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儿几个在那里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儿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飞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儿要调研，上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峻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绒赞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少数未被人类征服的雪山之一，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一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儿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道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命名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四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待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儿的前女友。我戏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见她晒黑了，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羞赧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多年后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山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六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一点此地的民俗。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的明永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
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和边城，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在这里，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至今还坚持着活动。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奇怪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议论——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实在不当获得这样的“荣誉”。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身边的江湖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作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这几乎就是他最后的文字了，他真的就走失在这一片山谷里了……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用的都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印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在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曾经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也曾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之后，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她。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白，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绿，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它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汉地相比，明显具有现代诗歌的许多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
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财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暗怀的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儿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财鱼已经随便拿着一个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那一间房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费劲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人说那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这时，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客气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你，我放心了……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作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父，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做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作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入目。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百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的家人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父，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父，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着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儿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所香港富人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一百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我在那神父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20世纪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父，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来此地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密宗信仰后，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从各国招募志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例外，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两百多名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镇压。那么，西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一直未断，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带着一点儿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以及一些小礼品，开始敲开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拴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父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父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父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父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神父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一百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一千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父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父的私人厨师，据说他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父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生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稳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孤独的回忆里……
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
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
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那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
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儿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
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
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儿，恨不得借酒复仇。
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作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
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
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巅——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儿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
赵野后来有诗叹曰：
停电了，对面的山寨起初还有隐隐烛光酒再过三巡，澜沧江仿佛奔流在天上
月亮升上东山，一个年轻时才有的白夜几个老男人讲完了一生的轶事和笑话
关于政治，关于性我们永恒的激情墓园里的法国教士一定已被吵醒
百年前，他们就闯进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带着天主的福音和卢瓦河谷的葡萄
主人已先我们醉了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听到他梦中的祈祷
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
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祇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藏传佛教的领袖，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
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概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大家各说各的信仰，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
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外，从雪山流下来的河又流向天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他们在他们的神之庇佑下，欢乐而自足。
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他是相信末劫存在的。
遥想当日和易中天先生闲话，他说——所有的树木都将雕塑成灰。二十年过去，我回思这句话时，又深了一层领悟。我们在人世间播种浇水施肥，将幼苗培成大树，塑作雕梁，但一切何能逃过最后的火焰。
范稳留在茨中，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在德钦，财鱼马上就找来了一个武汉的男驴友，要继续西奔。马建中请告别宴，我们嫉妒地对那哥们儿感叹——唉，狼叼肉，最后喂了狗；一路就拜托了。大家又怪笑，我怕这几天玩笑过分，给财鱼敬酒说——垮掉的一代有句名言：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她笑答曰——阿拉晓得，阿拉18岁就跟那些诗人混，什么没见过。嗨，敢情有诗人这杯酒垫底，这世界还有什么酒可以惧怕的，我是瞎操心了。
回迪庆开夜车，却看见一匹狼在马路中间咬死一头羊，正在进餐。见我们车到，它不慌不忙地让开。我说下去把羊捡上来吧。那本地司机笑道——你还敢去和饿狼抢食啊？大家复笑。司机说，原来牧民有枪，现在政府把枪都收了，狼就到处横行，经常公然去抢牧民的牛羊，老百姓叫苦也没办法。想当年秦始皇聚天下之兵器，熔铸几个铜人，究竟还是二世而亡。也许在各人心中保存一座神山，远比没收几支刀枪有效。
香格里拉县即过去的中甸，是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在茶马古道时代，这是个往来客商必要一歇倦足的重镇，名唤建塘镇，划属本地的藏族土司独克宗辖制。这里确是在高原极少见到的平原，四围皆高山，中间一大片草甸，镇中有龟山，古城则傍山而建。城边半山上，还有已经颓废了的泥筑寨墙。
所谓古城，即基本完整地保留了100年前的藏式民居和老街。新城在旁边，机关和干部当然也就在旁边。几年前，古城都近乎一座空城；因都是泥墙木构，百年风雨已使它破败难居，房主们都搬到新城去了。
后来，在此地做志愿者的一些老外，看中了这些老屋，用极低的价钱租下来，外面完全不动，只在里面做些现代装修，住进去就格外舒服了。于是，许多游客也徘徊不去，开始在此赁屋而居并做起小买卖来。州府的官员悟出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保护古城，很快这里就像回到了茶马时代，一下子热闹起来。
现在，古城的老屋多已租出，房客既有联合国官员，也有台港人士，更多的则是来自各地的波波族们。这些藏式院落确实好，都是巨木建构再夹以土墙御寒，房顶是木块做瓦，院子里往往还有果树草地，价钱则便宜得惊人。
古城的中心谓之四方街，有个大院坝，每天黄昏，当地的百姓就在这里跳锅庄舞。音乐声中，看那些老人完全非表演的自娱自乐，舞步复杂漂亮，真是我每个薄暮的享受。许多游客也会跟着学，人群围出好几个圈——中间的空地，则永远是留给一个疯子老头在那里独舞。这样的画面往往让我沉醉，各族混杂，翩跹共舞，唯一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的音乐，在此刻穿过所有的心灵。
小城人很少，到了夜晚，就只有各个酒吧不同肤色的一些游客在闲坐，石板小街上还会有些牦牛来散步。一般来说，往镇外走十分钟，就到了乡下。夜里很静，偶有藏獒的吠声；无云的时候，天空则很低，星星大得像个卵形。
在香格里拉，你真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多数时候，总是阳光晃眼，但几乎每天都会突然飘来一阵急雨，有时还有板栗大的冰雹，打得木瓦乱响。但一转眼，又是满眼晴光。任何时候，只要在阴凉地，都要穿件外套。夜里盖着很厚的被子，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
一个古朴的小镇，完全像武侠小说中的某个背景地，埋藏着许多隐名高手。看着一个破败的墙垣，进去一问，原来却住的是卡特夫人——联合国派驻的官员。随便一个朋友邀你去喝下午茶，座中都可能遇见一批来历不菲的人物。看着像个村妞，一交换名片，原来竟是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
芳姐来自台湾，在上海开着很大的设计公司，她在这里买了两个院子，一间自住，一间做了工作室。她几乎调查了这里每栋房子的历史和变迁，还带来了一批海外朋友各买一栋，按她的话说——自己组建了一个社区。
活佛会请你去喝藏秘红葡萄酒，吃尼泊尔餐，年轻喇嘛可能下山来和女游客品咖啡打扑克。除开路上，我几乎没见过警察扰民，当然，也没见到过小姐拉客。据说，凡是驴友多的地方，大家都自给自足了，断了人家的生意。有天，我们一伙烂人在自己的客栈上游生活开诗歌朗诵会，州长也跑来喝酒致辞。政协主席是前土司的后人，过来交换著作，我先以为就像我们内地那些爱文艺的宣传部长的东东，结果打开一看，把我们哥儿几个狂人全部镇服。我实在喜欢这些藏人，海阔天空，却一点儿也不装牛。
藏学所老所长是个掉队的红军的儿子，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会藏族的打情卦——全座的人背着他拿个自己的小物品，比如耳环手表之类，然后一一交给他，他用手握一会儿，就会用藏语唱首歌，再翻译给大家听。歌词的意思就会暗示出物主的爱情命运，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服气。
贺龙的红军曾经从我的故乡湘鄂西出发，经过这里小驻，开了个中甸会议，然后才打到陕北。我看了下地图，不得不感叹——他们真能走，比现在这些背包客强多了。要我从这里再走回故乡，发几个女驴友陪起，估计老夫也不行。
香格里拉是英语文学为遥远东方贡献的一个名字，但也是洛克博士的游记为我们打开的一片净土。我无须去考证她的本来隶属，但她就在滇西北，这点无可置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香格里拉，按广告词所说——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她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许多年前，这里的原住民大概主要是藏族和纳西族，部分彝族、傈僳族、白族和独龙族则散居在山间水畔。后来普米人从北方随军南征有功，也在此留下，完整地保存和繁衍出一个民族。这里的回族人也很多，他们则多是左宗棠平西时辗转逃难而来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按张承志的说法，这是最难忘记仇恨的一支人。但他们却在这块土地上，终于埋下斧头，化剑为犁，成为其他民族的睦邻兄弟。
一百多年前，上帝也派使徒来眷顾这块土地，并且也在这些宽厚慈悲且木讷的牧民农人中，传下了他们的福音。虽然时至今日，这里仍旧过着一种古朴而简单的生活，挤奶，打茶，饮酒和歌舞，依然是快乐的源泉，但多数过客，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临别踟蹰的怅然。甚至许多人，宁把他乡当故乡，视此为终老埋骨的梦乡。
我们为这里找到了一个主题词——和谐，虽然该词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暗算的世界，这里，还基本当得起我们对该词的正确理解。
我不知道我对这里的潦草描述，是否真正抵达了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知道我的短暂驻足，是否能够做到倦鸟歇翅落地生根。我们客栈的大门正对着白鸡山，山腰是墓园，山顶是白鸡寺。某日，我和赵野爬上了黄昏的墓地，我们坐在碑碣间突然谈起了死亡。
我忽然想起《西藏生死书》所要完成的普世劝慰，不过是一种死亡教育。死亡，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厄运，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所谓生活、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昨天枕上的落发，今日胃里的溃疡，都是我们刚刚死去的局部。但悲哀的是，我们却总要拿这仅余的残肢，去祈求博取永恒和不朽。
我们在暮云璧合时下山，我们听到了黄昏的歌声，看见了华灯初现般的星空。仿佛正是这些永远的风景，带我们走到了香格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