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文仲被公认为是一位博学广知而不拘常礼的贤大夫，史料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大旱。
这次旱灾特别严重，鲁国把各种求雨的方式都用完了，但旱灾仍然不能缓解。
鲁僖公想到了极端的办法：烧祭巫尪。
巫尪是两个概念，即巫和尪。巫指女巫，相对的男巫称觋。
在当时，巫觋被认为是人与神之间交流的介质，即人的诉求可以通过巫觋达到神那里，所以往往由巫觋来主持一些向上天求福的仪式。
但是，这次旱灾那么严重，迟迟得不到缓解，人们的诉求那么强烈，而上天没有听到，那肯定是巫觋履职不力，这个主体责任大了去了。
所以，鲁僖公要惩罚这些巫觋。
尪，指的是病人。
当时，人们认为，按照当时的习俗，病人需要躺在床上，仰面朝天，上天怜惜他们，担心天降雨水，就会灌到病人的嘴鼻，使他们不得痊愈。
所以，上天就不愿降雨。
这次旱情实在太严重了，如果鲁国没有了病人，那上天也就不用担心降雨会导致病人不能痊愈了。
所以，病人应该为绝大多数未生病的鲁国人作出牺牲。
这次旱灾过于严重，鲁国已经将几乎所有的办法都用了，包括祭祀山川祖宗、赦免罪犯、赈灾济民、巫觋求雨等等。
但是有一种办法没用，应该说到了春秋这个时候大家普遍不用了。但远古时是常见的，那就是人祭。
在神的面前烧死巫尪，就是一种人祭。
如果按照鲁僖公的办法，那鲁国就会将所有的巫师和病人都给烧死，这得死多少人？
如果鲁僖公真下了这道命令，那整个鲁国必定人心惶惶，并有可能引发内乱！
许多人对鲁僖公的这个想法持反对意见，但要让国君取消已然决定的事，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谁都不敢说，但执政上卿臧文仲就直言相谏：
“主公不可！烧死巫尪并不能防范旱情，臣以为，旱灾之下，国君应该立即修筑城池、降低饮食规格、节约祭祀费用、勤于水利农事、鼓励赈灾救济！”
为什么要修筑城池？
臧文仲认为，国家发生了大旱，势必引发全国性饥荒，国家因此陷入虚弱。
但鲁国周边有很多东夷小国，还有戎狄部落，极有可能趁火打劫。
修筑城池，既是一种保护措施，更是一种警告，警告那些对鲁国有觊觎的国家和部落，不要来惹鲁国，鲁国已经作好了防备。
为什么要降低饮食规格、节约祭祀费用？
因为人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济，是得到帮助！
当时贵族的饮食和祭祀，有着严格的礼制规定，如祭祀必须牺牲，大夫每天要杀牲畜等，可谓是当时最浪费的两个方面。
你国君率先垂范，要求士大夫们节约用度，将财物积累起来，用于救济百姓。
为什么要勤于水利农事？
一方面臧文仲建议缓解旱灾不能仅仅指望老天，还要指望老百姓，要发动老百姓加强沟渠建设，引水灌溉。
另一方面，旱灾在全国肯定有的地方严重，有的地方相对好一点，甚至有的地方没有。
那就要训导旱情相对较好的地方，加强农业生产，努力确保收成。
为什么要鼓励赈灾救济？
一般情况下，赈灾救济是国家层面的事，但由于旱情严重，国家财力有限，已经不堪其负了。
那就需要发动豪强地主、有钱商贾、公卿大夫捐钱捐粮，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最后，臧文仲恳切地对鲁僖公道：“主公，巫尪本无罪，旱灾也不是他们引起的，无罪而处死，这就乱了国家法度。
国家法度乱了，上天定来惩罚，这样只会加重旱情。
退一万步讲，如果上天希望主公烧死他们，那又何必让他们出生呢？
如果这不是上天的旨意，主公却烧死了他们，那他们肯定心怀怨恨。
他们既然能够引发旱情，此时又心怀怨恨，那一定衔恨报复，就会给国家带来更严重的旱情。
臣劝主公，无论如何要打消烧死巫尪之念。”
鲁僖公听后默不作声，但最终还是采纳了臧文仲的意见，立即修筑城池、降低饮食规格、节约祭祀费用、勤于水利农事、鼓励赈灾救济。
这一年，鲁国的旱情确实严重，收成严重下降。但由于措施得当，所以并未发生什么社会问题，也没有外敌趁机入侵。
这正是臧文仲执政时期著名故事之一，体现了臧文仲的执政理念和人本思想。
当然，与臧文仲同时代的，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大贤，那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儒家四圣之一的和圣柳下惠。
柳下惠当然也是为鲁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但他的贡献主要的是历史文化贡献，主要影响着未来。
臧文仲的贡献主要的是治国理政，主要影响着当下。
一个处于江湖之远，一个身居庙堂之高，都令人敬仰。
再见了，贤大夫臧文仲先生，你的功绩，很多年很多代以后，鲁国人还在提起，一直怀念着你。
甚至直到现在，读史的我们，仍对你敬仰不已。
臧文仲去世后，其卿位由儿子臧孙许继承。
鲁国政坛此时的卿大夫是公子遂和三桓宗主，即叔孙得臣、季孙行父、仲孙谷，再是臧孙许。
臧文仲死后，卿大夫中位序第一的公子遂，凭着这几年连续为鲁国立下大功，自然就成了执政上卿。
那鲁国，就由他们去主导吧。
公子遂同志，你做好准备了吗？
这里，我们再讲讲对古人的称谓。
关于称谓，如柳下惠，我们是以其谥号尊称他的，如按当时他的名，则是展获、展禽。
但三桓的各位宗主，我们到现在还是以其当时的名呼他们的。
而臧文仲，则生前称臧孙辰，死后称其谥名，臧文仲。
对人物的称谓，但凡是国君、天子、非常有名望的先贤，我们都按谥号来称呼。
其余的，我们尽可能按当时的名来称呼。
因为谥号太多，容易搞混。而人名加上其姓氏，应该是相对唯一的。
对有的先贤，我们则用后世普遍采用的尊称，如孔丘，我们称孔子。还有老子、晏子等。
春秋时期，士大夫们往往自称名，人称字，后人称其谥，对有名望的人，往往还可以用“夫子”以示尊敬。
如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人们当面会称他孔夫子，背后会称他仲尼，他自称为丘。
至于谥号，孔子一开始没有人给他定谥号，他去世时鲁国国君鲁哀公称他为尼父，这个也不是谥号。
尼是孔子之名，父是尊称，并非认他为父亲之意。
后世许多帝王则不停给他各种封号，其中比较普遍的是“宣”。而二千多年以后的人们，则尊称他为孔子。
再举两例。
齐国相国管仲，姬姓管氏名仲，字夷吾。自称仲，人称夷吾，后人尊称管子。
齐桓公尊称他为仲父。这个父，与鲁哀公尊称孔子为尼父一样，是一种尊称，并非真的认了管仲为父亲。
春秋时期，我们会看到很多名字后带父字的人，这是后人对值得有德行者的尊称。
又如后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我们都说他复姓诸葛，其实这个诸葛之姓，是诸和葛两个氏的结合，最早应是葛氏，葛氏渊源于伯益，伯益受舜赐姓为嬴。
其后裔建有葛国，葛国被灭后，国人以葛为氏。后迁入诸邑，以地为氏，形成诸氏。也有连两氏为一氏，故形成诸葛之氏。
故诸葛亮，赢姓，诸葛氏，名亮，字孔明，谥号忠武（死后受封忠武侯）。自称亮，人称孔明，蜀国皇帝刘禅尊称其为相父。
这个父，并非是我们现在想当然的父亲之意。
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其实人们是不能随便认个父亲的，这是严重违反人伦礼制的。
认个父亲的事，是后来才有的是，如干爹、义父等。
不过诸葛亮还有个号，卧龙，那是一定的文化圈子里用到的。
如诸葛亮在国政事以外的个人诗文作里，应该会用卧龙。这个圈子里的其他人，也会称尊他为卧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