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署课程发展处总监梁一鸣出席中文科课程研讨会说，小一至中五九八年推出的普通话课程会成为核心课程，到公元两千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变成独立科目。他认为语文是交际、交流的工具，但同时也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梁一鸣因此希望学生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能同时认识祖国的文化；相关科目委员会将来会决定课程内容要不要介绍内地民生和各地区的文化特色。《大公报》报道这则消息的标题说，普通话成为核心课程“有助提高对中国文化认识及品德培养”。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为《明报月刊》组织了一个“中国情怀”的专页，请了好几位文人学者写文章。余英时先生当时就写了一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文章谈他的中国情怀。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余先生的《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一书中作为附录。余先生在自序中说，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这四个字之所以成为书名的一部分，是因为全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如果不是他的“中国情怀”在作祟，就不会写出这部书了。余先生说，“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託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
课程发展处设计普通话新课程希望学生可以从中认识祖国的文化，用意当然也在於唤起学生的“中国情怀”。梁一鸣说得对，语文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这里的语文是指语言文字，包括用方言发音的语言和用方言写出的文字。香港既有的中、小学中文课程，当然也已经照顾到这个层面而且也发挥了这个层面上的功能，不必等到九八年普通话新课程推出才会提高香港学生的中国文化认识和品德。易言之，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有中国情怀，也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能培养出品德。
我常常提醒自己要从文化的层次去探讨语文的问题，不要过分拘泥於语法的欧化或者方言化，除非“欧化”到不通或者“方言”到难懂。“我中国一次也没去过”当然错了；“如果你不介意，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那本书是在哪里买的？”这当然是外国话的结构，但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中文。现代中国男女在皇后大道上碰面互相搂抱一下亲一亲脸，也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举止。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