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张扬和马艳琳从认识起就没有喊过我的名字，只喊我黑妹。
“黑妹，你晚上哪里都不要去，出门就隐于夜色了。”
“黑妹，你快别上学了，给电视台打个电话，直接去做牙膏代言吧。”
马艳琳是个回族姑娘，脸上带着两坨高原红。嗓门大大的，说着一口标准地道的青海话。她最常挂在嘴边的是：“尕娃，你可别逼姐……”整天一副大姐大谁也不能招惹的样子。而张扬是个囊棒，电视台是我家开的吗，让我去做代言？
总之我对我有这俩小伙伴时常感觉有些丢脸。马艳琳在上学去的4路公交车上揍过两次人。每次还都跟人家说：“你也是五中的吧，别让我看见你！”张扬每每考倒数，白榜上的大名儿格外刺眼。
为了这事儿，我妈也特意找我谈过，让我终结我们之间的友谊，转而去和我住同一个小区的优等生向波同学建立美好关系。
向波和我总一起坐32路公交车上学，偶尔我们会聊几句。后来他也开始喊我：“黑妹，你看没看过《速度与激情》？”
我耳朵里塞着耳机，不想理他。
“真的很酷啊……”
我依然不理他。五分钟后，他递过来两张电影票，“我请你看吧。”
“好啊。”我抓起两张票，塞进了书包里。结果我也没看成，马艳琳直接抢走去和她小对象看了。马艳琳爱上了她的男网友。
而我，那时刚刚知道什么叫摇滚，和张扬一起听Nirvana、Queen、The Cranberries。我的全部身心都被摇滚所震撼。一到周末就和张扬一起去淘打口碟。因为穷，所以我们不敢买一样的，总是交换听。我们拿着淘来的碟站在天桥上，一人一个耳机，一边听一边看车流。那时西宁的车并不多，偶尔还能看到骑马上路的藏民，还有僧人。风吹得人脸上刺剌剌的，而车道两旁开满丁香。我和张扬在音乐中越靠越近，感觉某种爱情的温度渐渐升腾。
马艳琳知道我和张扬谈对象后，大喊一声：“妈妈呀！”
她总是一惊一乍的。和她在一起的闺蜜时光，耳朵总是被震撼。我们挤出各自约会的时间，一起去淘小饰品。她非要买一对很长的流苏耳环，说戴上显得脖子长，还在我脸上比对比对。
我们的品位总是南辕北辙。比如她那个男网友，是个自称北京人的燕郊人。那时我、张扬和马艳琳，我们都把北京当成青春逃亡最完美的站点。北京是那样神秘又美丽，像一个裹着纱巾的倾城佳人，让我们神往。但她的那个小对象，实在不成。人又矮又瘦，就是个拉猴子。
马艳琳也实在瞧不上张扬，说张扬那囊棒样，打架不行，学习不行，啥啥不行，还胖。
张扬的胖，在我看来就是婴儿肥，摸上去挺舒服。他的手第一次握着我的时，软绵绵的，很温暖。那时我们俩约会通常去酒吧。他认识了一群玩乐队的朋友，我们一起喝摔酒，二锅头兑上雪碧，使劲一摔，好多泡沫，基本一杯就倒。也许是我天生神力，喝完还能不摇晃不脸红地回家，躲过我妈的眼睛。
张扬说，那不是我脸不红，而我脸太黑看不到红。
张扬总是嘴损，在嘲笑我这上面。我也不生气，谁少女时期会生初恋的气？但他对我也很好。那年新开的兰姆汉堡店，贵得咂舌。他攒了俩月的零花钱，带我去吃了一次。我们拿着刀叉郑重的样子，就差没有沐浴更衣焚香，对着一盘国际范的肉夹馍跪拜了。
张扬是典型的西北人，好面子得不行。我们在一起，基本我没花过钱。我一掏钱包，他就瞪眼。还记得我后来终于看了《速度与激情》，在西门口电影院，张扬请我看的。也记得在放映厅阴暗的角落里，我们那个潮湿毫无章法的初吻，还有手心沁出的汗，微微抖的腿，木座椅很硌人。
我和马艳琳一起讨论过关于接吻这件事的感觉。我觉得像吃着酿皮配炕洋芋那种味道。而马艳琳觉得像烤羊肉配了二节。我们争吵了一会儿，后来发现，接吻之前，我吃了酿皮和炕洋芋，马艳琳吃了烤羊肉和二节，就这么简单。
2003年，我考上武汉的一所二本学校，而张扬可想而知地只能读私立大学，他选择了北京的一所。马艳琳去了兰州，向波考上了清华。
分开前，我和张扬一起坐公交去了塔尔寺。一路上晃晃荡荡的张扬都抓着我的手。他瘦了一些，手心微微沁出了汗。好几次，我都没能控制自己掉下眼泪。我靠在他的背上，眼泪浸湿了他印着柯本头像的T恤。对于这即将到来的分离，我几乎无法承受。像是害了相思病那样，我食不知味，夜不能寝。体重下降，身材从强壮变得婉约。
我宁愿不读大学，只要能和张扬在一起。
在塔尔寺，转经筒和酥油花的注视下，在菩提树前，在红的黄的白的各种庄严肃穆神迹之间，我们双手合十，对未来的爱情虔诚祈祷，誓死不渝。
我的十八岁，是如此笃信我们的爱情，一路走到白头，现在想想这到底是纯情还是愚蠢？
到武汉之后，我才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蚊子这种东西。我被叮过的皮肤几个月都不会消肿。而没有了高原的日晒之后，我的脸竟然慢慢地脱了黑，新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曾经被叫黑妹。
我每天和张扬打电话，电话卡摆满了一个抽屉。也许爱情也会水土不服，隔着电话线，我们的对话越来越短，话题越来越少。他中摇滚的毒太深，总是愤怒，科特·柯本的自杀，似乎给了他启示，对他来说，死亡似乎是这个喧嚣世界里保持纯净和高贵的唯一方式。我开解他，他坚持愤怒。他说脏话越来越严重，我们开始吵架。不断争吵，又不断和好。有几次，我被气得大哭。
他来武汉看过我一次，我去了两次北京。圣诞节礼物，我送了他一把吉普森的电吉他。他为我弹了一首曲子。
那是一首很简单的《爱情之爱情》，用一种很粗犷的方式演奏出来。我拿着电话，一边听一边泣不成声。我想，我们如此相爱，一定会永远在一起。
可是后来，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
传言他又找了个小对象，伙同几个人一起组了个乐队。他弹吉他，小妞弹贝司。写一些很愤怒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歌。
我在电话里质问他，他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办，你又不在我身边。”
我只恨自己在武汉，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该多好，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在一起。
马艳琳也打电话给我：“早就说你了，不在一个地方，还谈什么恋爱？”
我哭着说：“我忘不掉。”
我忘不掉在柴达木公园，那个少年为我下水捉一条锦鲤。我忘不掉在南滩古城墙，那个男生把脸贴在我的掌心。我忘不掉那个七月，忽然下起冰雹时，初为恋人的他把我的头抱在怀里。
越是忘不掉越是愤恨，他怎么可以用着我送的礼物，去和别的女孩子和音？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那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是想死吗，上帝会成全你。”
我的大学是稀里糊涂地过完的，也一直没有恋爱。毕业后我也去了北京，每当有欣喜或困惑时，有成就感或失落感时，我都会想起张扬来。而我每当走在路上，内心里便全是“也许会逢着他”的忐忑。
但我，再也没有逢到过他。
一语成谶这话，总有由来。马艳琳说张扬不会打架，而我说上帝会成全张扬的愤怒。《圣经》上说，人的口带着权柄。
2009年的7月，张扬死了。那天刚好是他的二十六岁生日。他在北京的一家酒吧庆生，因为西北人骨子里的太过豪迈，惹了旁人的不满。争执起来动了手，他被捅了刀子。
马艳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在北京，我正在为一个新工作准备面试。接完那个电话，我在人群中感觉到天旋地转，几乎是四脚朝天地倒了下去。
那一年，向波也在北京。我们一起去了医院，陪同张扬的父母把他的骨灰送回了家。二十二个小时的火车旅程，我一直发抖，一分钟也无法入眠。后来我打了一个盹儿，醒来时发现我的手被向波握住。
张扬的葬礼后，我们在西宁停留了几日。
那时，环青海湖自行车赛正在火热筹备，向波约我一起环青海湖骑自行车。我们在蓝天白云下，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和湛蓝的湖水间，感觉风吹向自己，活着的尴尬还有美好。
我骑在前面，向波骑在后面。他大声地喊我：“黑妹，你知道我一直喜欢你吗？”
“我知道。”我大声地回答。
我不讨厌向波，我也许会爱上他。我也许可以爱很多次，但爱情的酒只有一杯。十八岁那年，我和一个胖胖的少年共饮过了。爱是具体琐碎，爱情是古怪抽象。像水痘，发过一次，便再不会犯。
后来我和向波一起回了北京，我们住在了一起。我还是会梦见张扬，梦见他还是少年时期的样子。但我们共有的那些点滴，不再频繁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春到深处不见春，我也渐渐习惯了没有他的日子。
2013年，保罗·沃克去世。和张扬分手后，我再也没有追过《速度与激情》，但这个新闻让我在震惊后怅惘了很久。回忆如水袭来，无法阻逆。缺席了很久的眼泪似乎在和我一起祭奠无常。
但向波说，可以陪我一起重温经典，重温那些我们彼此缺席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