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明故宫机场的停机坪，正在赶搭起着一个巨大的鲜花牌楼。机场工人介绍说，这是为迎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还都南京而准备的。
下午5时许，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停机坪。这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提供的专机，正如周恩来在离开重庆时给延安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中共代表团近日将随国民政府还都迁往南京，驻地在梅园新村，留吴玉章主持重庆中共代表办事处工作，并分析说，“马歇尔尚为我们提供飞机，表明他仍在希望继续会谈并取得成功”。
周恩来身穿一套深灰色西服，结着一条灰白领带，神色凝重地走下飞机。与周恩来同机抵达的还有中共代表、他的夫人邓颖超，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以及廖承志、钱瑛、王炳南、章汉夫、童陆生、宋平、章文晋等工作人员。
抗日战争结束刚刚过去8个月，胜利的喜悦从人们的脸上尚未完全褪去，内战的硝烟又开始在东北、华北弥漫。今天的南京，虽然春光明媚，花团锦簇，但是，昨天还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交涉中原停战问题的周恩来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周恩来、邓颖超一行乘坐前来迎接他们的代表团先遣人员安排的汽车很快离开明故宫机场，驶入掩蔽在法国梧桐阴影下的中山路，向市区内急驰。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几度来过南京这座历史名城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周恩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延安之间，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及蒋介石本人会晤、商谈。1937年8月9日，周恩来又与朱德、叶剑英一道从西安乘飞机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淞沪战役开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红军遂即改编为国民政府八路军，后按战斗序列编为第十八集团军，辖三个师，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19日，朱德、周恩来飞返延安，留叶剑英在南京组建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周恩来原来准备和博古一起来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路过西安时接到毛泽东急电，转去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及指挥关系等重大事项。邓颖超第一次来南京时还是天津达仁女校一位19岁的女教师。那是1923年，她来南京参加蔡元培、陶行知主持召开的全国平民教育会议。次年7月，作为天津女社员代表，她又来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教育年会。1937年，她已是一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和妇女运动领导人，又与周恩来同到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今天，她以中共代表团成员和政协代表的身份，再一次来到金陵古城。
周恩来和邓颖超坐在第一辆轿车内，背依靠垫。时而透过车窗玻璃，看看外面向后闪去的街道、楼房和行人；时而微微闭起双目，陷入深思，两道浓眉不时轻轻耸动。
从明故宫机场到城区的主要街道，“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普天同庆……”大幅标语贴满了装饰一新的建筑。挨他而坐的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正在思考问题，深情地看着，没有说话。
周恩来本来打算5月2日离开重庆飞往南京的，可是，5月1日晚，他得知了国民党军队5月4日至5月9日将对中原解放区和中原军区发起全面进攻的情报，便当即去找还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三人军事小组”的代表徐永昌，同时致电已到南京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声明“如果进攻第五师即等于全国内战的开始”，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因此，行程推后了一天。“三人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小组”，成立于1945年9月。因解决国共双方重庆谈判中的军事问题而设立的三人小组，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的领导和指挥机关。最初确定由国民党政府代表林蔚、刘斐，中共代表叶剑英组成。小组成立后，因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实际未能开展活动。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协议后，中共方面改派周恩来、国民党政府改派张诚、张治中为小组代表，后决定仅派张治中为代表，马歇尔为主席。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调任新疆行辕任职后，由徐永昌继任。徐永昌1887年生，字次宸，山西崞县人（今原平）人，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
中原军区李先念部队的安危是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
中原军区位于武汉、九江以北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早在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陆续输送了不少党员干部和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参加武装斗争。中原军区的前身是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统一整编的新四军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该师组建后一直独立担负鄂豫皖地区抗战任务，积极发展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使中原解放区很快扩展到60余个县，并形成对日本侵略军战略要地武汉的包围。1942年，该师保留13个主力旅，其余部队整编为5个军分区。1944年10月，成立鄂豫皖湘赣军区，第5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
1945年10月，第5师野战部队与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安排，为粉碎国民党利用国共谈判之机，向华北、东北大举进攻的战略企图，中原军区按照中央的要求，一直顽强地在该地坚持斗争，6万多部队像钉子一样使国民党军动弹不得，牵制着国民党的大批部队。国民党陆续调集了10个整编师，约30万人，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重重包围了中原解放区，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在停战令颁布的3个月中，国民党军先后向中原军区发起了240多次进攻。如今，在国民党军的围攻蚕食下，中原解放区被缩小到只有罗山、光山、商城、经扶（今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区域，面积不及原来的1/10。中原军区在补给十分困难，缺衣少食严峻的情况下坚持斗争。
东北问题是停战谈判争论的又一焦点问题。
抗战胜利前，东北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救国。杨靖宇、赵一曼等抗日英雄的悲壮事迹，是人们耳闻熟详的抗日故事。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击溃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迅速收复了山海关、锦州、承德等地。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中共中央将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北撤的同时，从各解放区抽调了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的干部陆续进入东北，并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而国民党政府以“尚未接收主权”为名利用美国第七舰队将国民党精锐部队运抵东北，气势汹汹向解放区分路进攻。谈判桌上，国民党当局态度强硬，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马歇尔也提出由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的意见，周恩来当然不能同意。“三人会议”形成僵持状态。
态度表明了，要求提出了，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全面内战可能随时爆发。因此，盘绕在周恩来脑海中的中原问题和东北问题，特别是中原军区6万将士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攻击，甚至覆灭，太危险了！
汽车从中山路拐进汉府街，穿过国府路在梅园新村17号缓缓停下。周恩来打住思绪，意识到驻地到了。
在重庆，他就知道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住处是梅园新村17号、30号。为保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顺利开展，1945年底周恩来就从重庆派出人员前往上海和南京，加强文化宣传工作，落实代表团返回南京办公用房。4月，又派出龙飞虎、邱南章、刘恕、祝华等人等到南京、上海，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办公用房。经与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的反复交涉，国民党政府最后才拨付了梅园新村17号、30号两幢房子。代表团工作人员又用现金买下了上海、南京《新华日报》办事处的房屋。
在中共代表团迁南京后，为保持重庆开展公开工作的需要，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留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负责同国民党当局联系，领导《新华日报》的工作。4月22日，又正式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统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地下党的工作。为争取四川省委公开合法活动，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了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四川省委的成立，并介绍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新华日报》代社长傅钟与记者见面。
“这就是梅园新村，好美的名称！”周恩来走下汽车，使劲舒展了一下双臂，用目光打量着周围环境。苍劲挺拔的翠柏墨绿葱郁的葡萄藤蔓，在暮春的阳光里闪烁摇动。
负责打前站的龙飞虎、邱南章等迎上前去说：“这里的17号、30号都是我们的。”
周恩来点点头，敏锐的目光在旁边的楼房上扫来扫去。
“那幢两层的小楼是31号，”龙飞虎指着左手悄悄对周恩来说：“可能是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站，29号住的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军统局副局长陈焯，紧挨旁边还有中统军统联合指挥所、青年党办事处等国民党特务的据点。”
正说着，一名呆在墙角的鞋匠端着破茶杯走进了31号。“肯定也是特务，”龙飞虎说：“他天天都在这里。”
“这是可以想象的，整天和魔鬼打交道就不用担心了！”周恩来不屑一顾地说：“记者招待会安排在哪儿开，中外记者通知到了吗？”
“昨天接到电报，我们就通知了南京的各大报馆和外国记者联络处，地点准备设在17号的会议厅，只是简陋了一点。”邱南章答道。“走，先去看一看。”周恩来虽然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但他还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才放心。这毕竟是代表团到南京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梅园新村17号是一幢二层坐西朝东的占地约100多平米的小楼，为代表团驻地。楼下的顶间为代表团的小会议室，旁边为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办公室兼卧室，代表团新闻组和新华社南京分社的抄报室一字排开。楼上是外事组、军事组、党派组、妇女组的办公室和电讯室。邱南章介绍说，17号楼南边小二楼，原是一块空地，先遣人员到南京后估计代表团抵宁后住不开，雇人自建的。楼上做工作人员的宿舍，楼下做饭厅兼大会议室，也可以做代表团举行较大规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好，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周恩来仔细察看了南楼的建筑，在饭厅打量了一番赞许地说。
接着，龙飞虎、邱南章又陪周恩来来到梅园新村17号楼对面，马路西侧的30号：“您和邓大姐就住在这里，机要人员住在假二层。”
30楼与17号楼一样，都是灰墙、红瓦、尖顶、悬空木地板，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30号是一个富有江南特色的小庭院，一幢假二层平房面对着大门，紧挨着传达室旁边，有一个小车库。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正房的小套间内，卧室摆不下两张大床，只好放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外加一个床头柜和一个五斗橱，连走路的空间都很有限。外面一小间靠窗面对面放两张办公桌，一个小书架和一张长沙发。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小会议室。当周恩来和邓颖超坐下办公时他们的椅子恰好分别靠到东墙和西墙。房间一条窄窄的通道，不到1米宽。机要人员住的假二层就更狭窄了，20多平米的两个小间内要住6个人，既睡觉又办公。屋顶开了一个老虎窗，不仅不通风，而且为了保密还在窗上加了两层窗帘。
邱南章见周恩来皱起眉头四处打量，知道他在关心董必武和廖承志两对夫妇的住处，连忙解释说：“这里太窄，我们已经与隔壁35号房东交涉，准备顶下后安排给董老和承志夫妇住。手续大约这两天能办好。”
在重庆时周恩来就要求先遣人员给廖承志和董必武安排在朝阳、光照充足一点的房间办公住宿。
董老是代表团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创始人之一，年龄在代表团中最大，夫妇二人还带有3个孩子。
廖承志也是1928年入党的著名革命家，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挚友、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独子。1928年时曾被中共中央派往德国柏林，并任德国国际海员工会执行委员。1930年又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到荷兰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作，建立中国海员总工会西欧分会，先后领导了荷兰、德国中国海员的罢工斗争。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央党团书记。1933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抗战爆发后，随周恩来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工作，后又被派到香港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由于他长期在海外和国统区工作，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关入集中营，经多方营救方获得自由。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在他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时曾也被张国焘逮捕关押，并“开除党籍”。由于他参加革命至1946年的十几年里，颠沛流离，约1/3的日子在监狱里渡过，因而体质虚弱。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委副书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发言人。
“是呵，这里太拥挤了一点，35号能顶下来最好，”周恩来转过身来对廖承志说：“这几天你和普椿同志先克服一下困难吧。挤一点，睡的安稳。”说完这话，他先笑了起来。
“总比住集中营强多了！”廖承志笑着说。
当这一切检查安排妥当之后，周恩来才进到他的办公室，细细思考马上要办的几件事情。
晚上7时许，记者招待会在17号院南楼一层的会议厅举行。
国共双方的停战谈判，是全国各界乃至全世界所关注的大事，当然也是记者们追逐的新闻热点。听说刚到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有记者招待会，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不但很快就来了，而且到的格外多，把会议厅挤得满满当当。周恩来看了看，有的是熟人，有的则是第一次见面，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一一握手，表示热情欢迎。
“各位女士、记者先生们！”周恩来开门见山的说：我首先要告诉诸位的是，中原地区的我军，正在被政府军四面围困。包围我中原军区的11个军中，仅有1个军驻在较远的地方，即河南的西南部，其它的10个军都驻在中原军区的周围。这就是这个地区总的形势。
周恩来一面在地图上比划，一面解释说：政府军在这些地区频繁的集结、调动，例如，第72军集中2个师在麻城附近，第80军集中部队在河口附近，并已发生了一些冲突。这在美方代表的报告中，已得到证实。我们知道，驻守北边一点是政府军第72师第50师，这些部队也在集中。至于铁路沿线的其它地区，我们也发现有部队在集中，如第71军第6师正在向汉口调动。
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发现确有部队在调动、集中”，是因为停战协定明确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例外。”
周恩来又把他在重庆会晤三人会议国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将军，并致电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要求立即制止对停战协定的破坏，提议与徐将军、马歇尔将军前往宣化店监督停战的情况作了介绍。周恩来提高声音说：最近局势更有所恶化，到4月底为止，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政府军已决定发起攻击，时间是5月4日至9日之间。现在首先应立即停止中原内战，以免蔓延到全国！
有记者问：“东北战事如何？”
周恩来说：临来南京前，我曾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专门讲了东北停战谈判的情况和共产党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主张。他告诉记者：为东北内战问题，中共及第三方面的民主同盟，与马歇尔将军多日以来奔走商谈，曾作各种努力，但时至今日，此种努力仍未能达到目的，而东北内战仍在政府当局坚持非先拿下长春不能停战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实使人焦急万分。
围绕东北问题，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共的基本主张：第一，东北的政治，应当在和平的基础上，实行民主，地方政权应由国、共及东北民主人士共同参加，而绝不能一党独霸或包办；第二，外交上应求国际合作，既不能把东北造成反苏基地，也不应是排外的；第三，军事方面，必需实行整军复员，以维持东北治安，并减轻人民负担；第四，一切交通必须恢复；第五，发展经济，增加生产，以求国营、省营与民营的各种经济能共同发展。
“中共的这些目标能否实现？”
周恩来答道：我们提出的这些原则，东北民主人士都是赞成的。我们希望立即停止东北内战，实现这些原则。谈到大家关心的东北的前途，他说：一、大打下去。这不仅糜烂东北，而且极可能延及关内，变成全国性内战。这是人们绝对不许可的。二、立即停战。这是惟一好的前途，但绝不能拖下去。现在每天都有几千几万人的生命在丧失着。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
当晚的记者招待会，他本打算只讲中原问题的，可看到前来的记者不少没有参加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便把东北的问题也讲了。
最后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原形势紧急，内战一触即发。我们认为，在南京重开谈判之际，应首先停止中原内战，维护和执行1月停战协定，以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发展为全国内战。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还有一些记者围着周恩来问这问那。
夜色笼罩着梅园新村。
微凉的轻风吹过，送来野花的香味。
周恩来在房间里快速走了两圈，然后在窗前停住了脚步。由于厚厚窗帘的遮挡，他看不到外面的夜色，他想撩起窗帘，手刚刚伸出去又迅速收了回来。这里和重庆的红岩一样，也是一个险恶的地方，自己是“免从虎穴暂栖身”呀！
灯光照过来，剪影了他脸上不易察觉的笑容。刚才的记者招待会开得不错，他很满意。想到这里，周恩来转过身子，离开了窗前，走到写字台前。这是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面已摆好了笔砚和铜墨盒、信笺，还有一本分省地图。
周恩来想到，陆定一和章汉夫明天一早要到上海与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商谈《新华日报》在沪出版和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事宜。连忙铺好信笺，拿起毛笔，略为思考一会，便奋笔疾书起来。
国民党政府准备还都南京后，上海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地位越来越重要。早在1946年2月，周恩来就从重庆致函上海市长钱大钧，陈请《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上海出版事宜。由于国民党上海当局的阻挠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写好信函，周恩来又约来陆定一、章汉夫商量明天去上海的任务和斗争策略。
周恩来说：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方针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要在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揭穿他的阴谋，迫使他走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要利用他还不敢公开宣布全面内战的时机，抓紧和平、民主的宣传，揭穿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争取《新华日报》在上海公开出版，如果不行，可以先把《群众》杂志办起来，还可以以其它方式出版我们的刊物，同时争取在上海成立我们的办事处。
送走了陆定一、章汉夫，周恩来又给马歇尔写备忘录。
在备忘录里，周恩来首先强调指出，蒋介石拒绝中共关于对东北停战的各项建议是决心要扩大东北内战，接着列举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调动和中原地区挑起冲突的事实。随后指出，美国帮助蒋介石调兵对东北的严重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求美国立即停止这种行动。
写完之后，他又看了一遍，感觉到备忘录虽说明了国民党政府扩大东北内战的事实，婉转的“赞扬”了马歇尔在调处中的态度，但好像这封备忘录还欠些火候。他略一沉思，又提笔在末尾加上了一段话：“鉴于杜鲁门总统曾声明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将不影响中国的内争的过程，且美国曾签了字的莫斯科三国公告说，中国内争必须立即停止。我相信，你会愿意对这一建议做充分地考虑，以决定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实行上二项声明。”
他又重新看了一遍，交给悄悄走进来的副官何谦：“小鬼，辛苦了，快送给章文晋，让他立即翻译成英文，用电报发给马歇尔”。
以备忘录形式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发动内战阴谋，是周恩来运用外交手段于国共谈判的一个创造。虽然，备忘录不同于纪要、协定，但它可以不拘时间、地点，明确无误地阐述中共的主张、要求，借以明确谈判中的责任。在重庆时，周恩来就先后给美、蒋方发出多份备忘录，阐述我党“关于美国继续（帮助国民党）运兵到东北，将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有改变”的立场。
夜已经深了，邓颖超走进来说：“时间可是不早了，从离开重庆到现在，你还没歇过呢。”
“我们是在与国民党抢时间啊，”周恩来抬头看着妻子，歉意地笑笑，“刚起草了给马歇尔的备忘录，还得给中央发一封电报。”
“还要给延安发电？”邓颖超问。
周恩来说：“是的，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都接到不少反映苏北土地改革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的问题，建议中央在苏北的斗争方式应选择比较温和的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阶级。”
邓颖超问：“那信上说的准确吗？”
“来信的多是对我方有好感的第三方面人士！”
周恩来说的第三方面人士，指的是在重庆时随着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抗战后期崛起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一些民主人士、社会团体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也纷纷以第三方面自居。
当时，国民党军队打着“受降”、“接收主权”的旗号，正向苏北解放区进攻。在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常常以所谓的地方武装“还乡团”打头阵，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在土改中被斗跑的，对苏北的民主政权怀有刻骨仇恨。而解放区土改中也确实有过一些过火行为，影响到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周恩来觉得有必要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以消除一些朋友的思想疑虑，使他们增强对中共的信任，形成凝聚力，团结更多的朋友，共同对付敌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周恩来说：最近接到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来信者多与我方原有好感，故不能一律以斗争初期不可避免的判断答之。建议：在苏北之斗争方式择较温和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阶级。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明确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有所区别，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等政策。
邓颖超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那你就写吧，不过斗争还长着呢。正像你对那位记者说的，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一段路是会更艰巨更困难。”
周恩来知道邓颖超指的是重庆时他与记者的谈话，他头也未抬的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好了，不占用你的时间了。”邓颖超说着走了出去。
当这封电报稿写好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发出去了。”
“现在什么时间了？”周恩来问。
秘书说：“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