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会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联意脱胎自白居易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诗人用这首诗表达了他对“以假乱真”的感慨。
历史的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有的人从坏变好，有的人从好变坏。甚至有时“盖棺”也难“论定”。但也正如一首挽刘少奇的诗中兑“沧冥有眼又无眼，历史无情亦有情！”即使“盖棺”之时未能“论定”，但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有情而又无情的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以假乱真，岂只一个王莽，历史上相同的例子是不少的，汪精卫从“革命志士”变为大汉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后半生就是对前半生的讽刺，他是不待盖棺就可论定的。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喻云纪策划行刺清朝的摄政王，汪精卫从东京回来参加这一计划行动。事败，被捕下狱。因为汪精卫“名头”最大，故而许多人遂只知是“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了。但虽然“主角”其实不是他，那个时候的汪精卫，还是不失其为革命志士的。
他在狱中自忖必死，曾有《被逮口占》四首：
第三首中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尤其脍炙人口。死要死得其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他就是名垂青史的“革命烈士”了。可惜他苟活几十年，这两句“名句”却变了对他的嘲讽了。
把汪精卫少年时的诗词，拿来和他做汉奸以后写的对照来读，实在是不能不令人慨叹。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前，先有广州之役（是役的革命烈士葬在黄花岗，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时他在北京狱中，听说胡汉民（字展堂）也在这一役中死了，曾写了三首诗“哭之”，前有“题记”：“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录两首如下：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
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
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
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
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余生恨，茫茫后死忧。
难禁十午事，潮上寸心头。
“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当时他是抱着为革命牺牲的决心，遗憾不能与胡汉民同死的。
他做了汉奸之后，最后写的一首词是《朝中措》，自注云：“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愁不绝于心，亦作一首。”词云：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栏杆柏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能禁几度兴亡？”对照来读，“蝙蝠悲名士”也变成他的自讽了。
汪精卫做了头号大汉奸，日子也并不怎么好过。就在他成立伪组织的同一年（一九四○年），他有一首《迈陂塘》，颇能写出他的心境。词前有小记：“二十九年（按即公元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问之，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也。因赋此词。”
叹等闲，春秋换了，灯前双鬓非故。
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
体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
酒阑尔汝，问搔于长吁，支颐默坐，家国竞何补？
鸿飞意，岂有金丸能惧，齑惕犹剩毛羽。
誓穷心力回天地，未觉道途修阻。
君试数，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
中庭踽踽，听残叶枝头，霜风独战，犹似唤邪许。
一九三五年，汪精卫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任内，某次开“中委会”，被人行刺，不死。这首词是他在五年后的那一天“有感”而写的。“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可知他的心境。和他在北京狱中所作的那两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恰成对照。做了汉奸的汪精卫，是留得残躯已丧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