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孩子，几次三番动笔写你的信都没有写成，而几个月的保持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我们从八月到今的心境简直无法形容。你的处境，你的为难(我猜想你采取行动之前，并没和国际公法或私法的专家商量过。其实那是必要的。)，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怎么能责怪你呢？可是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因为这不是一个“小我的”，个人的荣辱得失问题。便是万事随和处处乐观的你的妈妈，也耿耿于怀，伤感不能自己。不经过这次考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觉有这样强。五九年你最初两信中说的话，以及你对记者发表的话，自然而然的，不断的回到我们脑子里来，你想，这是多大的刺激！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相信你；我们也知道，文件可以单方面的取消，只是这样的一天遥远得望不见罢了。何况理性是理性，感情是感情，理性悟透的事情，不一定能叫感情接受。不知你是否理解我们几个月沉默的原因，能否想像我们这一回痛苦的深度？不论工作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时候，精神上老罩着一道阴影，心坎里老压着一块石头，左一个譬解，右一个譬解，总是丢不下，放下开。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们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我还暗暗的提心吊胆，深怕国外的报纸、评论，以及今后的唱片说明提到你这件事……孩子出生的电报来了，我们的心情更复杂了。这样一件喜事发生在这么一个时期，我们的感觉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百感交集，乱糟糟的一团，叫我们说什么好呢，怎么表示呢？所有这一切，你岳父都不能理解，他有他的民族性，他有他民族的悲剧式的命运(这个命运，他们二千年来已经习为故常，不以为悲剧了、，看法当然和我们不一样。然而我决不承认我们的看法是民族自大，是顽固，他的一套是开明是正确。他把国籍看做一个侨民对东道国应有的感激的表示，这是我绝对不同意的！“至于说周扬万一来到中国，也必须入中国籍，所以你的行动可以说是有往有来等等，那完全是他毫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作的猜测。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要外国人入了中国籍才能久居！——接到你岳父那样的信以后，我并不作复，为的是不愿和他争辩；可是我和他的意见分歧点应当让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