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系统的铜器铸造技术都非常高超,有着十分精美的纹样,尤其是铭文。
商系统的青铜器主要有两种铭文,一是用来表示族属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来表示的日名。
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十多种族徽文字。
其中“户”出现最多,共有三件,故发掘者认为墓主即为户氏。
当然,此说也不确定。
这两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种类过多,张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确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统的铜器铸造比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纹样模糊,与商代铜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此外,3号墓中还出土了銮铃、当卢等车马器。
而这些都是在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当属周系统铜器。
此外,这两个墓葬中均随葬有一个高领袋足鬲,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关于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属问题,其年代为西周初年,墓主应为当时的姜戎首领。
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在商周考古的报告中常有商周之际、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难以判别导致的。
就文献记载来说,商周交替的标志,是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
但这个分界点,通过考古学是很难确定的。
因为王朝更替是一个瞬时的历史事件,而考古学文化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
这片墓地的年代,就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因此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的。
考古学的年代问题,分为器物的年代、遗迹单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三个方面。
所以,千万不能简单地从器物的年代,来判断遗址单位乃至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要解决这片墓地的年代问题,必须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两条线索。
这一点要先从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埙的时候,陈文哲就知道,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过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摊主的先人们不重视陶器,或者是百年下来都处理了,反正他是没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当然,一些好的东西,就算是陶器,也会被重视,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几件陶器。
这一点跟唐宋之后的情况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坏,不容易保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现在的比较少。
当然,这是相比后世瓷器来说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还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埙,还有一些陶制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制作青铜器使用的陶范,这些东西堆积在一起,也被发掘了出来。
陈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谱系中最晚出现的一类。
其在关中地区有着大量分布,从宝鸡到长安一带,存在若干墓例。
如凤翔南指挥西村42、岐山贺家1、长安丰西毛纺厂1等。
这些墓葬均带有壁龛和周系统的乳钉纹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
这也就是陈文哲的记忆力超强,还对考古方面的知识十分感兴趣,要不然,别人看到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更不要说找出相同点、不同点了。
不过,总归照片上还是铜器多,所以要分析年代、墓主身份,还是要看铜器。
从铜器来看,出土的铜器年代特征十分明显。
而且陈文哲还知道,这一批铜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高度重合。
所以,其年代大致为殷墟四期晚段。
这批铜器很可能是武王灭商后,周人从安阳带回的战利品。
他的依据有二:其一是文献。
《史记·周本纪》与利簋的铭文上,都有武王于甲子日灭商的记载。
《周本纪》还记载武王灭商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可见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其灭商后,还以商的器物作为“宗彝”用以分封诸侯。
此外,通过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封建”这一行为,还包括人口的再分配。
大量的殷商移民进入到周王朝,其必然也会将许多商文化因素一并带入;
其二是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
这个作坊中出土了一批陶范,包括垂珥簋、直棱乳丁纹簋、多齿冠凤鸟纹卣、直棱夔龙纹器座范等。
但是用这批陶范制作的铜器,在安阳却从未发现,反而在关中地区广有分布。
其中就包括石鼓山墓地,过去此类陶范制作的铜器,年代常被定作西周早期。
发掘者则根据这批陶范的出土,提出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
这意味着这批铜器的铸造,可能正好碰上了牧野之战。
导致其尚未使用,就被周人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此外,此类带有单个族徽和日铭的铜器,在各地的西周早期遗存中均有发现。
这反映出西周初年商晚期的铜器,曾在短时间内遍及周王朝的版图。
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而是这批铜器为周人所掠的另一条证据。
所以,陈文哲看到的这批铜器当中,有一部分,或者是一大部分是来自安阳的可能性最大。
具体年代,或可收窄至武王灭商不久。
在确定了墓地的年代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其一,这片西周墓葬或可作为西周考古的年代标尺中,用以判定西周初年的刻度。
这对重新探讨西周初年的聚落分布与政治格局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这片墓地和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的发现,为解决安阳殷墟商代铜器作坊的年代下限问题,及商、周铜器的分界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其三,通过梳理全国各地的考古材料发现,关中地区乃至整个西周文化分布区,在西周初年出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
其分布范围比安阳时期还大,这证明这片墓地和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铜器,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中的典型。
这一现象是周人通过分封对商人财富再分配的结果,可以看做是商周政体更替之表现。
这样一来,这片墓地墓主人的族属与身份,也就可以稍作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