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鄢烈山，我是未见其人先睹其文，因为他的文字而记住了这个人。这样的事其实对我很难，因为我的习惯是，即使文字很好，也未见得会记住作者的名字，但鄢烈山是例外。原因是我对他这个姓特有感觉，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也姓鄢，我这个白字大王，一上来就叫蔫，人家也认账，大家从此老蔫长老蔫短，生把“鄢”篡改成了“蔫”。说实在的，我那位同学，性子的确蔫，但人很好，仗义。念白字的人有韧性，此番看到鄢烈山这个名字，还是忍不住想把“鄢”叫成“蔫”。
真的见到鄢烈山，发现此人还真的就是有点蔫。那是2005年，笑蜀这个媒体流窜犯，流窜到了广州，被《南方周末》收留。我在香港访学，闷得慌，出来广州散心，主要是想好好吃上几顿，事先通知笑蜀，请他安排。到了广州，发现笑蜀背后站立一人，人瘦眼大，硬棍似的，笑蜀介绍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鄢烈山。我特俗地说了几句久仰之类的话，然后一起去吃饭。饭桌上一堆媒体人，像唱戏一样，老鄢却蔫着，特想跟他多说点什么，但一时间找不到话题。老鄢则不问，基本不言语，只是十分注意地听我们说，眼睛好像目不转睛，看着他，我的眼睛里直冒一个字：蔫。
那天单是谁买的，我已经忘记了，但看起来不很热情的鄢烈山，将我后面的事全安排好了，吃和住（当时根本没打算玩），笑蜀这厮，躲了个干净，就这样，跟鄢烈山算认识了。
后来交往多了起来，我去广州机会多，几乎每次都能见到他。无论在饭桌上混侃，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演讲，他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开始的时候，听得我心里每每发毛，我知道自己这一桶底儿的水有多深，更知道老鄢的水平有多高，没听他讲过，但总看过他的文字，六个字：干净，犀利，有劲。不是把人生看得很透，书读得很多，同时很坚持自己信念的人，无论如何办不来。有一年他的杂文获茅盾文学奖，我真的因此而高看了这个奖，感觉文学圈儿的人不都是吃干饭或者吃软饭的了。再后来，好容易他来了一趟北京，电招我去见他，去了之后，才发现，饭局已经有人安排好了，我就跟着吃就行了，总算，到了我的地盘上，他的话多了一点，也有笑意了，不过，跟周围人比起来，还是蔫。
以我这种笔法，写老鄢很难，这老先生就像唱戏里的老生，绝对正派的老生，挑大梁那种，看了叫好没问题，做粉丝也不亏待自己，但想寻个错，调侃几句，还真就难。老鄢对人，乍一看一点都不热情，但帮人却帮得很到位，喜欢谁，也决不挂在嘴上，害得我攒了一肚子的赞美话，一个字都不敢跟他说，一张嘴，自己就觉得俗。自打我跟顶头上司闹翻，祸闯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每个月都有好些人把他们的冤屈想办法告诉我，有些实在不像话，而且感觉不像是假的事，我就转给老鄢，每次能帮，老鄢都会帮的，找个记者下去访一访。其实我也知道，即便身在像《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能做的事，也非常有限。每次转给他，心里都觉得不安，但老鄢从来没有半句埋怨的话。我呢，也不好意思说两句感谢的话，还是那个感觉，一说便俗。
这两年，在媒体圈子里混多了，朋友逐渐多了起来，凡是我的朋友，都是老鄢的朋友，高度重叠。没办法，味都是那个味，闻着就往一起凑。唯一的差距是，老鄢的人缘比我好，他的圈子比我大，大多了。基本上是我跟着沾光，很多70后80后，只要听说我跟老鄢是哥们，二话不说，也算我是哥们了。
这么乐于帮人的人，也有挨骂的时候，骂他的人，过去都是他帮过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还真就是有人喜欢堆个道德的天王山，自己站在山顶上喷道德的吐沫星子，在体制内吃饭，得一个奖，都可以成为十恶不赦的理由，老鄢不幸成了靶子，提了一句“公民写作”，好像就犯了天条，比希特勒还坏。有时候我真担心，如果这些人一旦有了权，世界将会怎样？最不幸的是，老鄢肚里委屈，却一句话也不想分辨——他不想让另外一些人看笑话。
就这样，老鄢还得蔫下去，蔫蔫地帮人，蔫蔫地写文章，然而文章却不蔫，只要问世，就有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