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中卫改编、1922年改编、1924年改编，三次改编让人民军进入到正规化的步列中来。
中国正史上特别是北伐胜利之后的若干次改编，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蒋系国民军加固自己、消除异己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地为增加军队战斗力而努力。
历史上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派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共编成178个师（其中包括共党|领导的八路军的3个师）。总的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相当于侵华日军的三倍，某些武器的单项性能也不差。
不过占全军总数三分之一的国民党中央系军队虽有较多火炮，枪械也最精良，其步炮协同却很差，地面部队与空军更没有战术配合。而中国多数的杂牌军则得不到多少重武器，主要靠步兵武器作战。
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的一贯作风，又是利用内战外战消灭异己，作战时故意把杂牌军摆在危险地段，对其损失也很少给以补充。
这些杂牌军也都尽量避战而自保，一些无良的将领见形势不妙还投降当了伪军。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成建制投降日军而被编成伪军的军队总数有60余万，其中有将级军官58人（共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却无一连、一营成建制投降者）。
中国抗战时出现这种可耻的“降官如毛”、“降兵如潮”的“汉奸”现象，是回顾抗战史的人所不能回避的，分析其原因也无法单纯以武器因素来解释。
张汉卿骨子里并没有所谓中央军、地方军之嫌，如果有，那也是在正式统一之前。现在，所有的军队都统一在中央军委的控制下，所以消除正统与非正统之见，老奉系与老晋系、滇系、桂系、黔系、川系、冯系、直系、皖系甚至是老人民军系之间的差距是他特别加以注意的。
在他看来，所有的军队都是人民党|领导下的国防军，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能在人民党统战部的协调下人尽其才，国家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民众才有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不会像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总结的那样：日军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以一个联队（团）足以击溃一个师、击溃杂牌军一个师只需一个大队！
中国对日抗战乃至其它战争史都证明：在战前和战争中对军队武器配置得是否合理，关键在于能否合乎国情、军情的需要，这又反映了战争指挥者的战略指导水平。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不过战争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又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操纵武器的战斗员素质，对作战起决定作用。
正史上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的战斗能力低下，从军事角度而论，除了武器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聩，武器操纵者素质低下。
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军事知识，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滇军部队还多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
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又使当权者有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的传统心理，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弹药对其进行训练。
当时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士兵手中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士兵如此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部队，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会高。
相比之下，当年的日军除军官作战组织能力较强，士兵又受到“武士道”熏陶和严酷训练，步兵出征前至少还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人形目标，对技术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国民党军。
虽然当年日本是侵略者，然而正如毛爷爷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日军高明的战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战略上蔑视、战术上要重视，绝对有利无害。
张汉卿通过全面客观地分析回顾抗战期间中日双方的武器对比，强烈感到：武器落后并不一定要挨打，落后加却注定要挨打！
通过持续对士兵的思想教育及提高士兵的识字率，老人民军的士兵素质普遍高于老奉系。国防大学及一系列军事院校的成立，使入主中央组建后的人民军师级及以上高级军官有了一个提高的舞台。
国防大学的前身，就是张汉卿在湖北创建的武汉军校，这是比照国民党孙逸仙创办的黄埔军校而来的。
正史上的黄埔军校，神秘而神圣，那是中国人的心目中的西点军校，热播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更是把“黄埔崇拜”推上了顶峰。但历史就是历史，史实不能演绎，在张汉卿看来，黄埔军官训练还不如穿越前20世纪的士兵”，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对比：
一是训练内容对比。军事训练随着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而调整，建国后这种调整已发生了7次，每一次都带来作战指导思想、条令条例、训练大纲、训练教材、考核标准的一系列变革，构成更为先进和严整的军事训练体系，这种训练体系在军阀混战的黄埔初期是不具备的。
蒋介石时代一边办学一边还要应对战事，军校当时所用教材、教具乃至教官，皆是零星移植而来，东拼西凑，不成体系，且与部队编制、装备严重不符。学员接受更多的似乎是精神培养和励志教育，而在军事训练上则不足以令人恭维。
将黄埔军校步兵教程与后世我军第4代陆军训练大纲之步兵分册相比较，前者内容不及后者三分之一。即便是军官教导团，其训练广度与深度也远不及现在一个步兵预提班长教导队。
二是训练时间对比。我军训练是以年度为周期的，一个步兵入伍后，从共同科目、专业基础科目，到合成应用训练，需要一年的时间，翌年再度深化。入伍第一年的新兵会紧张地透不过气来。
相比之下，黄埔军校“最出人才”的前5期，学员在校时间（含假期）平均才9个月，训练课程仅有《步兵操典》、《战术学》和《地形学》等，具有浓重的“短训”和“速成”的色彩。
9个月能干些什么？按现在的陆军训练大纲，9个月内，步兵刚刚打完3个练习的射击，学了队列、投弹、爆破、土工作业、单兵战术动作等基础科目，还没参加过战术应用训练呢，尚属“新兵蛋子”。而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已经卷起铺盖到部队当连长排长去了。
三是训练效果对比。后世的中国，仅就士兵的个人战斗素质来讲，绝对是世界一流的。80年代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军事五项赛，因为没有专业队伍，就临时从基层连队抽了些官兵组团参赛，竟也一举夺得团体冠军。那时有一个步兵连长，连队去了3个兵，拿了个人亚军、季军，回来以后继续当兵，大家也没觉得他们就比其它士兵强多少。
张汉卿后世曾经翻阅了旧中国几所军校大量的训练资料和照片，感觉是，对当时军校学生的训练素质不可估计过高，尤其是与邻国日本的军校在训练上相距甚远。当时日本军校的训练，系统到把剖腹自杀也列为训练内容！
笔者还记得其教材上对自杀动作要领的规述：“面向天皇方向跪地，刀身斜立于腹前。左手握刀上部，右手裹绢握刀中部，用力刺入下腹，遂转刀刃向右横拉，以切断腹腔主动脉……”
应当说，正史上抗战初期中队的退败与两军训练上的差距是成因果关系的。不过无论如何，黄埔军校都是中人心中的一块丰碑，一首昂首阔步的军事史诗。抗战时期，从黄埔军校走出的4万1千余将士中，抗战阵亡达2万余人之多！
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所军事院校都不曾有过的牺牲！
张汉卿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对组建国防大学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之所以调远在武汉的杨杰入北京、作为新筹建的国防大学未来的校长，就是看中了他在军事战略上的远见和军事学说上的造诣。
与此同时，在难得的和平时期里，张汉卿把军队里一大批能打仗有想法的高级将领们分批次作为教员兼学员以充实教师队伍。
他在近期的目标是少将级以上高级军官都要进入中国最高的军事学校----国防大学系统学习至少6个月的军事战略和6个月的合成指挥训练；
团级军官都必须在各军校学习至少6个月，并在未来严格限制非军校生进入这一职位，以使指挥系统的能力跟得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脉络；
下级军官要逐渐达成文盲率在10以下的目标。
这样，通过军官的素质提高，从而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不过在现代战争中使用武器对抗，除了单项性能对比外，还需要武器配置按作战要求力争达成最优化。
日本作为一个以组织力精强称雄世界的工业国，在正史上侵华战争前已跟踪国际上现代战争发展的要求，对军队装备进行配置，具体表现为陆海军之间、航空兵（当时日本航空兵分隶陆海军而没有独立的空军）与地面部队及舰艇之间、陆军和步、炮、骑、装甲兵之间，武器使用能达成有机结合，战时有较好的火力协同。
中国近代军阀部队的结构落后，重要表现又在于内部多是单一的步兵，少量炮兵、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组建规划性差，且缺少协同作战意识和训练。这样多而杂乱的部队往往会败于少而精强有序之敌，这也是目前人民军的软肋。
要整合全部资源需要时间，问题是日本人会给中国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