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提运河还好,这一提运河,可是提醒了朱由校这漕运的重要性。
北方几省连年灾祸,辽东也在实施物资经济封锁的战略,如果一旦失去后勤保障,那一年的辛苦努力就全白费了啊。
因此这漕运总督的人选,尤为的重要,可以说是双方明争暗斗的关键胜败所在。
漕运总督可是一个肥差啊,户部尚书都或许不及他,这个官职所掌握的权力,也已经不能用大来形容了。
万历年间就有一个叫李三才的人,任职了十二年之久,是时间最长的官员。
在他任职期间,可以说是官们的精神领袖,对抗皇权的领头羊,东林党当之无愧的魁首。
万历皇帝派去的那些矿监税使,都是被他斗的个灰头土脸,颜面尽失。
而他也是借着这一个肥差,完完全全的发家致富了,并在官场和士林当中,声望达到了顶点。
当时的他,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
仕途官职也是一路飙升,一直升到了户部尚书之职,虽然是兼领的,但也是不容小觑。
一时之间,整个朝野上下,所有的人都在呼吁请愿李三才入阁辅政。
可当时的万历皇帝,虽然懦弱,但也还是有底线的。
李三才将他信重的矿税太监陈增给活活逼死,本就看他不顺眼,怎么可能会让他入阁。
见入阁无望,李三才也不追求能够再进一步,于是全身心的将精力放在巩固东林党的政治地位上。
并且竭尽全力的去为江南的豪绅大族们,争取更多更大的特权。
万历三十年时,他就请旨皇帝罢免矿税这一项与民争利的政策,还说什么不罢免就辞官的话来威胁皇帝。
万历好歹也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能一点血性都没有,当即就准了,将他所有官职罢免,赶回了老家。
而他之所以敢这么大胆,明目张胆的反对皇帝的政策和行动,甚至要去左右皇帝的想法。
归根结底还是他的实力太过强大了,已经强大到皇帝都畏手畏脚的地步。
除了背后的江南大族和士林人在坚定的支持,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权力实在大的可怕。
漕运总督可不仅仅是管着一条三千多里的运河,还管理着凤阳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徐州、和州、滁州四府三州的地方行政大权。
权力横跨南北数省,整个运河所经过的地区,全部都是由漕运总督说了算。
最为离谱和关键的是,漕运总督手上是握有兵权的,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倚仗和皇帝所顾忌的。
在景泰二年之前,大明朝是没有漕运总督一职的,因为在景泰年之前,漕运对于大明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只有漕运总兵官和漕运参将,是朱棣在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设置的。
总兵官和参将的府衙大本营就在淮安这座关键城池当中,统筹全局。
总兵官跟参将这两个职位的人选,也和南京守备是一样的,只能由勋贵来担任,就连武将都不行。
目的就是要将漕运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事实证明,朱棣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
一直到景泰年之前,运河一直都是畅通无阻,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现在的情况,动不动就是哪里堵了,哪里需要疏通维修,向朝廷伸手要钱。
可自从土木堡大败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蒙古骑兵时隔八十余年再次跨过长城,入侵汉地。
这些强盗马匪的肆意抢掠和破坏,完全摧毁了北方几省的农业基础,百姓因为战乱而民不聊生。
而当时的国都京师,也刚刚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保卫战,各地的调派而来的守军,以及流窜逃亡的百姓都是要粮食吃的啊。
当时的京师乃至整个北方,各个地区互不相通,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草来维持保卫战所急需的粮食。
因此一直都存在感不强的漕运,一瞬间就变成了救命稻草,当时的北方,就和现在一样,所有的物资粮食全靠南方供应。
勋贵们循规蹈矩的执行着正常任务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到了这种战争紧急状况时,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弊端就显现了出来。
在北京保卫战的前后时期,因为要大批量的运粮、运兵、运物资,运河上的船只何止多了十倍,完全超出了承受范围。
漕运事务的突然繁忙,让勋贵武臣们措手不及,因为当时涉及到许多省府地区的行政,又要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武官们根本就应对不过来。
于是景泰皇帝朱祁钰,就派遣了大量的臣,入总兵官和参将的府衙进行协助,其中不乏有侍郎和都御史之类的高官。
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头号功臣于谦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臣们的顶峰。
于是这些早就不满屈尊于勋贵武臣之下的贪权之人,就开始抢夺起了武将的权力。
漕运总督之职,就是因此而增设的。
可当时虽然有了漕运总督之职,但权力还是比较平衡的,漕运总督还不能够一言而定。
官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以也不急于一下子就拿到能够一手遮天的大权。
于是当时的漕运,就形成的武双方并治同管的局面。
他们的分工是臣负责与各省粮道,按规定将应征的漕粮征集起来。
等在淮安清点核对了以后,再由武臣负责押运进京,即所谓的“督催,武督运”。
到了景泰八年,被囚禁了八年之久的正统皇帝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再次复位登基,改元天顺。
这时的朱祁镇,已经不再是那个心智不成熟,只顾贪玩的正统皇帝了,而是政治手段和心智都已合格的天顺皇帝。
他登基之后,对于官的巨大权势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大权旁落,让他这个二次上位的皇帝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他在各种综合因素的指引下,非常果断的处死了当时的第一权臣于谦,这个导致官崛起的“罪魁祸首”。这里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问题,不是黑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