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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僧人被封为如来，这就让李云睿更加好奇了。
于是，李云睿特意派人打听了一下有关哈立麻的事和有关乌斯藏宗教的事情。
打听下来之后，得到的信息让李云睿着实大为惊呼。
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结合明朝的实际情况，对管理乌斯藏进行了缜密的考虑。
当时，大明军队大都用于北边防御蒙古的侵扰，根本无力派大军占领乌斯藏，故而朱元璋下旨在乌斯藏设置指挥使司、宜慰司等机构，以加强行政体制。
而乌斯藏是个佛教“圣地”，其影响在僧俗百姓中根深蒂固，故结合藏族地区当时政治上分散，各教派势力雄踞一方的实际，不求统一，刻意维持分裂的局面，因此朱元璋决定采用“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因其习尚，用僧俗化导”的怀柔政策，羁縻当地土人，以消弭边患。
朱元璋制定的的这套制度使得明朝中央同乌斯藏地方的接触，更加广泛深入，联系更加多元，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发展，对藏区的治理实现了预期的效果。
从政治上看，整个明朝两百多年，藏区僧俗、地方势力为了争取明王朝的册封，纷纷到中原请求朝廷任命官职，使他们成为大明朝廷的直属官员，以号令于地方，管束人民，这样把整个藏区都安置于明王朝的统一治理之下。
于是，出现了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以共尊中国”的空前盛况，“以故西陲晏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
明廷对藏区各级僧官倍加优遇，根据各教派的影响、势力大小，分别授予法王、国师、西天佛子、阐化王等不同品级的封号，予以尊崇，并且命令他们定期朝贡（法王除外），通过“贡市”贸易的形式，厚往薄来，让他们在经济上受惠。同时，“贡市”贸易、茶马互市等的发展，促进了藏区与内地经济的联系与交流，对藏区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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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所封的僧官中法王地位最高，根据各教派的宗教势力大小，先后共封大宝、大乘和大慈三大法王，分别授予势力雄厚的噶玛、格鲁和萨迦教派的领袖人物。
法王，主要从事周游各地传法说教的工作，封号由转世或师徒相承。这个称号从元朝时就有，忽必烈曾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把他尊为藏区政教首领，故这一封号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个最神圣、最尊崇的封号。
因此，在明朝时，大宝法王的地位最高，明廷对大宝法王的礼遇远远胜过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
李云睿分析了明朝和元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发现两者的区别非常大。
元朝对乌斯藏地区的政策是政教合一，比如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八思巴是整个乌斯藏地区的政教首领；而明朝对乌斯藏地区的政策是政教分离制度，大明设置宣慰司，以羁縻整个乌斯藏地区，乌斯藏的行政权掌握在宣慰司手里。
同样是大宝法王，八思巴的权力远远超过哈立麻。
朱棣给了哈立麻那么长的封号，又封哈立麻为“得银协巴”，在李云睿看来，就是为了回收行政权做补偿而已。
至于哈立麻本人，在藏区则是个传奇人物。
据说，哈立麻诞生时口诵六字大明咒及藏文三十字母和母音字，大地略现震动，天空花雨、虹霓、芳香充满四方；满周岁时，在刃具上面和悬空绳上走；两岁时，去到跳舞人群中作跳舞后，前往勒窝，说出广大的预知神通和示现许多神变次第；到了勒窝大河岸边时，在石上留下了他的足印（藏文史料中明确记载
）……
总之，就是和朱元璋出生时有类似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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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这种牛人的存在，肯定背后有故事！
大家都知道，藏传佛教最为著名的一大特点活佛转世制度，而活佛转世制度是由噶玛噶举派创立实行的。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噶举意为教谕或者教传，师徒相承，口语相传，耳听心会，注重密法，不重经典，该派别创始人为马尔巴，该派在修法时穿白色僧衣，被称为“白教”，后来演化成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戎噶举、帕竹噶举是个支派。
噶玛噶举是噶举派中的一个支派，是由宋代藏传佛教高僧都松钦巴创立的，都松钦巴于1147年在康区噶玛地方兴建噶玛丹萨寺，此教派遂由该寺得名。
都松钦巴临死前留下了自己会在某年某地重生，可以传承自己衣钵之类的谶语，以告诉信众佛可以永世，这就建立了著名的黑帽系活佛转世的系统。
看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猜到了，生有异相的哈立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了？
人家哈立麻就是是黑帽系五世活佛！
元朝本就是草原民族，笃信佛法，因此藏传佛教在元朝时很盛行。
明承元制，因此在宗教之事上也有些传承。
朱元璋在世时，就两次派人入乌斯藏，探视哈立麻。
原文。来自于塔读
而朱棣为燕王时，就已听到得哈立麻的美名，明史记载，朱棣在藩邸“素闻其道行卓异”；永乐元年，乌斯藏来使，闻及哈立麻“震艮迪吉”等情况后，朱棣于永乐二年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和僧智光进藏赍送诏书，迎请这位“有道术，善幻化”、在藏区颇具盛名的活佛哈立麻，并选壮士健马护行；之后，又多次派特使赏赐哈立麻。
李云睿看完这些资料之后，才有些恍然大悟。
这个时候，他不得不为朱元璋所设计的民族政策而感叹。
古代交通不便，进出一次藏区，稍微兴师动众一点，来回没有一年半载，门都没有。因此，想要发布什么政令给这些偏远羁縻地区的主官，相当麻烦，因此，采用民族自决的方式，也就是羁縻方式，是一种最优方式。
朱元璋针对乌斯藏地区，设计的政教分离、分而化之的策略，是大明能够控制乌斯藏最佳的方式。
政教分离，相当于彼此牵制，藏人信佛，宗教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世俗政权的公信力，因此僧人在藏区往往一言九鼎，有言出法随的作用，就像八思巴那样。但朱元璋把行政权交给宣慰司，那么宣慰司肯定要和佛教争藏人的管理权。
这个管理权背后，其实就是财权的争夺，因为涉及到税赋，对宣慰司的主官来说，有了税赋，就有了兵，有了兵，就有了荣华富贵……
因此，宣慰司和佛教之间，属于彼此合作，又相互牵制，对于大明朝廷来说，就居中调节行了，谁强就灭谁；谁弱就扶持谁……
而分而化之就是利用宗教不同派别，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朱元璋就将藏区的各个首领，根据他们的地位不同，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元帅、万户等职位，足足有数百人，并要求他们“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
这样一捣鼓，朱元璋将元朝时乌斯藏实行的政教权力集于一人、一教、一派的局面，完全给改变了，保证各地土司和明朝中央朝廷300年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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