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麟春北上的进行中还是出了点问题，原因就在于当初日俄战争后签署的《朴茨茅斯协议》。在这个协议里，日俄两国达成瓜分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俄国控制北满铁路，日本控制南满铁路。双方并相约，不准第三方使用这两条铁路进行威胁日俄两事相关的动作。
日本满洲铁路公司及著名的“满铁”守备队就据此拒绝奉军使用此铁路进行剿匪事宜----笑话，是日本人挑起的匪乱，还能给你提供交通工具让你轻松把部队投入战斗？
张作霖很生气，日本人先是对先人身下黑手，现在又直接干涉他对于局势的控制，使他前后的愤怒累加。他当面告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剿匪是中国东北自己的事务，并不是针对第三国，除非日本认为这支叛匪是跟日本相关的。”
吉田茂：“这支在洮南的军队当然与日本国无关。”
张作霖大怒：“你们一边大喊着与我亲善，一边又指使匪军乱我民政。你要是对俺老张不满意，俺老张也不玩了，你爱找谁谁去。”
涉及老张的愤怒，吉田茂当然不敢承认，但他说：“关东总督的意见是不能确定将军的部队是否对关东军具有攻击性，因此拒绝贵军武装通过，《朴茨茅斯条约》的精神不能违背。”
妈了个巴子的，什么条约精神？小日本还懂得尊重条约了？不过是拿这个当借口，为了扶持他的走狗们，硬是让你兜圈子而已。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东北辽阔的大地上进行剿匪将是件费时费力的事儿，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日本人的蛮横，让老张也无可奈何。
张汉卿也很愤怒，这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直面日本人的强悍与霸道，可是形势比人强，人家就是以武力作为强硬的后盾，你不服气又能怎么样呢？不过他还是相当客气地提出了一个几近掩耳盗铃的主意，这是吉田茂的话头给他的提示：“吉田茂先生，既然你认为我们剿匪部队不能武装通过，学良有个建议，我们可以让卫队旅的官兵净装上车，武器装备可以集中存放于另一车厢，也可以由日本护路兵看管，不知这样能否变通？”
吉田茂也不想因此而破坏日本政|府要扶持张作霖的指示，见张汉卿对日让步，也就各退一步，颔首说：“少帅的意见，我将向关东总督交涉，尽快予以答复。”
在焦急忧虑中等待，一等就是一天。直到第二天下午，吉田茂才回复：“本着双方友好的心态，大日本关东总督基本同意少帅提出的建议。此次行动，关东总督特别指示满铁守备队，运送贵军士兵与装备的每节车厢将由我方士兵武装守护，当然贵军也可以安排人员看守存放装备的车厢。”
本以为谈判告一段落，但是当第二天张作霖与张汉卿一行来奉天车站为韩麟春的部队送行时，却几乎气炸了肚子。
韩麟春的部队共计划使用两列火车。看着布列整齐的卫队旅士兵逐个放下手中的枪，在日本兵的“押送”下列队进入各自的车厢，虽然各营连有条不紊地，显示了良好的战斗素养，但以张汉卿、郭松龄、王以哲为首的卫队旅送别高官和韩麟春诸人还是充满着屈辱。
是的，屈辱！这批受过有意识的反日教育的军人们在心里不共戴天的敌人面前放下枪，像战俘一样被荷枪实弹的对手看管，对于一直接受爱国教育的卫队旅官兵来说就是莫大的耻辱！可是为了剿匪，为了兵贵神速，他们要不得不接受这种耻辱！
军人们在屈辱下那一张张涨红的面庞，和日军士兵得意的笑，让张汉卿忽然有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是的，冲动！
他忽然跨近正在登车的车厢，大喊一声：“全体都有，立即停止登车，紧急集合！”
张汉卿的命令被迅速的执行，韩麟春、郭松龄、王以哲等卫队旅高层也肃立在队伍的前头。张汉卿迎向无数官兵，激动地说：“兄弟们，为了尽快地消灭叛匪、给辽西人们一个安定的生活，在昨天，我作为此次剿匪前线最高指挥官，接受了满铁公司提出的军人与武器分离的条件来让你们登车。现在，我发现，我错了！
我看到，我们的尊严被践踏，我们因为想省脚力而低下高贵的头！作为军人，我不能同意！如果我知道今天是这样的情况，我不会答应这个条件！
现在我决定，我们卫队旅二团用两只脚去完成我们的任务。你们答应吗？！”
“答应！”无数声音咆哮着，其中就有韩麟春的高呼，有些激动的士兵已经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什么时候曾经这样对全副武装的日本人这样自豪地喊过话？也只有少帅，才能当着日本人的面找回久违的脸面！官兵们在他们各自长官的带领下，重新拿起武器，背在肩上。各部队排成一字纵队，对旁边冒着蒸汽的铁家伙看也不看一眼，走向远方，汇成滚滚洪流。
每个经过张汉卿身边的官兵都默默又庄重地行了个军礼。从他们坚毅的目光中，张汉卿感觉到，古老的中国在苏醒！中国是有希望的！
他紧紧握着韩麟春的手说：“把屈辱化作力量，狠狠地打击那些为虎作伥的叛匪！非如此无以释放我们的愤怒！我张汉卿发誓，今天的耻辱，将来要化百倍千倍来偿还！”
韩麟春郑重地点头，千言万语化作一个字：“是！”也就是从这时起，韩麟春对张汉卿从惊讶、佩服、欣赏到追随，终身不渝。
也就是从这时起，郭松龄不但从欣赏张汉卿的学识，到欣赏张汉卿的毅力，再到欣赏张汉卿的人品。这位老同盟会员，从这一刻起深深感受到张汉卿对于民族尊严的维护，以及对于国家的爱。
也就是从这时起，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吉田茂先生产生了深入研究少帅的念头。正如他在后来所著的《帝国黄花在东北凋谢》所述：“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即崭露出不甘为人下的锋芒和领袖的气质，他总是用他的精神鼓舞官兵，他有着不服输的意志，他对于日本从骨子里的仇视无形地感染着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们，帝国对他的认识太晚了，终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