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生而愿有家 ——《陈云栖》中三女性
《陈云栖》一文，从男主人公真毓生出生时神秘的预言，到男女主人公合而又离、离而又合的传奇经历，有着浓郁的浪漫情调，但它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对普通人——尤其是普通的女性——的人生关怀。
从前，女性除了做泥偶与奴隶，她们的感情与愿望，从来没有得到肯定与尊重。虽然儒家出于对宗族延续的关注，承认“夫妇为人伦之始”，甚至将两性关系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但一落实到个体的行为上，便是“淫”，何况出家人。尤其是女冠，女尼，一有了“淫”的思想与行动，更是十恶不赦。故而从唐传奇《鱼玄机》一直到三言二拍中的破戒僧尼，个个没有好下场。偶有例外，又极力渲染色情，如《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笔墨猥亵，很难让人对女主人公产生好感。
《陈云栖》却表达了对这些的妙龄女子的宽容与理解。她们不是云端里的菩萨与仙人，也不是该下地狱的“淫妇”。虽无“道德的完美”，却有人性的光辉。
女主人公陈云栖栖身的吕祖庵，实为一所变相的妓院（自唐以来，女冠就常有高级妓女的性质）。“黄州四云，少者无伦”，真毓生慕名前往，一见倾心，她却谨慎的回避了，其洁身自好，与云深、云栋形成对比。当真生好不容易摆脱白、梁纠缠，与之一见时，云栖隔窗与语，先警告他“人皆以妾为饵钓君，频来则身命殆矣”，接着表白自己“不能终守清规，亦不能遂乖廉耻，欲得如潘郎者事之”，在真生立誓之后，她仍坚持“桑中之约，所不能也”。她多情而又自持，大胆而又谨慎。她不打算以青春去殉所谓清规戒律，但也不愿在这污浊的环境沉沦下去，她要的固然是“情”，更看重的却是婚姻。无可否认，她的持重有那么一点自高身价、待贾而沽的味道，但她幼丧父母，无依无靠，身处不堪之地，所有的仅是不牢靠的颜色而已，又怎能怪她小心翼翼？她的谨慎或许因为她曾有过受骗的惨痛经历（她的性格其实很天真，否则不会因真生一句戏言而始终相信他姓潘，以致生出后来种种阴差阳错）。她的立身并不高尚，她的愿望也很普通，却是那时代许多命运相似的女子共同心声。
后来几经离乱，她始终未忘情于真生，无意中竟来到他家中，真母不知她真实身份，有意将她许配给已为她相思成疾的儿子：“‘亦知我同归之意乎？’女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归之初志，母不知也。妾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阔绝，必已另有良匹。果尔，则为母也妇，不尔则终为母也女——报母有日也’。”这里又一次凸现其性情：重情义而又通达。她重情，但重的不是无望的情，她守义，但不守无谓的义。毕竟她不是大家闺秀，没有那么重的礼教观念，何况她与真生所谓“婚约”，本就不合“礼”了，她的秀美可爱终于使真母打消了顾虑，娶她为媳。
如果说陈云栖嫁给真生还有几分是为了情的话，盛云眠的遭际，就更耐人寻味。云栖婚后偶遇流落江湖憔悴非昔的云眠，相对酸辛，于是伪为姊妹，携归家中。云眠“举止大家；谈笑间，练达世故”博得“既寡、苦寂”的真母欢心，云栖主动提出“欲效英皇”，云眠亦嫁真生。男子纳妾总是引起我们的厌恶，但此处云栖的行为不能以“封建道德”视之。她固是受到时代环境的暗示，男子有纳妾的自由而女子没有“妒”的权利。但文中一再强调两个孤女自幼感情极深。云栖既因自己不能理家而欲倚之为臂膀，更怜悯云眠的遭遇，希望以此改变其命运（否则，没有名分，云眠势不能久住真家），这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是云栖的善良与胸襟。
云眠嫁真生，不是出于爱情——
告曰：“昔在观中共枕时，姊言：‘但得一能亲爱之人，我二人当共事之’，犹忆之否？”盛不觉双眦荧荧，曰：“妾所谓亲爱者，非他：如日日经营，曾无一人知其甘苦；数日来，但有微劳，即烦老母恤念，则中心冷暖颇殊矣。若不下逐客令，俾得长伴老母，于愿斯足，亦不望前言之践也。”
新婚之夜，她对真生坦言：“妾所以乐得良人者，非不能甘寂寥也，诚以闺阁之身，`然酬应如勾栏，所不堪耳……”她从来没有得到“家”的温暖，没有得到“人”的身份，于是这一点关怀就让她恋恋不去。杜丽娘的惊梦寻梦，乃是青春的觉醒，而对沦落无依的她，连青春的悲哀都太奢侈了。也许她太实际、太庸俗，但出身勾栏的微贱女子，如何能主宰自己命运，她已做了所能做的最大抗争，在她身上，何尝不闪烁着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光辉。
明末小说《欢喜冤家·黄焕之慕色受官刑》的女主人公了凡，有几首诗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旋蓄香云学戴花，从今不着旧袈裟。
宁操井臼供甘旨，分理连枝弃法华。
越宿顿知鸳被暖，乍妆殊谓凤钗奢。
禅心匪为春心腻，女子生而愿有家。
可为云栖云眠二人作结。
说完了两个年轻女性，不要忘了本篇的第三位女性，真生的寡母。她刚出场，小说就交待她“庭训颇严”，她断然拒绝儿子的求肯，一度成为儿子追求幸福的阻碍，似乎是个冷酷专制的家长。但戏剧般的，又是她亲自将儿子的意中人送到他身边。当她最终知道事情始末时。只是笑着说：“我初不欲为儿娶一道士，今竟得两矣。”显示出她在亲情的温暖之下变得慈爱有人情味了。小说将近结尾处特意交待：“夫人固善弈，自寡居，不暇为之。自得盛，经理井井，昼日无事，辄与女弈。挑灯瀹茗，听两妇弹琴，夜分始散。每与人言：‘儿父在时，亦未能有此乐也。’”试想，除了蒲松龄，谁曾关注过一个盛年寡居的母亲的情感世界？
她的境界也由此更高一层：真生科场落败时，她说：“吾家虽不丰，薄田三百亩，幸得云眠经理，日益温饱。儿但在膝下，率两妇与老身共乐，不愿汝求富贵也。”在礼教的观念中，“家”不过是“国”的缩影，“孝”已经固化为一种行为的准则，几曾见这般表现母子婆媳间浓浓的亲情？
《陈云栖》的浪漫无掩于它的现实性，它的现实性也没有冲淡它的理想色彩。它体现了蒲松龄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更体现了一个伟大作家所必备的对人类普遍的爱。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