东朝西的平房一共五间，珍宝馆的售票处占去了尽北头的两间，其中外屋一间售票，里屋一间有个蜂窝煤的火炉，供售票的两位大姐烧开水沏茶用。那个年月，别的福利谈不上，茶水却是一定要有的喝才成。当然，茶叶自备。
这排平房的另外三间没人用，正好为警卫队新设岗哨派上用场。但是这三间原先一直荒在那里，与珍宝馆售票处的那两间也没有隔断，于是需要打上一堵墙。我和小刘、小贾到警卫队的头一份任务就是为锡庆门外的平房打隔断墙。
带领我们干活的是一小队的副队长，姓魏，河北深县人，是田队长从故宫窑厂带来的心腹，跟胖子老王一样，家属一直在农村。魏小队长的名字如今忘记了，只记得我在神武门值班的时候，收到过一封寄自河北深县的邮件，收信人是：“北京故宫，警卫队，魏难看同志收”。我和几个同事都不知道警卫队有“魏难看”这么个人，正在踌躇，魏小队长走了过来，问大家扎堆儿在干什么。等我们告诉他原委，他一把扯过信来，揣进衣服兜里兀自走了。后来才知道，魏小队长在老家没人叫他大号，只知道小名叫“寒碜”，可代写书信的先生不会写“寒碜”两个字，就按照“寒碜”的文明说法，将收信人写成“魏难看”。
魏小队长对老家深县的水蜜桃极为自豪，说是等蜜桃熟透了，用个喝汽水的吸管插进去，一嘬就是一口甜甜的蜜桃水。于是我就问他尝过没有，他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对我说：“我怎么会吃过？！桃子还没有熟，上边就派人下来，一棵树一棵树，一个桃子一个桃子地登了记，等桃子熟透了，摘下来统统包好，送到大会堂给领导人吃。我要是吃了，那岂不就会犯政治错误。”他说罢撇撇嘴，点点头，嘴里似乎充满了口水，脸上也带着得意的微笑，大概是既得意于家乡的水蜜桃，也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觉悟。
垒墙的活计，我在云南农场就干过。那里的茅草房是用竹笆支起结构，然后用从麻疯病村买来的茅草排盖顶。外墙要是体面点的，就是用土坯垒墙。好在故宫里头丢弃的废砖有的是，而且都是皇家等级的用料，质量一流，我们也就免去了打土坯一节。加上这排平房颇低，墙不用垒高，垂直吊线也容易找齐。我们三个人当时正年轻，又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几年，这点活计还真不在话下。连从农村出来的，又在故宫窑厂干过苦力的魏小队长看在眼里也暗暗称奇。这还是后来过了快两年，到我报考研究所的时候，找田队长批准签字，田队长才无意中提起这话，说是当初魏小队长为了锡庆门垒的这堵隔断墙，在他面前着实夸奖了我们三个人一番。大概是这个缘故，田队长从那时起就认为我已经和工农群众紧密地相结合了，所以那次我申请上学，他答应得也十分痛快。
隔断墙垒完之后，总还要在外表上抹上砂浆、石灰，再喷上大白才像个样子。另外房顶是纸顶棚，年久失修，已经全部塌了下来，要重新糊过才能住人。糊顶棚可是个手艺活儿，过去没干过的还真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只好请故宫古建队的师傅来传授指点。这些师傅个个都是好把式，解放前大多是杠房的出身，除了抬棺送葬这些大活儿之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裱糊的手艺。平素给人糊墙糊顶棚，到了有人家出殡，他们还管糊纸人纸马、糊摇钱树、糊聚宝盆。我们一经高人指点，顶棚也就糊得八九不离十了。
这样整整干了十天，到了七月二十八号这天晚上，一场大地震把所有的正常社会生活全都打乱。锡庆门警卫队的驻地倒是赶在地震前改建好了，好在故宫毕竟地基结实，地震过后几乎毫发无损，此后两年多的警卫生活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真正开始锡庆门的站岗巡查之后，小队长给我宣讲了警卫队特殊的作息规律：每个岗位都由四个人轮番完成：头一个人头一个岗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然后上床睡觉；第二个人接岗，从九点到午夜十二点。第三个人从十二点到后半夜三点；第四个人从后半夜三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之后是头一个人起床，从白天早上六点到九点，第二个接班，以此类推。然后头一个人轮完第一天的六小时之后，要接着开始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一班，然后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一班。到这四个轮回都转完了，就歇一天。不过，在上班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宫里头，没有值班的时候也要“备班”，以应付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过夜。
这个作息安排还确实有点特别，刚一听真记不住，我心里打鼓，怕一时算不过来会误了差事。这份担心我大约都露在了脸上，胖子老王和我熟，看见了就对我说，你甭担心，告诉你一个法子，管保不会弄错。我听了喜出望外，央求他快快告诉我。
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儿，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九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都还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后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听了这口诀，我茅塞顿开，连忙谢了老王，暗暗将这口诀背诵了数遍。后来我暗忖，莫非原先皇宫里的侍卫也是这般执勤，这口诀难道是从他们那里传下来的不成？
许多年以后，我从德国读书归来，王世襄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九三学社”。在第一次的社员聚会上，我碰见故宫的宫廷掌故专家朱家溍先生，说起当年锡庆门的旧事，朱先生说你们警卫队的那排房原先就是清宫里头护军“伊里窝”住的地方。我趁这机会赶紧问朱先生：这“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的口诀会不会是当初清宫里传下来的规矩？朱先生起先还不懂我的意思，后来听明白了就笑着说：“先前也听你们警卫队的人私下说过，但这不会是早年间的口诀。”我自己再仔细想想，也觉得不会是帝制时代的古谣，皇上老子怎么会让奴才这么轻松就拿了俸银？
事到如今，我还能将这个口诀记得一字不差，就是因为那两年不规律的睡眠让我落下了毛病，特别是“十二到三”和“三到六”的煎熬让我至今经常半夜惊醒，好像又回到了在“大内”巡查时“叫起儿”的生活。也是自己有过这种经历的缘故吧，现在每次乘飞机到世界各地去，看见空姐硬打精神、强作欢颜的表情，便使我想到她们要日日忍受时差的折磨，不免油然生出一份同情心。
说话我来故宫就有了一个多月，人脸混熟了，规矩懂了不少，心也就活泛多了，总是打听故宫里头还有什么犄角旮旯没有到过。魏小队长一听就说，你才来了几天，年纪轻轻的要在这儿待一辈子，还怕今后没有你的机会？平心而论，这些天像建福宫的火场、慈宁宫的后院好歹都看过，拿着故宫的地图一对，除了乾隆花园还在等机会之外，确实也算是到了不少地方。
可巡查组的小毛跟我说起，还有一处你准没去过，就是御花园里的堆秀山。平常那里都是锁了门，只有下午闭馆，清理御花园游人的时候才会开锁上山。而且说站在山顶望着衬着红墙绿树的西落残阳，那番景致别处是绝对看不到的，据他说，那里原先就是宫中皇上家登高的好地方。我听了当然央告他带我一行，给个开眼的机会。小毛平素和我要好，他又掌管着钥匙，那天正好是阳历九月九号，他说权当今天就是重阳节吧，满口答应带我到堆秀山登高。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正好赶在那天过世，消息传来的时机又太不凑巧，让我很是对不起朋友，至今心里还有份歉疚。
那天中午下了早班，我先回家吃过饭，趁机睡个午觉，养精蓄锐以便下午打起精神来游园登高。约莫四点钟我起了身，出门的时候突然看见我所住的出版社留守处办公室里的人都哭丧着脸，见我喜气洋洋地哼着小曲就冲我使眼色。我看众人神色不对，忙收了笑。留守处的老高平素对我总也没有个好脸色，这回却把我往屋里拽，脸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竖起耳朵一听，放的是哀乐。这些日子朋友间多日传说的谣言我听了好几回，此时不知是不是那件事。耐不住性子多等，就跟老高说，你给个痛快话，这回到底是谁哇？老高欲言又止的，半天才说：“毛主席完了。”满屋子的人听罢都呜咽了起来，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一听，知道是应验了，赶紧退了出来，心想肯定要举行国葬，停止娱乐。今天下午故宫没准要提早关门，这种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兴致去堆秀山上登高。我想小毛肯定也会这样想，所以我没有提前回故宫，而是回到我的小屋，到了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才进故宫回锡庆门。
没有想到，一回到锡庆门就碰到小毛在那里等我。他看见我，佯装十分生气的样子大吼：“你干的好事！”
我忙问就里。他说：“我白天到外面逛大街，到了咱们约好的时间之前就进了御花园，打开铁门，上了堆秀山。我看山上风景真美，心情大好，张口唱起杨子荣的那段‘心中自有朝阳’。谁知道咱们警卫队的几个弟兄冲上来，一把把我按倒，拖下山去。起先我还以为他们是跟我闹着玩，我唱得更凶了，他们就捂我的嘴，弄得满脸是土，到了队部才跟我小声说了实话。你这个人真不够意思，知道了消息也不说告诉我一声，让我差点犯了错误。”说得满屋子人都哈哈笑起来，连声说：“好险！好险！这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连声给小毛赔不是，还没容得我解释，正好胖子老王为了吃窝头打赌，又赢了群工部一个不知深浅的小青年五斤粮票，走夜巡到了锡庆门。他一脸的兴奋，乐得嘴都合不上，指着我说：下回还要找像你这种傻瓜赌，今年的救济粮也不用再买了，就靠诸位帮忙。众人已把下午小毛的有惊无险忘得干干净净，说笑了好一会儿，胖子老王和小毛这才意犹未尽地离开锡庆门，沿着东筒子夹道回神武门去。
没有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们说笑之时，有人从门外路过，报告给上级说，锡庆门的警卫队在国丧期间大声说笑。第二天田队长把我们都喊了去，我一听，知道这事儿不能吃眼前亏，赶紧答应给田队长的壁报小黑板写篇“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的批判稿才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那几个月风声日紧，大家都知道眼下是多事之秋，我也处处赔着小心，从不招惹是非，有天在神武门居然还开了回眼。
那天傍晚，我正在北门值班，从西筒子那边开过一辆加长的大卡车，车上载着两根大木梁，要从神武门出去。可是车身太长，门洞又窄，城门和御花园之间的距离也小，司机将车身转来转去总不成功，急得满头大汗。我们警卫队几个人也不懂，前后帮着张罗，其实是帮了倒忙，车身横在那里，进退不得。于是我们就请卡车司机进避风岗楼里先歇歇汗再说。司机坐定一聊，我们才知道，这两根楠木柱子是故宫贡献给毛主席纪念堂的。听了这话，我赶紧跑到外面再去瞧一眼两根木柱，亲手摸摸，算是见识了一回。
后来这两根楠木柱到底还是运出了故宫，故宫为此还得着一张毛主席纪念堂的奖状，算是有特殊贡献单位。为了这个，人家特许我们故宫参加纪念堂建筑的义务劳动。我去了一回，是前半夜在纪念堂里绑钢筋，两条钢筋之间密得都伸不进一个拳头去。那天晚上我就没上夜班，不但免了一回“脱了穿”，也免了一回“忒难受”。
到了纪念堂建成开放，我们故宫的人又是优先瞻仰。我进了纪念堂大门，四处找寻那两根楠木柱子，但总也看不出来。有一次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路过北门，我跟他打听楠木柱子的来历。单先生说，如今只有后三宫还是明代的好木料，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别瞧漆画得好看，其实都已经是松木了。那些楠木柱子都是当初从前三殿拆下来的，以备日后修缮之用。这样的木料毁一根就少一根，再也不会有了。
听了这话，我就后悔当初没有再好好打量一番运出神武门的那两根楠木柱子。
毛泽东过世不久，政局大变，大家也敢多说些话了。锡庆门卖珍宝馆门票的白大姐就是个敢说话的人，因为和我们共用一个火炉烧水沏茶，慢慢就熟了。她看见我喜欢看书也不怪我，反倒时时暗中鼓励。
那个年月，唯恐大家知道的事情太多，各家各户的图书早就扫除一空。图书馆虽然开放，但很少有书出借，尤其是历史、地理、文学等敏感门类，要借简直难上加难，借口无非是“借阅图书须与从事专业对口”。我在北图就见过一位和我一般年纪的年轻人，填写的借书条屡屡被打回票，他忍无可忍，对借阅处的工作人员大声喊：“我是个掏茅房的，您说我该借什么书看？”掏茅房的，在北京话里就是厕所清洁工的俗称。没有想到，人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有政策水平，听了这话一点不生气，慢条斯理地笑着答道：“那您可以借阅一些保护环境卫生方面的图书呀。”
我把这些事都跟白大姐说了，她体谅我，说是这年头读书像是犯罪，不过也别怕，咱们这儿，什么事说变也都能变。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她还答应我说，过些日子给我介绍个有学问的老先生，并且讲了一大堆老先生的旧事，其中我最乐意听的就是他在文化部干校的作为。说是大会上别人批判他，正说到兴头上，他忽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言的人不乐意了。“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那盆糖拌西红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说。
白大姐跟我说到这儿，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这个！”
后来白大姐让我们见了面，才知道她说的原来是王世襄先生。我辈分差着一大截，都是叫他畅安先生。见面那天正当唐山地震刚过，图书室的后墙塌了，他正系着围裙，戴着套袖，蒙着口罩，用运水泥的手推车往乾清门里运外文书。
白大姐有言在先：“我得告诉你，王先生现在还没落实政策。可你别瞧，人家是大专家，大伙儿不是都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吗？”
这样的话在眼下像是笑话，可当初大伙对王先生这样处境的人，真是避之唯恐不及，难得能有白大姐这样竟敢衷心赞美学问的人。所以我也就对白大姐另眼相看，知道她是个有见识、有担当的角色。
和畅安先生熟了，也知道那些年他受了不少的委屈，同样遭际的人那个时候并不少见，但他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是精气神绝对不倒。无论是和他一起到西山逮蝈蝈，大清早到朝阳菜市场排队领票买活鸡，还是看他挥汗如雨地整理《髹饰录》，或者带我骑车去南城找傅大佑先生学玉器鉴定，他都有着一份从容洒脱的态度，做人其实这是最要紧的，比什么都要紧。
地震过后，他的芳嘉园住家的房子也震坏了，一时找不到人修。他怕堆在屋里的古董家具被雨水淋坏，就叫我帮他腾挪地方，避过房顶漏雨的窟窿。我们一边搬，他就一边跟我说每件家具的来历。可惜那个时候我对此道完全不通，多少年后在上海博物馆堂皇的展厅里看见原先堆放在芳嘉园陋室里的这些物件，才知道当初我过手的竟都是稀世的宝贝。
后来畅安先生的学问渐渐受到重视，我对他说，您就像也是一件“出土文物”。没有想到，畅安先生竟和他一生钟爱的古代家具有着相同的命运。
七、协办“洋务”
自从毛泽东过世，“四人帮”下了大狱，日子就一天天不一样起来。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接二连三地到眼前来了。
先是转正长了级，一个月四十一块五，接着政府又号召年轻人考学校。起先我还舍不得故宫这块风水宝地，也舍不得警卫队这份闲差。田队长爱护下属，见我成天抱着书本瞧，没等我提，他就主动跟我说：“人都是想攀个高枝儿，这回你要是想报考大学，我并不拦你。”他这样一说，我反倒显着像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了。那时候也搭着我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想着这么多年也没上学，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对田队长顺水推舟道：“不瞒您说，我并不想上大学，您甭劝我。”田队长听了这才作罢不提。
半年之后，拗不过朋友们的怂恿，决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参加了一场研究生考试。发了榜，居然就让研究所录取了。
走之前，田队长对我说：“离开学还有三两个月，你先别忙着走。眼下故宫要办个‘外宾服务部’，缺个会说外国话的，你先去帮两天忙。我跟院里打了保票，到时候一准放你走。”
这两年我在警卫队，看得出田队长是个对下属有担当的汉子，值得我信赖。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六连马连长是个刚刚从越南前线撤下来的复员军人，解放军里的正牌连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见过大世面。他常常带着过来人的口气告诉我们：“只要战场上枪一响，猪肉罐头打开来就是敞开吃，白干儿随便喝。这时候不给足了，有谁玩命去？！”田队长和马连长一样，都是明白人。其实，凡事都是人心换人心，我当即满口应承。
第二天我便找“外宾服务部”的负责人老赵报到。老赵对我说，我的任务就是在门口招呼客人。有洋人需要解释的，我就上前翻译两句。没事就帮助照看着柜台外面，收款进货全不用**心。任务交代完毕，大家也互相认识了，这就张罗着开张。
最早的地方是御花园靠西北角上的一幢小房子，三间门脸儿，门上还挂着竹帘子，一来是为了挡苍蝇蚊子，二来外边的人不细瞅，也看不大出里面的动静。我的任务是在门口招呼客人，除了在门前竖了个指示牌之外，还抽空练了几回掀门帘的动作，为的是到时候别让帘子挡了生意。我平素最不爱招呼人，这回为了在这最后的故宫差事上好好表现一下，也不得不跟人“哈罗”几句，也算把从“灵格风”上学的几个句子练习一番。
其实当初所谓的“外宾服务部”，无非是一小卖部，卖些当年国人并无兴趣的珠宝翠钻、文房四宝，还有就是故宫修复厂仿制的瓦当、青铜器古董、玉器。其中有两样东西我倒是瞧着好，一是仿制的三彩，无论造型还是色调都比外边做得地道；二是用废弃的金砖凿制的砚台。故宫大殿里墁地的金砖泥料细腻，烧制讲究，都是当年费时费力精制而成。用金砖做的砖砚，外面套上一具随形的硬木砚盒，还真有几分澄泥砚的味道。另外修复厂仿制的古画当然也好，像展子虔的《游春图》和顾闳中的《夜宴图》，还有郑板桥的竹子和宋人的山水，那都是几可乱真的功夫，但价钱吓人，挂在那儿也很少有人问津。
开办这么一间小卖部如今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当年还真是件大事。执掌全院大权的彭院长经常来这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兴趣盎然地看着洋人买货，还用他早年参加革命之前当绸布店小伙计时候的经历加以对比。管账的张太太是袁世凯的侄孙女，见过大阵仗，看在眼里就有些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偌大的故宫有多少事要办，怎么一个院长老待在这小卖部里没结没完。我就回说，您当着这是卖货哪？不介，咱们是办“洋务”呢！按后来形势的变化，这就是“改革开放”。
那时的人没怎么见过红头绿脸的洋人，多年受“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教育，不免要找真人来验证验证。有一回，来了一队美国的黑人老太太，个个穿得鲜艳夺目。我帮她们选好了几样东西，就便打听她们的来路，原来都是密西西比州农场的工人。正好前些日子我看过电影《飘》，虽是几十年前的好莱坞旧货，却也只能在内部放映。看过之后对美国南方的黑奴颇有印象，不想眼前却见到活生生的实例。其中一位黑人大娘告诉我，她们都到了退休年龄，这回是农场主花钱请她们最后到中国来玩一趟。我不免暗暗吃惊，竟有这样的农场主。她还说，她们的老板就在外面，一定拉我去见上一面。见面之后，发现无非寻常之辈，与过去课文里读过的《半夜鸡叫》周扒皮相去甚远。送走大队人马之后，说与众人听，大家也着实感慨一番。这样的西洋景儿后来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
因为办的是“洋务”，所以要收“洋钱”，但又不是收真正的“洋钱”。当年洋人来中国，所有“洋钱”都要换成外汇券才能花销，我们“外宾服务部”就只收外汇券。其实外汇券也是人民币，但又不完全是人民币。因为拿外汇券可以买到不少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譬如说家里生小孩，牛奶不够，到友谊商店用外汇券就能买到市面上见不着的奶粉。再譬如买菜油要凭票，一人一月只有半斤。可是用外汇券就可以买到花生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外汇券虽然不抵走后门来得神通广大，但到底也算是一条救急的路子。我就曾经因不慎丢掉婴儿的购奶证而大伤脑筋，后来还是邻居江妈妈慷慨解囊，用她儿子在德国留学寄回的马克换成外汇券帮我解了燃眉之急。说到外汇券，当年那是一景，我的一位朋友由此还做过一大篇论文，详尽论述外汇券的利弊得失，而今也俨然是经济学家了。
日子过得飞快，我离开的时候，“外宾服务部”又多了养性斋和绛雪轩两间门脸儿。负责人老赵送给我一匹故宫修复厂自行仿制的三彩马，作为“协办洋务”的纪念。这件唐三彩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
前些日子，我读新闻，看到美国人的“星巴克”咖啡店开到了故宫里头。后来有些人看了不开心，还翻了老脸，说故宫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地方，让洋人到里头做买卖是“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云云。
而在七十年代，满街上看不到一家“华伦天奴”，也没有一家“路易维登”，大家都紧着打听外洋的消息，忙着抢购外洋的稀罕货，难怪也就没人留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底线”究竟在哪儿了。
前几日，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和王世襄先生当初的过从，来信告知先生病重，住进了协和医院。这让我想起前些年到畅安先生的新居看他，顺口夸了朱家先生虽是坐八望九的岁数，居然还能骑车。畅安先生听了不服气说：“我跟他是同年，现在他是在故宫里头骑，可我敢在故宫外头骑。”
想起了畅安先生当年的豪气，顺带着也就想起了我当年的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