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孩子，上海政协开了四天会，我第一次代表小组发言，第二次个人补充发言，附上稿子二份，给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报纸及剪报，内有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及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选辑，井用红笔勾出，使你看的时候可集中要点，节约时间。另有一本《农业发展纲要》小册子。预料那包东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里；假使你没空，可以在去南途中翻阅。从全国政协的发言中，可看出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各阶层的意见，各方面的人才。

    上海政协此次会议与去年五月大会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员不但情绪高涨，而且讲话都富有内容，问题提得很多，很具体。(上次大会歌功颂德的空话占十分之七八。)杨伯伯①代表音乐小组发言，有声有色，精彩之至。他说明了音乐家的业务进修需要怎么多的时间，现在各人的忙乱，业务水平天天在后退；他不但说的形象化，而且音响化。休息时间我遇到《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他说：“我今天上了一课(音乐常识)。”对社会人士解释音乐家的劳动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广大人民认识了这特殊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一种舆论，督促当局对音乐界的情况慢慢的改善。

    大会发言，我的特点是全体发言中套头语最少，时间最短的。第一次发言不过十一分钟，第二次不过六分钟。人家有长到二十五分钟的，而且拖拖拉拉，重复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

    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协九个副秘书长之一，专门负责文化事业)推荐，作为社会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国政协大会。从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为止，他在北京开会。行前我替他预备了发言稿，说了一些学校医学卫生(他是华东师大校医)和他的歌唱理论，也大概说了些音乐界的情形。结果他在小组上讲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后自己又加了一段检讨自己的话，大致是：“我个人受了宗派主义的压迫，不免抱着报复的心思，埋头教学生，以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来，自然你们这些不正派的人会垮台。我这个思想其实就是造成宗派主义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个宗派；而且我掉进了宗派主义而不自知。”你看，这段话说得好不好？

    他一向比较偏，只注意歌唱，只注意音质；对音乐界一般情况不关心，对音乐以外的事更不必说。这一回去北京，总算扩大了他的心胸与视野。毛主席请客，他也有份，碰杯也有份。许多科学家和他谈得很投机。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和他谈了“歌唱法”，打电话给文化部丁副部长燮林(是老辈科学家)，丁又约了林谈了二十分钟。大概在这提倡科学研究的运动中，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实力支持，——这一切将来使我连带也要忙一些。因为林伯伯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订计划等等，文字上的修改，思想方面的补充，都需要我参加。

    孩子，你一定很高兴，大家都在前进，而且是脚踏实地的前进，决不是喊口号式的。我们的国家虽则在科学成就上还谈不到“原子能时代”，但整个社会形势进展的速度，的确是到了“原子能时代”了。大家都觉得跟不上客观形势。单说我自己吧，尽管时间充裕，但各式各样的新闻报导，学习文件，报纸、杂志、小册子，多得你顾了这，顾不了那，真是着急。本门工作又那么吞时间，差不多和你练琴差不多。一天八九小时，只能译一二千字；改的时候，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时间，进步之慢有如蜗牛、而且技术苦闷也和你一样，随处都是问题，了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于表达的能力……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吗？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学的都犯一个大毛病：太不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我和名强、西三、子歧都说过几回，不发生作用。他们只知道练琴。这样下去，少年变了老年。与社会脱节，真正要不得。我说少年变了老年，还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积极，头脑开通。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脑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还是在于家庭教育。家长们只看见你以前关门练琴，可万万想不到你同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也万万想不到我们家里的空气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味的音乐，音乐，音乐的！当然，小朋友们自己的聪明和感受也大有关系；否则，为什么许多保守顽固的家庭里照样会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真的，看看周围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说“希望”，不是指“专业”方面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发展。所以我越来越觉得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

    假如你看了我的信，我的发言，和周总理的报告等等有感触的话，只希望你把热情化为力量，把惭愧化为决心。你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生活纪律化，科学化；休息时间也不能浪费！还有学习的计划务必严格执行，切勿随意更改！

    虽是新年，人来人往，也忙得很，抽空写这封信给你。

    祝你录音成功，去南表演成功！

    ①即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一九六六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