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晨选择圣三一堂，一方面是这座教堂够庞大气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交通方便，现在华东虽然全部占据了上海地区，但主要活动还是在原来华东的上海新区和租界地区。
上海新区是华东在上海地区的核心，现在仍然是华东的上海市所在地，虽然华东在上海新区的经营时间并不长，只有4年多，但已初成气像，由其是道路的建设，基本将城市规划的大面貌体现出来，
原租界地区本来就是上海地区基础建设最好、最完善的地区，虽然道路的建设离华东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主要是要走汽车还有所不足，但也免强可用。上海新区和原租界地区原本相接，华东收回到租界之后，立刻就将界墙拆除，修通道路，使上海新区和原租界地区彻底连成了一片，畅通无阻。并对原租界地区的道路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汽车可以从上海新区直通到圣三一堂。
而对于原来的上海老城区，也就是上海县城及周边地区，华东采取的是维持现状的措施，并没有对上海老城区进行改造，因为老城区的房屋成旧，道路狭窄，房屋拥挤，人口众多，如果要现在改造，必然是要花费一番大功夫，远不如开避新地建设划算。等新开发地区建成之后，再逐步将老城区的人口逐步迁移出去，将老城区逐步的腾空，然后再对上海老城区进行改造。
当然对上海老城区进行改造，李松晨也做出了初步的规化，并不打算将老城区全部推倒重来，而是尽可能的将老城区的这些老式建筑都保留下来，以后做为上海的人文景观。这一点元老们都是深有体会的，在穿越之前，如果那个城市还保留着一片完整的古建筑群，绝对是城市最出名的一张名片。虽然李松晨不可能在上海市长的位置上一直坐到这些老建筑发挥作用的时侯，但可以为后任留下一笔保贵的遗产。
车队来到教堂门口时，圣三一堂的人员都早已经接到了通知，在神父的带领下，己在教堂门口迎接德国使团一行人的到来。等海因里希亲王和亲王夫人下车之后，立刻迎候上来，道：“欢迎亲王阁下，王妃夫人。”
海因里希亲王看了看神父，见他40岁左右的年纪，虽然是一身教士的黑袍，但黑发黑眼，黄色皮肤，虽然说的是英语，但明显带有亚洲口声，显然是一个中国人。
虽然海因里希亲王有些意外，尽管这时教会已经在中国立足，并且也吸引了一批虔诚的中国教徒，但教堂的主导者，基本都还是外国人，而由中国教徒担任教堂的神父，海因里希亲王也是第一次见到，当然海因里希亲王这一年多以来，基本都是在青岛活动，偶尔也去济南、登州转转，到上海来还是第一次，并不知道这里的规据。不过这是在华东，而自己一行人来教堂是做礼拜的，也没有多说什么，客气了几句之后，带着众人一起进入教堂。
不过这位中国神父的业务显然非常熟练，无论是语言还是手势、神态都非常到位，显然是久经练习的专业人士，不是临时拉来凑数的。因此德国人也就忘记了中国神父的种族，会身心的投入到礼拜中去。
其实华东在山东、天津等地区时，对欧洲教会还比较宽容，不仅允许教会在华东中继续存在下去，依旧可传教，发展教徒，而且还有一部份元老经常往教堂跑，参加礼拜、弥撒等活动，甚致接受洗礼，还有几名元老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当然华东这样做，并不等于对教会放任不管，只是由于在这个时代，教会的问题非常复杂，绝不仅仅只是在宗教范围，而是牵扯到政治、社会等方面，而且欧洲教会现在己在中国发展了数百万教徒，包括一部份有社会身份、地位的中国人，并和各国的官员、商人有广泛的联系，稍有不当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事件，庚孑国变就是由教会问题引起的，因此也不能简单粗暴的取缔了事。
华东允许教会存在，并行事宗教活动的同时，对教会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教会，主要的管理思路就是将教会的活动限制在宗教的范围内，绝不允许教会涉及到政治活动，但凡发现有教会或教士从事政治活动，将会受到严惩，华东是毫不留情的。不过受到惩处的是教士个人，而不会关闭教堂，即使是将一个教堂里全部教士都一锅端了，也会再换一批人来主持，礼拜、弥撒什么的活动都照常进行，这样其他教徒仍然可以在教堂里进行活动，对换不换人并不在意。
其次就是取消了传教士、教徒的特权，由于教会是来自欧洲，因此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多少都会借用一些外国的力量，享有一定的特权，并对教徒也多有维护，其中有些性质恶劣的传教士甚致公然庇护作恶的教徒，而中国的教徒中有相当一部份也是冲着教会的这些特权入教，借教会的势力违非做歹。但在华东的管辖范围内，教会、传教士、教徒都不会在有一点特权，和其他宗教完全一样，再想借教会的势力胡作非为已是不可能了。
华东还有一招就是控制教会的财政大权。尽管教会是宗教机构，但也不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教堂需要打理、维修，教士们也要吃饭，还要定期举行礼拜、弥撒等活动，这些都是要钱的。而教会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信教者的捐赠，一是其他产业收入，如地产、田产，有的教会还兼办学校，收取学费，还有出售一些宗教物品等。
但华东将教会的其他收入全部禁止，除教堂之外，将其他的房产、地产之类全部没收，宗教机构要那么多产业做什么；而教士的生活费、教堂的日常维护费用都由支付；并禁止教会兼办学校，传教士可以兼任老师，但必须是在专业的学校里去任教。
而对教会的捐赠收入，华东当然是无法禁止，但华东要求教会将捐赠、开支全部记帐，并指定专人负责，定期上报，同时教会组织活动也必须申报，这样了解、控制了教会的财政大权和组织活动，也就可以将教会牢牢控制住了。
最后一点是，华东只承认现有的主持教堂的外国传教士，而对新来的主持者一概不认可，即使有上层教会的委任也没有用，因此一但现有的主持神父死亡、调任或是因犯罪被捕，华东就会自行任命新的主持神父，当然都是中国的教徒。虽然中国教徒中也不乏有真正的虔诚信教者，但毕竞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人还是会站在自己的祖国一方，何况现在是华东当家，外国人在这里早己不能高人一等了，媚外者自然也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新任的中国主持神父基本都能和华东保持一致。
而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逐步用中国人来取代外国教士对教会的控制，让教会重新回归宗教层面上，而且还能使华东治下的教会彻底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最终是自成一系，并和华东保持一教。虽然这样的教会得不到国外教会总部的承认，但一般的教徒并不会在意这些事情。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对宗教也都相当的包容，甚致有很广泛的信仰多种宗教的基础，只要不受到外来势力的控制，就不会出什么大事。
华东收回上海租界之后，将这一套对教会的管理制度完全移植到上海。而且华东收回上海租界时，正直与英法两国宣战，因此租界的英法两国人都被限制自由，包括全部英法籍的传教士，因此有相当一部教堂失去了主持者。而华东有了在天津、青岛等地对教会的管理经验和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教徒，于是在华东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之后，立刻从天津、抽调了一批教徒来上海，有的接管了教堂，有的则在其他教堂担主管财务的执事，而普通教众见教堂依旧开业，神父教士人员也都齐备，也就不在意主持换了人，当然在这其中也有少数人借机闹事，但华东对这样的人绝不手软，很快就被打压下去，于是上海的教会也就很快稳定下来。
圣三一堂原来的主持神父原来是英国人，在华东收回上海租界时，他和其他英国人一样，被限制了自由，于是华东指定一名来自天津的中国教士担任圣三一堂的主持神父。
这位中国教士叫黄翰文，原来是教会收养的一名孤儿，已经入教20余年，不仅对教会的一应事务都十分精熟，而且还学会了不少现代知识，并精通英法两国的语言，不过此人虽然入教20余年，但由于他入教时已有16岁，并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教育，因此在教会学习知识之余，还坚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思想中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对华东也十分支持，认为只有华东才是中国的希望，当然也很受华东的看重，于是这次也对他委重任。
而在华东和英国的谈判结束之后，原来主持圣三一堂英国神父恢复了自由，但主持位置却没有还给他，只能回圣三一堂当一名执事。当然不仅是他，其他的英法籍主持神父也都一样失去了主持教堂的位置。
虽然有些传教士对此不满，但这时上海已是华东说了算，当然没有地方去讲理，而在台湾海峡海战结束之后，远征军彻底失败，传教士们也彻底死了心，有一部份传教士只能屈从事实，安心的当一名执事；而有的却自觉无面，索性就放弃了教堂，转投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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