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训中有一个著名的“五到”理论，又被称为“五勤”理论。
那么，这个“五到”与“五勤”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五到”与“五勤”，是曾国藩在谈到培养人才时提出来的。他说培养人才，“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又说为官者当有五勤：“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曾国藩全集·家书》）
“五到”虽然是对培养人才而言的，“五勤”虽然是对培养官员而言的，但它们都出自曾国藩的家书，可见他所主张的“五到”与“五勤”也是对家人子弟提出的一种修身乃至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的要求。
我们上一讲讲了他“做多必得”的家训思想，其实这个“五到”与“五勤”就是怎么做、如何做的具体要求。
当然，曾国藩能提出“五到”与“五勤”的要求来，说明他自己于这五方面一定是深有体会、深有感悟的，说明他自己也一定是这“五到”、“五勤”的忠实实践者。曾国藩是湘学名宿、实学大家，所谓湘学，所谓实学，所谓挺经，最讲究知行合一，曾国藩一生的功夫也就在这“知行合一”四个字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曾国藩自身的实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的“五到”、“五勤”说。
我个人认为，最能体现曾国藩“五到”、“五勤”实践的就是他开辟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若从他开辟洋务运动的实践来看，我们就要打破他原来身、心、手、口、眼的顺序，进行一个重新的编排，这个编排的依据就是洋务运动这场改革的时间逻辑。
首先是眼到与眼勤。
在这一点上，与曾国藩最有可比性的就是他的前辈林则徐。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对林则徐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后来这个论断家喻户晓，在闭关锁国的落后时代，“睁眼看世界”也成为林则徐这位民族英雄为后人尤其是被有识之士称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范文澜先生的这个评价也确实不过分。林则徐在到广州主持禁烟运动之前，举朝上下，包括他林则徐在内，对西方世界都是茫然无知的。林则徐原也和大多数国人一样，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以为西方人之所以喜欢中国的茶叶，是因为他们平常吃的全部是牛羊肉磨成的粉，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再加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华夏乃天朝大国的唯我独尊的思想，要想让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睁开眼来看世界，这在当时是难比登天的事。这只要看一看，一直到洋务运动中后期，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墨守陈规，夜郎自大，死抱住“我为天朝、尔乃蛮夷”的心态不放，就知道在当时即使只是“睁开眼”也已经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了。
可林则徐确实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的勇气就在于他敢于跨越儒家知识分子固有的自信与自大，承认不足与差距。这个勇气的来源，正是因为他也有曾国藩所说的“眼到”与“眼勤”的功夫。
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禁烟，他逐渐意识到那些洋商的身后有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世界，或者说有一个被自己、被国人误解了的世界。所以他虽然不懂外语，却立刻想尽办法招募虽然出身低下但却懂外语的人来帮自己翻译西方的报刊，这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也向来是被士大夫阶层所不齿的。
可没有“眼到”与“眼勤”的实践工夫，又怎能真正做到“睁开眼”呢？所以林则徐不顾顽固派的非议，组织大量人手搜集、翻译与西方有关的情报。他先是派人把外国人在澳门出版的《澳门月报》译成中文并编辑成册，然后他还派人把英国人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也翻译了过来，并改名叫《四洲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与人文社会状况的重要译著。
后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在流放途中遇到了好友魏源，他知道魏源博学多识，就把这本《四洲志》送给了魏源，魏源就是在这本《四洲志》的基础上才编出了著名的《海国图志》，并在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所以为什么可以说林则徐是一个有大勇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不像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只知道目空一切，只习惯目中无人。他能眼勤，能眼到，究其本质，这不过是一种行为习惯，但却是大多数人或缺的一种行为习惯。
这种行为习惯在晚清自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数十年内，在政界也就数林则徐与曾国藩做得最好。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曾国藩就是近代史政坛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人”。
曾国藩论“眼勤”时说：“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 （《曾国藩全集·家书》）说明他说的就是一种行为习惯。哪怕只是看一个人，也不急于下判断，而是仔细详尽地观察；哪怕只是读一篇文章，也不急于树自己的观点，而是反复阅读，细审详辨。很多人以为这种仔细观察的良好行为习惯是西方科技文明环境下所特有的，其实这种认识大谬不然。宋明理学讲究格物致知，仔细观察就是格物必备的一种行为习惯。曾国藩号称晚清理学大师，他在格物致知这一点上自然下足了功夫。
但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了追求事物背后的规律性的真理，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就跳跃了“格物”这一层，直接想当然地去“致知”了，这也是理学为什么既强调科学观察却又未能衍生出现代科技文明的关键。
曾国藩算是看到了理学家的这个通病，所以他特别强调观察、了解与认知，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眼到”与“眼勤”。比如他被当时及后人津津乐道为晚清相面大师，甚至连《清史稿》里也信誓旦旦地说他“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清史稿·曾国藩传》）这么夸张地说他相人、相面的功夫，说他每次鉴别人才，都一声不语，瞪着个三角眼死盯着别人看半天，甚至没人不被他看得毛骨悚然，而且更为神奇的是他因此对人优劣长短的评价后来总被事实所验证，这一来就彻底造就了曾国藩晚清相面大师的称号。
其实，哪有什么相面大师？其本质不过就是曾国藩所说的“遇一人，必详细察看”，其本质不过就是“眼到”与“眼勤”，其本质不过就是仔细观察、深入了解的行为习惯。
所以曾国藩看人如此，看书如此，看事物如此，看世界更是如此。如果说，林则徐首开中国近代史翻译西方资料的先河，那么曾国藩则是把这种翻译提升到了一个伟大事业的高度。他在建立中国第一个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的同时，命人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旁边专门建造一个翻译局，然后组织大量专业人才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学名著。这种针对性与学术性就比林则徐翻译《澳门月报》与《世界地理大全》要高得多了。
后来，上海翻译局翻译的西方科技名著大多成为翻译史上的经典，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后，由于对英语的掌握能力较差，而日语本来就脱胎于汉语，于是他们投机取巧，把上海翻译局的大量译作又都翻译成日文，这样，日本明治维新才有了大量西方科技知识的奠基与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