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起为何辞去当时人们非常羡慕的公职去创业时，刘永好说：“1982年下海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按当时全国的生活水平，我不敢奢望一个普通教师能挣多少钱，只是想辞职下海了不管怎么做都会比当时每月38元的收入高吧。”
上世纪80年代初的38块钱，在同龄人的眼中已经算高的了，而他放弃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相信年轻就不应该害怕失败，即使失败，也可以从头再来，年轻就是资本。在刘永好的眼里，38元的工资不算什么。
从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到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刘永好在与兄弟共同创业的初期，第一次经历了心灵的历练。比起早年生活的艰辛，这种心灵的炼狱无疑是更加痛苦的，但坚强的面对，只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刘永好经历了商业人生的第一次转换，最直接的结果是使他的心理逐渐走向成熟，他的内心从此变得坚强起来，脸皮从此也变得厚起来。无论是内心的坚强还是脸皮的增厚，都是那样一个年代奋起成功的人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创业者不仅仅要有理想和抱负，还要学会把目标分解、简化成具体的一件件事情。因为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去克服，比一下子面对一大堆困难要好得多。鸡苗事件让刘永好兄弟的士气遭遇了重创，消沉了几个月后，他们又重拾创业当初的激情，鼓起斗志，继续向前走。
有了上一次险些失败的经历后，刘永好兄弟不再盲目冲动，而是在做事前先思量好该怎么去做，精打细算地做起了生意。
在刘永好兄弟白手起家的传奇创业之路上，鹌鹑无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四兄弟经历了第一次创业的危机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朝鲜的金日成主席送给中国一批鹌鹑，报上说它是“会下金蛋的鸟”。
之所以说鹌鹑会下“金蛋”，是因为它的产蛋率很高，一只雌鹌鹑几乎每天都可以下一个蛋。这样计算下来，比起鸡蛋，鹌鹑蛋的利润几乎要高出一倍。刘永好兄弟一合计，决定将养殖业的重点放在鹌鹑上。
通过市场调研，他们发现，当时一个鸡蛋卖1角钱，而一个比鸡蛋小的多的鹌鹑蛋却卖到了两角钱，而且，小鹌鹑孵出后40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1年可以孵5窝小鹌鹑，也就是值100多块钱。这样一算，养鹌鹑可比孵小鸡要划算得多。
但此时市场情形似乎跟他们的决定相反，成都地区的“鹌鹑热”正在降温。当听说刘永好四兄弟要大规模来饲养鹌鹑时，村子里的好心人规劝他们千万不要作茧自缚。
可是刘永好兄弟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那就是认准了路死也不会回头。他们认定，只有疲软的市场，没有疲软的产品。鹌鹑饲养的多，市场竞争激烈。那些失败的专业户是因为养鹌鹑的成本太高，技术不过关，经营又差，这才亏本搞不下去，遭到淘汰的。只有把饲养鹌鹑的成本降下来，他们才能取得胜利。
在刘永好兄弟眼里，别人最担心的劣势是不能降低成本，而这相反却正是他们的优势。刘永好说，他们当时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学生出身四兄弟专业各有所长，学习能力强，而且有着无论什么最新的技术，他们都有愿意尝试的干劲。
如果说在育新养殖场成立初期，四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优势还没有凸现的话，那在养殖鹌鹑的过程中，他们所具备的知识和科技优势淋漓尽致的展示出“知识就是财富”这句话的分量。
此时的四兄弟，可以说是把各自的看家本领都用上了。为了能够实现降低饲养成本的目标，大学生出身的刘永好兄弟，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依靠现代科技的力量，大量地查阅资料，开动脑筋，找出最佳的养殖方法，抱团养小小的鹌鹑。“高射炮打蚊子”的效果自然不一样。无论学到过什么最新技术，哪怕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他们也要去尝试。他们创意将电子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上，很快就培育出产蛋率高达80%的良种鹌鹑，并配制出系列饲料。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在科学技术开发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这些已被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在养殖鹌鹑这项事业上，四兄弟是齐心协力但又各有分工。性格外向、擅长交际的刘永好承担销售的任务。此时的他经历过第一次创业危机的历练，已经变得成熟很多。每次在成都的集市上叫卖，刘永好不再害怕碰到自己的学生，而是大大方方的跟每一个人打招呼。一次在他挑着担子去市场卖鹌鹑的路上，笼子突然破裂了，成百只鹌鹑从笼中逃脱，刘永好只得一边顾着担子，一边跑到马路边，钻进集市里到处去抓鹌鹑，情形虽然有些狼狈，但刘永好已经能毫不羞涩的从容应对了。
由于刘永好人缘好、点子多、善于开拓，鹌鹑蛋的销售很快打开新局面。为了打开销路，一开始，他们在成都青石桥开了一个鹌鹑蛋批发门市部，生意越做越大，兄弟几个又在成都最大的东风农贸市场开了一家“超大”店面，刘永好母亲那时就天天守在店铺里。
母亲是个有能耐的人。由于父亲走得早，没有能够看到孩子们的创业。于是母亲就成为了刘永好兄弟创业的领头人。母亲的人缘特别好，整条街上的人都知道她，都叫她郑妈妈，郑婆婆。
母亲一边忙于生意，一边还要对孩子们鼓励和关爱，并教育他们怎样去善待员工，怎样去善待邻居，怎样去善待他们的客户。从母亲的身上，刘永好兄弟学会了怎样对待员工，对待他们的合作伙伴，对待普通的老百姓。
渐渐地，在母亲精心的经营下，刘永好兄弟的店面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而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刘永好凭借着他们的力量，已经把鹌鹑做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的目标。鹌鹑养的多了，大量的鹌鹑产出，只孵雏用蛋的量还是少的。于是他们又动了脑筋，制造鹌鹑蛋罐头，一瓶罐头三元多，运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精明的刘永好兄弟还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生物生态学对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们开始用鹌鹑的粪便去喂猪，用猪的粪便去喂鱼，用鱼沙去喂鹌鹑。这样，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态链。但他们的生态链与自然界模式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他们用计算机的程序去控制其运行。这在当时的农村还是罕见的，同时这一套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使得一枚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一枚鸡蛋差不多。
不仅如此，这种“鹌鹑粪发现”还是后来刘永好兄弟名播四海的“希望牌”饲料的研制创意的源泉，最终“希望牌”品牌打败了进入中国的所有洋饲料。
鹌鹑养殖成本降低后，刘永好兄弟的养殖场一下子占得了市场先机，他们科技致富的道路上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刘永好兄弟的算盘打的很精，他们抓住公家企业对赚钱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契机，开足马力，育种、孵雏、卖饲料，全力供应所有对鹌鹑感兴趣的地方。
他们可以说是完全适应了市场的需要。买卖越做越顺利。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年产鹌鹑15万只，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
他们不仅净赚利润1000万，为以后创业道路积累了第一桶金。而且还被誉为“鹌鹑大王”，获得国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真是名利双收！刘氏四兄弟决定用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词来重新命名自己的养殖场，将育新良种场命名为“希望养殖场”。
正当刘永好四兄弟满怀“希望”，等待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时候，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当地的农民开始认识到养鹌鹑是个发家致富的有效方法，于是，许多人来找刘永好兄弟要求帮忙。
刘永好兄弟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兑现了当初对县委书记的承诺。他们把自己养殖鹌鹑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其他的养殖专业户。古家村家家养起了鹌鹑。其他村庄见养鹌鹑合算，也养了起来。后来传染了整个公社都养鹌鹑。一传十、十传百，养鹌鹑能赚钱的信息不胫而飞，快速蔓延到整个新津县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户成了养殖专业户，新津县的养殖专业户小兵团作战，用刘氏兄弟的饲料和农具，在孵化率、产蛋率和饲料转换率三项技术指标上都比刘氏兄弟高出2%到3%。
全县高峰时期养了1000万只，饲养量比号称世界养鹌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那阵子，外地人只要一进入新津县城，就会听到“叽叽呱呱”的鹌鹑王国大合唱。
但是，最大的危机往往隐藏在最辉煌的时刻。就在新津县的百姓争先恐后饲养鹌鹑、鹌鹑价格不断攀升的时候，刘氏四兄弟开始思考起市场容量的问题。任何市场都是有限的。市场容量达到饱和状态后，投入越多，损失也就会越大。如果养殖鹌鹑的农户不断攀升，市场容量总有一天会达到饱和。而到时候，养殖鹌鹑的农户将承受巨大的损失。
兄弟四人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其实作为当时新津县鹌鹑养殖的种源地和饲料供应地，育新养殖场本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大捞一笔巨资，至于以后农户将遭受的损失，本来与他们也并无多大关系。但是，四兄弟想到了父母对他们反复的教导：做人要有良心。如果当初创业时没有新津县农民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们走不到今天，更不会成为千万富翁。饮水当思源，在道德和责任感的双重驱使之下，四兄弟当即印发几十万张《告全县人民书》，告诉农民兄弟不要继续炒作鹌鹑，否则将会倾家荡产。
但是，贫穷已久的农民对于财富的渴望太强烈了。广告发出去之后，很少有人听从他们的劝告。甚至有人讽刺说，刘永好兄弟只是想自己发财，不愿意看到别人也致富。误解、流言一时四起，四兄弟陷入苦恼之中。
为了平息这些流言，更为了压下这场由鹌鹑引起的泡沫危机，刘永好兄弟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思前想后，在家禽养殖和饲料方面，不愿和身边的农民兄弟短兵相接，以免两败俱伤。
最后刘永好兄弟郑重作出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决定：率先将育新养殖场的十万只鹌鹑全部杀死，宣布以后将不再养殖，给“养鹌鹑”的热潮“退烧”。刘永好兄弟的举动在当时无疑具有非常强的震撼力，长期以来，他们是新津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是产业的带头人，在当地农民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新津的百姓终于明白了刘氏兄弟的良苦用心，经过共同的努力，这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终于逐渐熄灭了。
在这次平息鹌鹑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刘氏兄弟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他们却用自己的良心赢得宝贵的无形的资产——信誉。良好的信誉打造企业过硬的品牌，成为他们迅速崛起并长盛不衰的筹码。而自觉地社会责任的意识则一直延续下来，即使是在刘永好兄弟“分家”之后，也依旧成为刘氏兄弟企业不容置疑的使命。
一下子杀掉十万只鹌鹑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好在从1982年到1988年的时间里，通过养鹌鹑的刘永好兄弟已完成了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净资产已经从1000元发展到1000万元。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当时的市场形势，他们将产品升级，转战猪饲料市场。
二哥刘永行在他的自传《希望永行》中曾经说：“如果我们一直待在机关里，到今天最多是科级干部，如果我们一直做鹌鹑，到今天可能是衣食无忧的小老板，如果我们后来不做猪饲料，也可能是几个中等工厂的中老板。”
此段文字的言下之意非常明确，正是因为转战猪饲料产业，才造就了刘永好兄弟的产业帝国和“中国首富”的辉煌。而当年倡导和发起猪饲料产业的正是刘永好。
1986年，新津县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鹌鹑养殖地。新津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宋健在参观了育新养殖场之后，感慨万千的为刘永好兄弟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1987年，刘永好兄弟正式取其中的“希望”二字作为企业的名字和事业的品牌，同时也寄予诸多美好的愿望在其中。与希望相伴而生的是挑战。鹌鹑市场趋于饱和的状态促使刘永好兄弟开始思索转向新的产业领域。
从经济的发展来说，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秩序决定着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开始调整阶段，国家也在探索着进行。作为刘永好兄弟，要想符合中国发展的逻辑，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纵横捭阖，就要下功夫研究国家政策，吃准“气候”。从一定意义上讲，抓住机遇，就是善于抓住国家政策调整的契机。这是企业致胜之道。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刘永好兄弟善于利用知识解读国家的新政策。在“不得不变”之前，他们首先转变思路，先人一步，勇立潮头，辞掉“铁饭碗”，做起专业户，开辟一条“希望”之路。
对那些急于创业的人，刘永好忠告：在创业准备还不充分的时候，可以先把创业冲动埋在心中，积累能量，等待机会。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能不断给你提供新的机会。
刘永好举自己的例子：“刚开始，其实我们并不想养鹌鹑。我们准备创办电子工厂，结果失败了，因为当时不能注册。后来，我们一直把创业冲动埋在心里。到了1982年，中央号召农村发展专业户，我们四兄弟觉得机会来了。所以，大学毕业以后，都放弃了公职，跑到农村去创业。当时，大家很瞧不起农村，但是我们想，越是人们不注意、瞧不起的地方，就越有机会。”
曾在育新良种场创立发展时期，有着良好口才、能言善辩的刘永好负责跑市场和采购饲料，在他采购饲料时，就对饲料经营进行观察、调查与思考。
有一次，刚好刘永好进城办事，无意中他发现，在一家公司的门市部门前，排着长长的队。刘永好一时好奇，便走上前去，见一位农民很直率，就问老乡那是卖什么的，老农回答说是卖正大颗粒猪饲料的。
刘永好一愣：猪饲料这么受欢迎，看起来，比我的鹌鹑饲料销售的量要多得多。
当刘永好从老农知道饲料是五角钱一斤就问老农：“你不觉得贵吗？”
农夫说：“刚开始时，可不吓了一大跳？天哪！猪吃的饲料比人吃的大米还贵。后来，听人家说合算，我便买了十斤，结果一试，你说怎么样，一斤全饲料比三斤大麦还管用。这不，从此我家的猪就开始吃全饲料了，小猪长得像气吹似的。”
中国传统养猪方法很落后，农民用青草、大麦和红薯喂猪，糖分绰绰有余而蛋白的含量严重不足，别的营养成分更不用说了，每头猪一般要长1年才能出栏。要想养猪业有所飞跃，向现代化迈进，必须要发展饲料为突破口。
而有眼力的泰国正大集团，首先看到中国饲料市场的巨大潜力，抢先把饲料工厂办到中国来，成立了成都正大公司，具有特殊魅力的洋饲料，终究还是征服了这些农民。中国的农民淳朴实在，他们看重实际，一旦认准一个理，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会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于是洋老板顺顺当当地就从中国农民的手里赚足了人民币。
正大的猪饲料的入市，动摇了我国落后的喂养结构，使得很多地方出现了排队购买的盛况。有时甚至还需要走后门儿批条子才能买到。
据统计，到1990年，有一个让人们心颤的事实，那就是，洋饲料已经在中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而且形势越来越严重。全国兴建的中外合资饲料企业有二三十家，几乎遍布了全国的各大城市。仅一个跨国集团正大就在中国每年就从饲料上赚去人民币数亿元。
刘永好心想，为什么中国人不生产出自己的优质饲料呢？非要排队买别人生产的饲料？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刘永好在南方为育新养殖场采购饲料时，就已经开始对饲料的经营进行了观察、调查与思考。而这次在广州看到的景象，更进一步使他敏锐地觉察到饲料市场的巨大潜力。刘永好认真观看了“正大”的饲料，索要了说明书，回成都后便开始向几位兄长介绍生产猪饲料的前景。
在长期共同创业的磨合中，几位兄长已经深知刘永好在市场方面具有不可多得的敏锐和天赋。几兄弟在一起，一商量讨论，发现生产饲料有着大好前途，市场前景无限广阔。这里面潜伏着更大的机遇和成功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千载难逢的创业机遇。所以，决定要在饲料上大做文章，大干一场！
他们当机立断，在古家村买下十亩地，投资四百万元建起科研所和厂房，正式成立“希望饲料公司”。这个决断，不仅仅意味着刘氏兄弟产业方向的正式转移，而且也标志着刘氏兄弟正式由个体户转变为民营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