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版的林语堂说，芸娘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他在《浮生六记》英文版序言里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其实，林语堂说这话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这个错误在于“中国文学”四个字。事实上沈复写《浮生六记》这本小册子，本意并不是为了什么文学创作。沈复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文人，也不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只是一个受过良好文化教育的商人而已，他写这个东东，并非缘于什么艺术灵感，而只是彻头彻尾地忠实纪录他曾经有过的婚姻生活而已。所以，林语堂先生要是真的想回答“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这个话题的话，他的回答也应该改为：
“芸，我想，是中国历史上，或者说是中国婚姻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但事实上，我觉得做中国婚姻史最可爱的女人远比做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要难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中很容易创设出动人的情节与细节来，但现实的婚姻生活却往往是平淡无奇的。因平淡无奇的生活而让世人记住，这当然很难。
热爱芸娘的林语堂先生最有名的一部小说叫做《京华烟云》，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姚木兰与曾家的姻缘，最早缘自于姚木兰小时候在战乱中的走失与曾家的收养与照顾，这无疑是有着很大的传奇性的。而姚木兰与曾家三位少爷之间的少年情趣生活无疑为后来的爱恨情仇埋下了伏笔，以至于当她和最应该结合的大少爷平亚错过，而又与最不可能结合的三少爷曾荪亚结合的时候，小说的情节峰回路转，真正的属于婚姻与爱情的高潮才来到了。事实上我们知道，林语堂先生也知道，姚木兰只是文学里的女人，生活里哪有这么多离奇的故事呢？
林语堂无疑是很喜欢他笔下的那个姚木兰的，可他最喜欢的那个芸娘比起姚木兰来可就差得远了。
芸娘姓陈，不过是个普通人家的普通女孩儿而已，她很早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才十几岁的她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因为她特别心灵手巧，所以她做的女红，也就是丝织品特别走俏，她也就以此来养活母亲与年幼的弟弟的。而沈复是她的表弟，十五岁的沈复第一次来到舅妈家就对这个漂亮的表姐产生了好感，但说到底，这也只是正当青春期的男孩子最正常的心理而已。经沈复搜肠刮肚地回忆，他们之间婚前唯一值得的回忆的生活细节不过是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表姐陈芸特别在自己的房间时留了一碗银耳粥，悄悄地拽着沈复的袖子拉他到房间里去喝粥，却被女伴们发现了，由此取笑他们是小夫妻。后来因为这碗粥，他们也就真的成了夫妻。你说这样的情节，这样开始的爱情，虽然也是富有生活情趣的，但比起梁祝的十八相送来，比起白娘子与许仙的断桥相遇来，甚至就算是比起我们前面说过的李香君与侯方域的品画结缘来，这能让人感慨它是中国婚姻史的“之最”吗？
但林语堂先生分明说她是中国最可爱的女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二，文学作品中的婚姻状态缘于生活，又往往高于生活，它总是能把婚姻中的矛盾与冲突调整到最激烈的状态，从而让人物在动荡起伏的生活背景中获得震撼人心的力量。但真实生活里，矛盾当然有，冲突也不断，但拿出来给人看，不过是家长里短，甚至让人流言蜚语、嗤之以鼻。
姚木兰阴差阳错地嫁给了性格最激烈的荪亚，两个人根本不是一类人，所以矛盾冲突不断，人们在姚木兰的委屈中渐渐地感受到她人格的力量，当她终于用女性独有温柔胸怀感化了荪亚这个浪子的时候，她的形象就完满了，就升华了，就深深地活在我们心中了。可这些生活矛盾要放在现实里呢？《中国式离婚》里的宋建平和林小枫这对生死冤家，哪有一个是坏人呢？他们都是好人，可他们的生活矛盾暴露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只是徒惹闲人耻笑而已。最近听说央视某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也发生了婚变，其妻大闹新闻发布会，性格不可谓不刚烈。我看网上的议论居然都是怪这个作妻子的不该把夫妻矛盾捅到全国人民面前，甚至还要揪出她当年也是第三者的伤疤来大加嘲笑。我觉得这就是现实的悲哀，我想如果哪一天，某人把这个活生生的故事写成小说，人们或许对主人公的命运会更能接受得多。这就是文学与现实的差距。
可惜，芸娘是生活在现实里的，她不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她在嫁给沈复后，很快就陷入了动荡起伏的家庭矛盾中。她先是因为沈复弟媳的挑唆和婆婆之间有了矛盾，后来第一胎生了个女儿又让公公婆婆非常不满。关键是这夫妻俩也没个固定的职业，尤其是沈复，虽然做过幕僚，经过商，但综其一生，他大多数时候是在失业状态下渡过的，这让他们家的经济情况也颇为扎眼，以至于作为当时的“吃老族”，也就是在父母那儿白吃白喝的一家，芸娘经常要看公公婆婆的白眼。这些还不算，有一次，沈复的父亲要纳个小妾，开始瞒着自己的老婆，可等到沈复的妈也就是芸娘的婆婆问起芸娘这个事儿的时候，芸娘就挺为难的。一方面她又不能出卖公公，另一方面她又不该瞒着婆婆。可事实上这事儿压根儿就没她什么事儿，她却好心地帮公公隐瞒，以至于事发之后，婆婆恨她不说，连身在外地的公公也怪她，说“你怎么能撒谎呢？我没让你撒谎啊！”于是，芸娘就被尴尬地“钉”在了“家庭的耻辱柱”上。以至于公公婆婆对她积怨日久，终于因为她女扮男装随丈夫出游等有伤风化的事件把芸娘赶出了家门。
老实说，这些事在沈复的笔下记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得清事情的原委。但在当时，不仅是沈家，连当时周围的亲戚邻居对芸娘都有不好的议论，这让这个瘦弱的女子在婚姻与家庭的矛盾中显得很无助，也很无辜，但仅此而已。甚至她被赶出家门的事儿，也没像《雷雨》中的梅侍萍被赶出周家一样引发了后来惊心动魄的故事，她只是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这样的矛盾与冲突怎么能与《雷雨》、与《家春秋》、甚至是与《京华烟云》相比呢？
但如果不能，林语堂先生为什么又要认定它是中国女人里的“之最”呢？
第三，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往往能站在历史的高度，而现实婚姻里的人物永远都难以摆脱现实的尺度。
《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汤显祖笔下虚构的文学人物，才成为了一面封建社会中女性人性意识觉醒的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光辉下，我们对于剧情是否合理，人物是否有不太纯情的性意识倾向都不太在乎。《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几十年以来，从官方到民间，红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他们身上具有着反封建的内涵，所以他们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就被定义为“新人”。于是不管大多数男同胞是不是很喜欢薛宝钗这个“旧人”，人们认为贾宝玉就应该娶林黛玉，因为这样才“志同道合”，才符合《红楼梦》所具备的历史感召力。
可芸娘在这个层面上跟杜丽娘、跟林黛玉简直就没得比。她虽然有不为世俗礼法拘束的一面，但她的生活里根本没有什么杜丽娘、林黛玉式的反抗。她虽然爱女扮男装，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古来有这爱好的多了，从先秦楚王的樊姬，到上民办寄宿学校的祝英台；从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到替夫从考的女驸马冯素珍。这顶多算是奇装异服的爱好，那不能随便拔高到反封建的高度吧。另外，她不仅不“反封建”，而且有某些方面还特“封建”。芸娘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她主动为老公纳妾。她先是听说有个叫温冷香的名妓，就主动去结识人家，并想为老公纳妾。结果一看这个温冷香太老了，觉得不合适，但又看中了温冷香的女儿憨园，于是一门心思地想把憨园娶回来给老公作小妾。老公不愿意，她还一个劲儿地唆使。最后在跟憨园说好的情况下，憨园临时变卦，嫁给了另外一个富商。这位在沈复与林语堂笔下天姿聪慧的芸娘竟因此耿耿于怀，最终抑郁而终了。你说这是不是太荒唐？太可笑？也太悲哀了？
当然，也有不少人从当时时代角度做出解释，认为芸娘毕竟还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普通女子，你让她去反封建，去体现什么女权意识那根本就不切实际。作家在作品中表现这样的人物容易，在生活里出现这样的人物就不合理了。
事实上，我也这么认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确实都应该有一种“当代史”的观点，也就是站在当时历史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历史人物，不要要求太高，也不要过度拔高。但落实在芸娘身上的话，如果说她的形象内涵并不具备那么崇高的历史意义的话，林语堂先生为什么要把她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呢？
请注意，林语堂先生的英文序里的表述是“她是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而不是“她是最可爱的女人之一”。也就是说，芸娘就是“中国式婚姻”里那个最理想的女人，而不是那些最理想的女人中的一个。
那么林语堂先生为什么为会产生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呢？要知道，在中国这个奇妙的国度，大概最不缺少的就是温良贤淑的女子与温柔曼妙的爱情了！
后来，我仔细研读了一下林语堂先生的英文原序，发现他在序言里主要提出了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是芸娘特别能带给人春风化雨般的温暖，尤其是特别能带给男人体贴入微式的关心。
林语堂先生在序言里假设说，如果沈复是你的朋友，你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随时到他家里去坐坐，这位女主人一定是很好客的。在你和沈复聊天累了打瞌睡的时候，她会“放一条毛毡把你的脚盖上”。这当然只是林语堂的假设，但可以看出来他对这位女性的认识。因为芸娘比沈复大十个月，所以她在生活上对沈复的照顾是颇具有母性色彩的。她们产生爱情时的那一碗单独给表弟留出的银耳粥大概就可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