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一下这样的事实，也就是容闳、李善兰、华蘅芳这些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是被曾国藩背后的那个腐败无望的清政府感动的，而是被曾国藩本人感动并征服的。
那么，如果说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就是那个腐败清廷的代言，他又怎么能感动并征服这些标准的科学家与具有当时先进科技思想的知识分子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容易想到两个答案，一个是曾国藩向来有器重人才的态度，一个是他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也就是说，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他曾国藩向来求贤若渴，以至于当时就有人评价说“凡有一技一艺之能者，无不争于其门”。（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这么说，当然也不错，但还是没触及根本。因为在当时，各地方大员设立幕府，广纳贤才，这是非常普遍的事。像林则徐、胡林翼，这些人手下都有大批的幕府。但问题是这些幕府里虽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但大多都是讲究四书五经的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绝少像曾国藩的幕府里有大量掌握西方文明和西方科技的知识分子。
你不能说其他人就不重视人才，其他人就不求贤若渴。但他们招揽来人才，却并没像曾国藩那样开启一段引发西学东渐的洋务运动，这就非常值得深思了。
我个人在研读了曾国藩的家训、文集与相关史料后，感觉曾国藩在面对西方文化及与之相关的科技人才时，有这样几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第一，他能放下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心中那中“唯我独尊”的自大心理，去冷静客观地看待新事物，哪怕这些新事物是从所谓“蛮夷之国”传来的。
有一次，曾国藩手下在广东从洋人那里买到了一个“千里镜”，其实也就是望远镜。因为稀奇，所以当时府衙内众多官员都凑在一起欣赏。大家都看完之后，议论纷纷，但议论的内容我们现代人可能想不到。因为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也就是标准的封建士大夫，所以大家基本上众口一辞，斥责这种“千里镜”不过是洋人显示奇巧之技的小玩意，若对此感兴趣，正属于玩物丧志的范畴之内！君子修大道，这种小发明在当时人看来明显属于小道，正是“蛮夷小国”才会弄出这种玩意来，像我们老大帝国那是不会去琢磨这个东西的！
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的心态。
后来，曾国藩手下的亲信幕僚郭嵩焘出任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任驻外国大使，他到英法等国后，出口赞美西方科技与西方文明，回国后就被全国的知识分子骂得狗血喷头。因为他是湖南人，湖南守旧的知识分子甚至发出联合声明，拒绝这个只知道夸洋人的郭嵩焘回老家湖南，所以郭嵩焘在近代史上一直都被称为是孤独的先行者。
其实，郭嵩焘并不孤独，因为在当时能够放下这种夜郎自大心态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他一个，曾国藩是他生平最好的朋友之一，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人非常有共同语言，只是曾国藩不喜欢就此跟儒生们争论。他喜欢埋头做，而不是大声说。
虽然别人都说这种“千里镜”只是蛮夷人的奇巧小道，曾国藩自己却在当天的日记里说，此物能让“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这种技术真是既让人“惊叹”，又让人“悚惕”。
之所以“惊叹”，当然是因为感受到了望远镜的神奇；而之所以“悚惕”，曾国藩的解释是反思自己“志学有年”，却“依然故我”。就是说自己这么多年也算勤学发奋，却原来有那么多不知道的、没学到的东西。别人都在进步，而我们却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这种状况，让人想想就害怕！这就是“悚惕”。
能悚惕，能不自大，才能真正的放下身段。他堂堂曾国藩都能放下身段来，像容闳、李善兰这些人，又怎么会不服他呢？
第二，曾国藩不仅能因为正视差距而对西学产生重视，而且还能切实地因为求知的精神而对西学产生兴趣，并在这一点上和那些科学家们有许多切实的交流。
当时，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封建士大夫们虽然心理上很难接受，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差别，所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也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这种共识体现在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是非常不同的。
在那些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身上，像李善兰、华蘅芳这些人身上，他们确实非常努力地学习、实践着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但在那些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朝廷的高级官员身上，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少部分人能意识到，也只是随声附和，并不可能有实际的行动。能位列高级官员，又能身体力行地对“师夷长技”真正产生实践兴趣的第一人，就是曾国藩。
李善兰见曾国藩，要重新刊印《几何原本》，曾国藩虽然看不懂，但是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不仅同意了，接下来的几天，还是努力地啃了啃这本看上去很奇特的《几何原本》，但因为数学基础太差，实在啃不动，曾国藩就嘱咐自己擅长西学的儿子曾纪泽，好好通读一下《几何原本》，并要多向李善兰请教，然后由曾纪泽为李善兰重新刊印的《几何原本》写一篇《几何原本序》，写完后曾国藩亲自审定，并署上自己的名字，以示重视。
因为曾国藩在序上署了名，这一下李善兰所译的《几何原本》一下洛阳纸贵，李善兰的声名也一下子声名雀起。李善兰为此对曾国藩感激涕零。
曾国藩为什么对李善兰翻译的《几何原本》这么重视呢？因为他非常看重对西方科学的翻译工作。
他平常也喜欢搜求有关西方文明的书来读，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就因此放弃了科举考试，而专攻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但读这些书的时候，曾国藩最感慨的，是因为翻译水平的问题，很多东西读不通，读不懂。
这时，他手下一个重要的幕僚，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化学家徐寿就建议他设立翻译局。曾国藩从善如流，在创建江南制造局的同时设立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技专著，奠定了中国翻译学的基础。后来，日本很多西方科技名著，就都是依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的译本再翻译过去的。
所以，曾国藩虽然到了晚年，还肯埋下头来读西方科学的译著，就这种精神，就能让那些科学家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曾国藩不仅好学，还非常好问。他听从李善兰、华蘅芳这些科学家的建议，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他不仅经常到生产第一线视察、检察生产情况，还经常跟技术人员一起讨论、探讨，所以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与曾国藩私交甚笃，也就是特别有共同语言。
这样的一个曾国藩，又怎能不让这些科学家们佩服呢？
第三，曾国藩对于向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学习有着较为长期的规划，他所寄寓希望的洋务运动并非一蹴而就式的急功近利。
如果说，曾国藩掏钱让容闳出国买机器还仅仅是为了急于建兵工厂，那么后来设立翻译馆，选派留学生出国，支持开设海军学堂，这些主张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所设想的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有着长期规划的自强蓝图。
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之初，在给朝廷的奏稿里说：“师夷制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此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全集·奏稿》）也就是说办洋务运动的根本是为了要自强。所以，对曾国藩来说，办洋务就像他要剿灭太平天国一样，都是当成一项事业来做的。
这就可以理解曾国藩对军械所内那些科学家、工程师们的态度了。
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以生产舰炮为主的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具有近代性质的工业企业。当时的总工程师是华蘅芳和徐寿，他们拼尽全力制造出了第一艘用蒸汽机带动的木壳小轮船，并因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可是因为初次制造，经验不足，这艘船造出来之后，“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全集·日记》）华蘅芳和徐寿为此都很沮丧。但曾国藩不仅丝毫没有责怪他们，还反复鼓励他们。华蘅芳、徐寿放下包袱，从头来过，终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能够快速行驶的蒸汽机轮船“黄鹄号”。
建成的那天，曾国藩走上轮船，只从头到尾在船上走了一遍，就用脚丈量出了船的长度和宽度，而且非常准确，并对这艘船赞叹不已，可见他本人对这艘船的感情有多深了。这也让当时在场的工程人员大为感动。
后来曾国藩又与李鸿章一道，倡导设立了江南制造局，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制造业史上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蒸汽机轮船、第一台汽锤、中国第一台车床、中国第一台刨床、第一艘近代军舰全是从安庆内军械所或者江南制造局里出来的。可以说曾国藩的洋务事业虽然在他身后未能取得像他预期的那样大的效果，但还是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及科技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后来曾国藩在洋务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比建船造炮还重要的是培养科技人才，要是全中国有几千、几万个容闳、李善兰、华蘅芳、徐寿这样的人，中国才能彻底的自强。所以他说：“作育人才……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全集·奏稿》）也就是说人才才是强国之本。能有这样的观念，说明曾国藩已经具有了最为长远的眼光。
所以，鉴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虽然还没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虽然还没有明确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但在那个时代，他对科学知识以及科技人才的态度，已经可以算是非常超前的了。所以他才会如此看重这些科学家，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洋务事业中的重要支柱。
回到家训的层面来，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什么那么支持两个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而去攻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科。这种决定在那个时代绝对是匪夷所思的，但曾国藩却做到了，是因为他正逐渐形成着一种世界的眼光。虽然，这种世界的眼光，还只是朦胧的。
说到曾国藩对科技人才的重视，我们会觉得他在这一点上确实很有前瞻性与超前性。但同时，让人疑惑的是，他在用人上也有着非常保守的一面。中国人最忌讳的任人唯亲，他居然做起来堂而皇之，还在家训中大谈特谈。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玄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