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只是呐喊，只是彷徨，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倭仁的老师唐鉴教给了他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唐鉴的方法只有一个字，但却切实可行，那就是——静。
唐鉴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所以，“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全集·日记》）
曾国藩听了这话，有如醍醐灌顶，他说：“既而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使神明如日之升也，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 （《全集·日记》）就是说，先生说得太对了，我这些浮夸的毛病都是好动不好静造成的，从现在起，我就在这个静字上下功夫，循序渐进，一定要改正缺点，超越自我。
后来，曾国藩真的在这个“静”字上做足了功夫，也真的靠这个“静”字超越了年青时那个华而不实的曾国藩。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从操作方法上来说，首先就是静坐。
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论是瑜珈，还是禅宗，还是中国的内家气功，都讲究静坐的工夫。但问题是宗教和气功里的盘腿静坐对一般人来说是有些难的。它要求的是双盘式的打坐，也就是左脚放在右侧大腿根上，右脚放在左侧大腿根上，这要是没有一定的修炼，一般人的韧带根本受不了。所以双盘式的打坐，不要说求静了，对一般人来说，大概结果就一个字：痛！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也强调静坐的工夫，但他说的静坐跟禅宗的打坐并不一样。
静坐只是一种形式，盘不盘腿都可以。你有能力、韧带强，你就双盘；你不能双盘，单盘也行，比如说把左脚搁屁股底下，把右脚搁左腿上；甚至实在不行，你就不盘腿，一个人随便往那儿一坐，也可以算是静坐。
当然，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打坐为什么要把腿双盘住，这其中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可以盘固三焦经，有的说这样人体重心离心脏位置最近，可以帮助气脉贯通，当然，这些说法一家之言，并没能得到医学的证实。但科学家也确实做过一些实验，发现长期练习打坐的人，脑电波的活跃程度比一般人要高。我想，盘腿打坐有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下肢一旦被固定，整个身体的活动形式就立刻被固定了很多，这样整个身体也就更容易达到静的外在形式。所以能盘腿静坐比不盘腿静坐可能更易达到静的效果。
曾国藩认为，双不双盘不重要，只要能做到静坐的形式就行。
据曾国藩自身的经验，他认为在静坐中有两种情况是要注意防范的。
一种是“其不能静，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全集·日记》）也就是但凡有点动静，就会引发他的思绪万端，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这种静坐是不成功的。
还有一种是“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全集·日记》）也就是死寂一般的安静，这种安静其实是一种弃世或者说是出世的静，这种就有点类似于宗教人士的打坐了。曾国藩并不认可这种静坐，认为这是没有生机的静坐，反而对修身养性没有什么好处。
曾国藩所主张的静是“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 （《全集·日记》）那意思是说真正的静是潜伏，是蕴积，是在安静的状态中积蓄一点生动的意念来。这就像是冬至的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是世间万物有待生长的一个起点，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起点。心中守住这样的感觉，即安详，又充满生机，那才是君子守静的根本。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当一个人能身形安静、思虑安定、胸襟安祥的时候，一个人的智慧与思维能力也会提高很多。我们常说“急中生智”，这其实是个误区。一般人只会“急中生愚”，而大多数情况下是“静中”方能“生智”。比如禅宗的“禅”字，其原意就是“静虑”的意思，也就是要在宁静中过滤人生的是非，从而达到人生彻悟的境界。所以，禅宗最讲究静修与静坐。
曾国藩一生都认为静坐十分重要，自唐鉴教导他之后，他就开始养成了每日静坐的习惯。也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安神静气地坐一会。这样的功效果然不一般，没过多久，他身上那些浮夸的毛病还真的就渐行渐远、渐离他而去了。这时候曾国藩不由得大为欣喜，说出了一句名言：
“内心清静，自有远大。”
这说明，能说出这句话的曾国藩已经离那个可以实现远大理想与抱负的曾国藩不太远了。
后来，曾国藩带兵打仗，因为战事胶着，仗也打得非常辛苦，很多时候面临危境，以至于他几次要自杀了事。这一段时间，他静坐的工夫也渐渐不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静坐了。后来，到了与太平军决战的关键时期，他的弟弟曾国荃率寥寥几万湘军硬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曾国藩一方面怕别的人来跟湘军抢功，另一方面怕弟弟不胜反败，他在安庆督战，心急火燎，每天心情是七上八下，犹来豫去，以致于方寸大乱，身体状况也一下子不行了。
这时候，到了百般无奈的时候，他又想起他当年静坐的工夫来了。
他在自己安庆的衙门里专僻了一个小楼，取名叫静坐楼，每天一个人到空荡荡的楼里去静坐一个时辰。这一下果然有效，进去的时候往往是浓眉紧锁，出来的时候往往是神定气闲。就这样每日静坐，他的身体状况不仅得到了改善，他也终于在焦虑万分的情况下稳稳当当地指挥前线的湘军攻下了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