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一天天算着自己将国君之位还给公子允的日子，他很清楚，只要公子允二十岁成人，自己给他主持完冠礼，自己就可以还政新君了。
他已经摄政整整五年了，公子允也已经十四岁了，再六年便可以了，自己必须将一切都料理好。
到时自己给予兄弟公子允的，是一个既无内忧亦无外患的鲁国，而且还是一个全国上下对新君无限忠诚、卿大夫精诚团结的良好政治生态鲁国。
为了兄弟公子允，自己可以舍弃一切，包括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名声。
如这一次，为突出公子允的正统性，鲁隐公借鲁国一场天灾之际，为公子允生母仲子修建了规模恢宏的庙宇。
仲子本是鲁隐公的夫人，但后来成了父亲鲁惠公的夫人，并生了嫡子公子允。这些事我们前面讲了。
鲁惠公去世那一年，宋国居然与鲁国闹起了大矛盾，原因也非常简单。
当时鲁惠公虽然已经立了公子允为世子，公子允是宋国公主仲子所生的儿子，宋国当然是很欢迎的。
但是，当时由于鲁惠公感觉自己身体非常不好，他又对庶长子公子息非常愧疚，所以便想出了一个让公子息摄政的办法。
按理，公子息的生母声子也是来自宋国，但宋国却不高兴了，你鲁国头上长角了？哪个诸侯有过摄政这一说？
其实，当时宋国国君宋穆公因为其国君之位受让于其兄宋宣公，所以对已经过世的宋宣公非常敬重。
仲子和声子虽然都是宋国来的，但公子允的生母仲子是宋宣公非常喜爱的妹妹，相比起鲁隐公生母声子，那当然是仲子更被宋穆公看重。
现在你鲁国人居然说话有水份，老早答应让仲子为鲁国夫人，并且由仲子所生的公子允为世子，那按理就应该是由公子允即位为鲁国国君。
但搞出这么一个摄政来，谁能保证那摄政的家伙真的会以公子允成人后将国君之位还给他？
搞不好，还要来一场血淋淋的政治斗争，毫无政治根基的公子允死于非命，这大大不符合宋国人的利益！
宋穆公派人与鲁惠公交涉，鲁惠公哪里肯任由鲁国国政受你宋国人说三道四的？
所以，鲁惠公对宋国人的提议是一口回绝。
地区老大当惯了的宋国就发了飚，立即出兵讨伐鲁国。
鲁惠公也不是吃干饭的，你要来与寡人打架，寡人奉陪就是。
结果，师出无名的宋国军队被鲁军打了个落花流水，灰溜溜败逃而归。
这便是鲁宋历史上的黄地之役。
宋国主动挑起的这场宋鲁黄地之役，居然被打败了。当时宋穆公非常恼火，他当然要报复了，于是筹备再次讨伐鲁国。
鲁惠公也是真生气了，但由于年岁已高，且身体一直不好，结果未等宋国人来讨伐，自己因病而逝。
鲁惠公去世后，由鲁隐公为摄政鲁国国君。
鲁隐公那个忙啊，他一边要应付宋国人的入侵，一边要操办先君鲁惠公的丧事，非常辛苦。
当时郑国国君郑庄公看到了鲁国与宋国之间的矛盾，老成稳重的郑庄公当然知道，郑国一直以来被宋国所压制，最好是要有自己的盟友。
郑庄公有意亲近鲁国，于是借自己周王朝卿士的政治地位，拿出鲁国大丧期间，宋国不能讨伐等理由，积极调停两国矛盾，使鲁国与宋国暂时罢战。
但宋国对鲁国的敌意根本没有消除，所以鲁隐公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鲁惠公丧事并未严格按诸侯五月而葬的丧礼落实。
鲁隐公摄政的第二年，即公元前722年，鲁隐公抓住宋国新君宋殇公新即位的机会，主动向宋国示好。
鲁宋两国总算达成了和解，双方在宿地结盟，表示从此和平相处。
解决了与宋国矛盾问题，鲁隐公重新安排了先君鲁惠公的葬礼，这是鲁隐公要向鲁国上下表示对先君的高度尊重。
尊重先君，就要尊重先君的遗命，这个遗命，当然包括今后自己是要还政于公子允的。
也就是说，鲁隐公所做的为先君鲁惠公重新操办葬礼，其用意就是为了突出自己对公子允的重视。
史料记载，尽管这次重新为鲁惠公办理葬礼的一切工作是摄政的鲁隐公在做的，但他把这个隆重的国葬仪式，交给了公子允主持。
于是，前来参加葬礼的列国诸侯和卿大夫看到的鲁国国君，是公子允，而非摄政的鲁隐公。
只要符合公子允利益的事，鲁隐公都认为是极端重要的大事。
如鲁隐不但重新安葬鲁惠公，还在公元前719年12月鲁惠公夫人仲子去世时，请求周天子予以礼遇。
当时天子周平王专门派大夫送来了相关葬礼用品，史料记载为赗，即四马拉的乘车和五匹绢帛。
这种葬礼知识非常繁琐，比如，单单是讲这个下葬所用到的乘车，如果是天子乘车，则是六匹马拉的四轮二轴的乘车。
诸侯所用到的则是四匹马拉的两轮一轴乘车。大夫则是三匹马拉的舆，而且这个舆要比车小。
天子之士是两匹马拉的舆，诸侯之士则是一匹马拉的舆。
复杂吧？
我们大致了解一点即可，实在太枯燥了。
但我们从中可知，摄政的鲁隐公为仲子所办的丧事，其规格是相当高的。
相比于公子允的生母仲子，那鲁隐公自己的生母声子则要寒碜得多。
公元前720年4月24日，声子去世了。她的丧事非常简单，一没有给同盟的诸侯发出讣告，二下葬后没有安排在祖庙哭灵，三是祖庙中声子的牌位未放在鲁孝公夫人的牌位旁。
很显然，鲁隐公虽然贵为摄政国君，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享有国君一样的特权而给自己的生母搞一个僭越的葬礼。
鲁隐公就是要让世人知道，自己仅仅是摄政的，而非是正式的国君。
正式的国君，那是公子允。
鲁隐公无时不在注意着自己的低调处事理念，凡是与自己有关的，都要低调处理。
相反，凡是与公子允有关的，他都要高调处理，以突出公子允作为鲁国国君的正统性和国君权威。
公元前718年9月，鲁国发生了螟虫害，影响了庄稼。
根据相关史料的记录，这次虫害并非大规模，也就是说，并非严重灾害。
但鲁隐公准备利用一下这次虫灾。
鲁隐公主持了一次隆重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却是已故的先君夫人仲子。
为了祭祀仲子，鲁隐公特地建造了一座仲子庙。
现在，仲子庙落成了，鲁隐公主持的祭祀活动也隆重开展了。
为仲子建庙，就是邀请仲子的鬼神入驻此庙，并享受祭祀所用的牺牲。
目的就是请君夫人仲子保佑鲁国以后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等等。
但这个是次要的，对鲁隐公来讲，他的主要目的是要突出仲子的地位和影响力。
所以，在祭祀仲子这事上，鲁隐公把祭祀规格放在了第一位。
祭祀规格之一，便是关于祭祀仪式中所用到的万舞规格。
这个万舞，就是持着某种特定羽毛在场中央跳舞，这个特定羽毛往往是雉鸡的尾羽。
当时按周礼规定，天子可用八佾舞。
这个八佾，指的是八八六十四人。周王朝的三公，可用六佾舞，即三十六人。诸侯可用四佾舞，即十六人。有功之士大夫可以奉命用二佾舞。
现在是谁享用这个佾舞呢？
是已故的先君夫人仲子，那仲子的地位最多不过是诸侯，也就是只能用四佾舞。
但鲁隐公却用了大周王朝的三公之礼，即六佾舞。
这在当时来讲是僭越礼制的做法，但鲁隐公却坚持这样做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突出仲子的地位，就这相应地突出了公子允的地位。
当时有人劝鲁隐公不要僭越礼制，鲁隐公却认为，天子曾经规定，鲁国在祭祀鲁国先祖周公甚至可以使用天子礼，故鲁国在这方面享受的地位那是高于一般诸侯的。
那相应的，祭祀国君及夫人，就可以提高一个等级。
有意思的是，自从鲁隐公率先在鲁国使用了六佾舞后，鲁国便沿用了这个规制。
鲁隐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亲兄弟公子允作着亲政的准备。
他当然知道，自己这次搞这样僭越礼制的祭祀，肯定会被那些精通礼仪的人所诟病。
如后来的鲁国礼仪大师孔子先生，就严肃批评了鲁隐公这种做法。
鲁隐公不在乎。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他坚信自己走的路，是一位宽仁厚德者所走的路，是一条令自己内心无比安平的路。
他现在在乎的，是事关鲁国国家安全的大事。
其实，鲁隐公一直在关注。
只是由于他太忙了，所以我们还是疏忽了这位摄政的鲁国国君，是如何进一步对鲁国国家安全表示出的关注和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