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正在路灯下边看书边等客，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了。他穿着蓝色西裤，白色长衫，戴着近视眼镜，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打扮，我猜不出他的身份。
他问我看什么书，我不好意思地展开封面，那是我几天前从旧书摊上淘到的一本名叫《蝇王》的长篇小说，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尔丁的代表作。男子笑着说：“看得懂吗？”
我说：“以前有过一本，后来弄丢了，这本是才买的旧书。”
男子感到很惊讶，但是他没有继续说《蝇王》，他说：“我想去火车站，去不去？”
这里距离火车站足有五六公里，一般人都会打的的，没有人会坐三轮车。看到我迟疑，他说：“上火车的时间还早，我想坐着车看看沿路的风景。”
我答应了。直觉告诉我，这个50多岁的面目白净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坐在三轮车上，他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听到我的谈话中夹杂着喘息，就说：“别着急，时间还早着呢。你慢慢骑。”
我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马路，慢悠悠地向前行驶，路边不时有携手并肩的情侣和跑步的老人。偶尔会有小轿车疾驶而过，卷起的落叶吹打在我们的身上。
他问：“你以前都做过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抑在心中，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现在，我告诉了这个陌生人，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我长出了一口气，心胸豁然开朗。
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我听到他在叹气，声音很轻，像飘落了一片枯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有什么联系方式？”
我告诉了他我的传呼号码。
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来到火车站广场，他下了三轮车，告诉我说：“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我会联系你的。”
按照路程的长短，他应该给我10元钱，但是他给了50元。我说我没有钱找你，我只要10元钱。他说不要找了，你太不容易了。
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流出来。
我看着他穿过车站广场，夜晚的火车站旅客稀少，他走进了候车大厅，他站在门口向我挥挥手，然后才走进去。
离开火车站，我一路都在想着，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然而，如果他有手机，他就是有钱人，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
那家报社宣布破产了。
那天大家互相通知，一起来到报社，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报社的设备拉到卡车上。所谓设备，也就是一些破旧电脑和陈旧办公桌。工作人员将门封了，封条上的大红印章异常鲜艳夺目。墙壁上，一张纸片在风中呼啦啦地抖动，上面写着：“某某，上班迟到，扣50元；某某，版面错别字，扣50元……”报社在最后阶段陷入了疯狂，越没有钱，越要狠扣大家的血汗钱，而没有钱发，也就无所谓了，爱扣多少就扣多少。这张在风中抖动的纸片，成为我对这张报纸最后的记忆。
卡车拉着报社仅有的家当离开了，这幢大楼也消除了报社的所有印痕。此后，会有别家公司搬进这幢大楼，但后来者可能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报社，这家报社曾有过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这幢大楼里曾有一群热血青年生活过。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眼中都含着泪花。后来，有人默默离去，有人默默相随。走到了岔路口，有人提议说：“吃顿饭吧，吃完饭就散了，各奔前程。”大家又默默地来到一家小饭店，每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凑了一百多元，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炒了几盘菜，一大盆米饭。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聚餐。
后来，这张饭桌上的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知道他们生活还好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都应该结婚生子了吧，祝愿他们家庭幸福，也祝愿他们生活都好了起来，不再忍受贫穷。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要经过很多驿站，当你告别前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个驿站的朋友；当你到达下一个驿站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驿站是什么样子，又会结交哪些朋友。
人生又是一辆长长的列车，在起点的时候，你会认识很多人，他们和你一起开始这段旅程，而在每一个车站，都会有人下车，你无法知道此生还能不能见到这些下车的人。你也要下车，但是你不知道你会在哪个车站下车，会在城市车站，还是小镇车站，还是荒山野岭的小站。你也不会知道是你一个人下车，还是和别人一起下车。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可预知。人生很残酷。
听说那家报社欠了印刷厂上千万元，还欠了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印刷厂把报社告上了法庭，法庭强制执行，拉走了报社所有财产。
又听说投资方广告公司把那几个月的广告费都收入了自己腰包，报社宣布破产后，这家广告公司也人去楼空，负责人携款潜逃。
而受苦受难的，还是我们这些打工者。
主任问我：“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还不知道。”
主任说：“真对不起你，当初不带你出来多好。”
我说：“没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你不带我出来，我怎么会知道南方这样富裕繁华。”
主任苦笑着：“我要先回家了，老婆一直在家等着。我有了好去处，会通知你。”
我点点头。我没有老婆，没有人等我。我的家在乡村，家中父亲卧病在床，我回家不但帮不上任何忙，而且还会让父母揪心。我有家，但是我没法回去。
当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把主任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在进站口拥抱着，都哭了。很多人走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他们不明白两个大男人为什么还要抱在一起，还要哭。主任说：“保重，保重。”然后就走进了候车室。
送走主任，在回家的路上，我双腿酸软，每骑一段路程，就要坐在路边歇歇。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一下子没有了依靠。
我只能在南方飘着。我没有工作，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但是我不能告诉父母这些，我不能让父母替我担心。每次往家打电话，我都会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很好，让父母放心。
几个月的三轮车夫生活，让我又黑又瘦，但是身体很结实，胸大肌也突出了，摸在手中硬邦邦的。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会光着上身，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慢悠悠地走过大街；困倦的时候，我会坐在车上，头枕着铁条焊成的栏杆就睡着了；我的嗓门也洪亮了，经常和别的三轮车夫用很粗的话语亲切地对骂着；我的双脚灌满了力量，会骑着三轮车以最快的速度和别人抢生意。我也习惯了别人的冷淡和嘲弄，别人用脏话骂我，我的心中不起一点波澜。为了生活，我什么都能忍受。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三轮车夫。
只是有时候，心中会泛起一阵苦涩：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该走向哪里？
有一天黄昏，我刚刚接过三轮车，骑行在大街上，还没有接到一单活，突然传呼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想可能是哪个客户约我拉东西。自从走上职业化三轮车夫的道路后，我也开始派发名片。
我骑到一个IC电话亭前，拨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居然是那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送往火车站的那名男子。我几乎忘记了他，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没有想到他会在今天呼叫我。
他说，他就在距离省会城市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级市里。他问我是否愿意来他们那里，他向这家县级市的日报推荐了我，报社一名副总编让我第二天前去面试。
我说，愿意。
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省级报社和县级报社的差别，我以为全国的报社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凭我的实力，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那天晚上我只接到了一单活，然后就回家了。我睡在那间门口写着“意志战胜一切”的房间里，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我在想着面试会问些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我设想着我就是那家报社的副总编，我会问些什么呢？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这些自己精心写作的作品，能否给自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去那家县级市的火车，然后，来到了那家报社。
那家报业有一幢十层楼房，楼下的几层是他们的办公室，楼上的几层租给了安利公司和几家保险公司。我真没想到一家县级报社居然有这样的实力。在大堂填写好了资料后，保安将我带到了三楼的副总编办公室。
副总编头上是一片不毛之地，光秃秃的，就像是葫芦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副总编头颅又圆又大，像地球仪一样压在细细的脖颈上，让人担心随时会被压折。这副形象完全就是影视中经常出现的黑社会老大。可是副总编态度很和蔼，笑容可掬，谦谦有礼，实在对不起他这种威猛的头颅和发型。一副近视镜架在他敦敦实实的鼻梁上，显得很滑稽。
副总编说：“你的情况，张馆长都向我介绍过了，今天让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这里怎么样？”
我莫名其妙：“张馆长是谁？”
副总编笑着说：“你还不知道啊，他说他坐过你的三轮车。”
哦，原来那个50多岁的男子，要求我送他去火车站的男子，就是张馆长。副总编说：“他是我们这里文化馆的馆长。”
于是我就说了那天晚上的奇遇，我在路灯下看书，我拉着张馆长沿着江边大道骑行，我说起了我当时的处境。
副总编一直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他很诚恳地说：“留在这里吧，我们马上就要改版，要由4个版面增加到8个版面。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
我点点头。其实当时我已经无路可走了。那时候的报社招聘还没有通过电脑实行，招聘的方式也很原始，一是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二是依靠人介绍，三是从自己找上门的人中筛选。
副总编带着我从报社一楼走到三楼，从总编室走到了采访部。他指着采访部里一张空着的桌子说：“你来了后，就坐在这张办公桌旁。”
我深受感动。
当天中午，副总编叫来了采访部正副主任一起陪同我吃饭，那一桌丰盛的饭菜让我的喉结不由自主地蠕动。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些了，那亮灿灿的红烧肉，流着油汁的鸡块，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挪不动一寸。可是我竭力压抑着心中汹涌澎湃的食欲，强行咽下奔腾而出的唾液。我想：咱是文化人，文化人就要有文化人的样子，不能让人笑话。
饭桌上，我才知道，副总编姓赵，两个主任，正的姓孙，副的姓王。这家报社的总编社长一人兼任，平时很少来上班。
两天后，我来到这家县级报社上班了。想起当初从北方县级公务员，来到南方县级报社当临时工（那时候的报社很少签合同，所有聘用人员都按照临时工对待），感觉命运真是和我开了一个玩笑。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祈求了，我只盼望着能够多赚钱，给家中多寄钱，能够让自己的生活稳稳定定，我就彻底满足了。
报社暂时还是4个版面，头版是市委书记市长的活动专版，去了哪里，发表了什么重要讲话，陪同的人都有谁。二版是部门动态，哪个局长主持召开了什么重要会议，哪个局长下乡访贫问苦。三版是专题，歌颂部门和乡镇的丰功伟绩，其实就是一句话，几个数字的事情，硬要扩充为一个整版四五千字。这些数字是否真实，恐怕只有部门领导知道。这个版面是收费的。四版是要闻，登载从网上搜索到的前一天国际国内大事。
这种充满了垃圾内容的报纸天天出，而领导们的讲话天天都是重要的，部门的会议也天天都是重要的。这样的报纸不到一分钟就能翻完，而文字读不到三行就让人脑壳疼痛。这样的报纸有人买吗？报社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经济实力？不但盖了这幢高达十层的楼房，而且每个人的工资都很不错。
我想起了当初在北方县城当公务员的日子。那时候，每年11月，就会召开一个由全县部门参加的会议，会议内容就是征订报刊，县级的日报必须订阅，必须完成多少份的订阅，这些钱可以在县财政报销。其实，县级报社为什么富裕？富裕的原因就是财政拨款，自己创收。想想看，这样的经营模式，想不富裕都难。
但是，一个小小的县域，几十万人，又会有多少新闻需要每天报道每天出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除了浪费纸张和油墨之外，还制造了大量的废纸，让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笑逐颜开。
报社这次招聘了十几个人，而报纸还没有扩版，新来的人整天无所事事。我向赵总提出，想把酒托的暗访做完。赵总很感兴趣，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新闻。他特批了500元的活动经费，让我打入酒托内部。
我专门剃了一个光头，看着镜中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判若两人，两颊也长出了肉，皮肤也变白了，估计那家黑酒吧的人不会认出我来，他们每天会接触多少人啊，肯定早就忘记了我。我又回到了省城，准备打入那家黑酒吧上班。
酒托的背后是黑酒吧。黑酒吧和酒托沆瀣一气，坐地分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分赃的？
我走进了那家酒吧，那家酒吧没有任何变化，酒吧的周围还是散落着一些穿着老虎“工作服”的打手，他们夹杂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就像沙子夹杂在小米中，想要辨认都很难。酒吧里面还是那些穿着黄色T恤假扮服务员的打手。我说着东北话，说我来找工作，刚刚从东北来到这座城市。
那时候本山大叔和范伟大哥们在电视上推广东北普通话，喜欢他们的人都能讲上几句东北话，而我天生有语言天赋，一种方言学上几天就能讲得像模像样、以假乱真。酒托们讲东北话，酒吧里的打手们很多也讲东北话。后来我才知道，酒托这种黑社会性质的行业，也是从东北逐渐蔓延到全国的。
一名服务生说：“我们不要人。”
我说：“我以前在酒吧干过，还当过键盘手。”
服务生惊讶了，他问：“什么是键盘手？”
我说：“像你们这样辛辛苦苦地等人来喝酒，能赚几个钱？俺们老家那旮旯都是带人进来喝酒的。”
服务生说：“你等等。”然后，他进了里面的一间房子里。
过了几分钟，出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脸上有几道蓝色的疤痕。后来我想，这个男子可能是被人控制后，用小刀在脸上划了几道，然后洒上蓝墨水，后来就成了这几道蓝色的疤痕。
这个男子已经纯属黑社会了，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邪气和杀气，让人恐惧。他和我们副总编不一样，我们的副总编只是貌似黑社会，虽面目凶恶，但内心善良。
蓝疤痕的眼光像毒蛇一样，散发着瘆人的光，他问：“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我装出很害怕的样子，躲闪着他的眼睛，其实那时候真的有些害怕，我说：“去了几家酒吧，人家都不要人，就来你们这里看看。”
蓝疤痕问：“以前干过？”
我点点头。
“干过什么？”他的眼光步步紧逼。
“做过接待，还做过服务员。”
“刚才你还说什么键盘手？”
“也做过。现在很多酒吧都有键盘手。”我又把刚才对服务生的话对这个蓝疤痕说了一遍。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做这些。”蓝疤痕说得一本正经，“你走吧。”
我感到很失落。一名服务生送我走到甬道，突然说：“兄弟，留个电话吧，交个朋友。多条朋友多条路，有了好去处也告诉哥们儿一声。”我想把传呼号码留给他，突然又觉得不对劲，因为传呼号码曾经留给过酒托。也许他们对每个蠢鱼的联系方式都有“备案”。
我说：“我没有电话。”
服务生留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他让我明天打他的电话，他说他觉得我人不错，值得一交。
我心头一热。其实这是他们招人的步骤，那时候我全然不知。他们组织太严密了，稍有不慎，就会被发觉，惹来杀身之祸。
从酒吧里走出来，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天快黑了，为了省钱，我住进了小巷深处的一家小旅社。上了楼梯，走进房门，打开窗户，突然看到了窗下有一个人走过，穿着“老虎”工作服，还似乎不经意地向楼上望了一眼。
到现在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一路都有人跟踪。如果当初我没有对这家酒吧进行暗访，不知道“老虎服”的标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身后一路都有人跟踪。
是不是他们发觉了我，是不是他们怀疑我。
那天晚上，我插紧了房门，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非常紧张。本来想换一家旅社，却又心疼这几十元钱。快到半夜的时候，我还是睡不着觉，后来，我找老板换成了楼下的房子。如果他们来到这家旅社找我，如果他们上楼，一定会从我的门前经过，我会趁机走脱。
那天晚上，我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个夜晚，他们始终没有出现。吃过午饭，我拨打了那个服务生留给我的电话，我说：“大哥，实在找不到工作，你有工作就介绍给我啊。”那个服务生说：“你过来吧。”
我感到很意外。
原来，每一个上门找工作的人，他们都会拒绝，但会要你留下联系方式。然后，他们跟踪你，看你住在哪里，看你接触什么人，等到觉得你值得信任时，他们才会联系你，让你来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