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五章众枢臣唇枪舌战（2）
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旨，疏曰：是崇厚所定之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全权便宜行事之权，崇厚代国行之。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骤然翻盘，衅必由我起。
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兵衅一开，防不胜防，其所要求恐仅照现议而不可得者。而英、德、法、倭等国，更会伺机而动。
鸿章奏罢，愈思愈惶，复致函总理衙门：俄皇想念两国多年和好，方才同意议还伊犁；如我再议更改，则必定不会允许。再观崇之约文，所稍吃亏者，仅伊犁南边两山之间一带空地。若因此贸然与之决裂，深为可虑。恳请吾王大臣主持大计，勿为浮言所撼惑。
恭亲王奕訢接函，谓军机大臣沈桂芬道：与俄人之约既经议定，允则有害于彼，否则有害于此，瞻前顾后，进退两难矣！
沈桂芬叹曰：沈某鼠目寸光，所荐非贤，贻害国家，罪该万死！
奕訢道：平心而论，与提笼架鸟、无所事事之纨绔子弟比，完颜崇厚实乃八旗之翘楚也，沈大人无须自责！
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无恭亲王雅量，怒斥崇厚专擅误国，不杀不足以解民恨。
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诛杀崇厚，以谢国人。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亦反崇约，愤而上言：俄人贪得无厌，此约不可许者十，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若尽如此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西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西疆尚不如无西疆也。枢臣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惧一经变约，或召衅端。
众口嚣嚣，莫衷一是，两宫太后踌躇不决。
慈安太后道：众军机与总理衙门王大臣等，近来无甚扼要言语；廷议之时，百僚相顾不发，骈头看折，杂然一群鹅鸭耳。
慈禧太后叹曰：穆宗以后，奕老六再不专事；文祥逝后，众枢臣实无领班；李鸿藻丁忧出值；宝鋆专说浮话，不管实事；景廉即有言语，亦不便遽为典要。伊犁、琉球之纠纷，拖沓年余，至今尚未了结；皆因沈桂芬所荐非人，所办非事。
慈安太后道：俄、倭非豺既狼，与其等之纠纷，久悬不决，寝食难安！
慈禧太后道：军机处、总理衙门众枢臣皆以避事为取巧也！速传懿旨，著惇亲王、醇亲王、御前大臣、六部、督察院同议崇厚与俄之约及边防、筹饷、储才三大端。惇、醇二王与诸大臣合议之时，总理各国衙门王大臣全皆回避，军机皆兼总理著亦回避。李鸿章及众臣所奏各节，速即抄传左宗棠覆奏。
惇、醇二王与诸大臣合议半月，无甚要语。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再奏：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左宗棠接旨，复奏：俄自窃踞伊犁以来，无日不以损中益西为务，蓄机已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盘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我退而彼益进，我俯而彼益仰，其祸患殆将靡所止极，不仅西北之忧也。
李鸿章之言语，犹如庸医治痞病，只顾眼前，却不敢用峻利之剂，则痞症与人相始终，无复望其有病除身壮之一日。今日中俄之势，何以异此！
中俄伊犁之事，论理，理在于我；论势，势亦非我所短。只盼内外坚持定议，意见一致，择一能辨且晓西事之士，钦奉谕旨以与其周旋。
曾国藩之子、一等毅勇侯曾纪泽，通经史，工诗文，精算术，晓西文，学贯中西，可担重任！
与俄人之议，委婉而用机，口舌实不能得，方继之以武力，当彼竭我盈之时，自是有机可乘。
微臣头白临边，西征十年，滚滚风尘，衰病侵寻，朝不夕谋，几无生趣，遥望南云，无心出岫，不胜企羡。
然林文忠公有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战事若起，臣当披肝沥胆，冲锋陷阵，与俄人一较短长。
数月以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六部九卿及将军督抚，所奏各言，深切著明，足令外人心折；应宣示者，亦予宣示。天下之大公，何庸秘密？公之于众，可正视听。
两宫接奏，迅谕：左卿宗棠所言，洞彻利害，深中款要。该督所称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自是刚柔互用之意，所有西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即着该督预筹布置，以备缓急之用。将来操纵机宜，该督必能统筹全局，谋定后动。
崇厚与俄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窒碍难行，不予批准。曾国荃、黄体芳所奏，甚为得体；崇厚辱命误国，速即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着准左宗棠奏请，著中国驻英、法两国公使、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兼署驻俄公使，加钦差大臣衔，驰赴俄都重议。
俄国驻清公使凯徳阳闻讯，怒不可遏，速发照会：此甚无契约精神，亦不符国际惯例也。由此引发一切之纠纷，包括但不局限于战争，清国政府务必负完全之责任。
因定约不便依议，即将使臣拿问严办。法美徳三国驻华公使亦甚愤怒，纷纷致函质问。
英国女王知悉，即命英国公使威妥玛，亲至总理衙门，恳请宽免崇厚之罪。
1880年4月9日，清国总税务司总管赫徳密电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俄人即将派军舰来华，直进大沽口。
大战一触即发，直隶总督李鸿章甚惶，速即致函恭亲王，请赦崇厚以固邦交。四日后，李氏再函：鸿章非敢避谤，亦非畏用兵，惟念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目下东西洋谣言日起，势将酿成衅端，既有英君与威使雅谊关照，似不妨因而用之。
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此系转圜好时机，不可错过，力挺李氏。
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亦言：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
恭亲王奕訢审时度势，与众军机大臣联奏曰：就中国朝政而论，治臣下以应得之罪，诚与外人何干？惟事关交涉，实有不能不权其利害而因时制宜者也。赦免崇厚，即不足以伐俄人之谋，实足以结英法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