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5章 往事(2)

接到任务的戴立自然明白常申凯真正的用意。

说实话,如果说只是一个陈蒃叛变,根本就犯不上校长亲自跟自己交待任务,毕竟陈蒃影响力再大,那又如何呢?

只不过是一个花甲老人了,再说了,当年常申凯都看不上陈蒃,就更不要说现在呢!

但常申凯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陈篆背后还有一条大鱼在。

虽然说开始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扶持了两个伪政府,一个在北平,一个在南京。

但是这两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级别都不高,基本上就是国党内部杂鱼式的人物,所以说影响不大。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日本人又策动了汪季新,让他叛变,所以说汪季新在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逃到越南河内,随后更是发布了投敌声明。

而且日本人的想法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成立一个以汪季新为代表,组建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此来和常申凯分庭抗礼。

毕竟汪季新在国党内的资历,比常申凯只高不低,所以说要是任由他和日本人合流的话,那产生的政治影响将会坏到无法收拾,而且国党内那么多的反对派,也不知道多少人要被这个叛徒拉过去。

故而常申凯才要杀鸡儆猴!

而戴立一向都以善于揣摩上意著称,焉能不知常申凯真正的意图,故而,他答应了下来,并保证:必杀陈蒃。

戴立答应是答应了,可是这个事情交给谁,他就有些迟疑了。

虽然说军统在上海,有王仁锵所部对上海站,还是李维所部的上海特别行动大队。

但是一直以来,王仁锵所部给他的印象都不是很好,因此他也不放心把事情交给王仁锵。

可是李维所部,虽然说事事都让他满意,但是李维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而且对于这种刺杀的事情,要是交给李维所部的话,那就真的是牛刀小试了。

也就在戴立举棋不定的时候,王仁锵也通过一些关系,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说主动请缨了起来。

虽然说王仁锵在刺杀了唐少川之后,又策划了一系列的锄奸行动,但是他杀的大多都是级别较低的小喽罗,像伪政府的参议、伪侦缉队长、日本报纸中国顾问等等。

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其实都没什么分量。

有道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故而王仁锵也明白,要是不杀个有名头的大汉奸,他根本就不能一扫之前在局座心中的不良印象。

而当戴立看到王仁锵主动请缨的电文之后,随即也按捺住了心中的想法,把刺杀的任务交给了王仁锵。

对此,王仁锵自然是很开心的,但是他的开心也只维持了几天。

因为当他接到刺杀命令之后,就派人去调查了陈蒃,但得到的结果,却让他有些郁闷了起来。

因为经过唐少川对事情之后,上海有名的大汉~奸都藏头匿尾,严加防备,很难找到踪迹。

一方面是接了局座的刺杀命令,一方面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这让王仁锵也是越发的上火了起来,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烦闷。

不过也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王仁锵急的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个大机会。

他通过暗线得到了消息,1939年的农历春节,陈蒃要回到上海的家中过年。

这个消息也是让王仁锵喜出望外了起来,随后也是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陈蒃在上海的家,是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668弄25号,这个地方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

不过自从陈蒃投靠日本人之后,国党要制裁他的消息随即也是满天飞,因此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一直躲在南京,哪里也不敢去。

因为南京经过日本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后,国党政府在这里的军政党力量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起来,所以说此时的南京,那是绝对的安全。

也正是因为这样,陈蒃才一直生活在南京。

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39年初,陈蒃度过了最初的惶恐不安,已经开始习惯给日本人做事的身份,而且日本人在上海的管控力也是越发的紧密了起来,所以说他才大着胆子准备回上海的家中过年。

而且陈蒃的心思也是十分的细腻,他也知道国党的特工部门一直都在盯着他,所以说他对安全也是非常重视的,之所以敢回上海,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

他住在公共租界旁边,意大利兵营就一些宪兵,经常在周边活动。

据他所知,国党的特工人员在上海活动,一向都是尽量与外国巡警和宪兵发生冲突的,毕竟一旦惹上了麻烦,那是很不好脱身的,所以说这也算是陈蒃安全的一道屏障。

而且这个时候,李默群和丁墨村已经到了上海,甚至于还成立了特工组织,专门与国党的中统、军统对抗。

甚至于丁墨村和李默群当时的大本营也在陈家附近,所以说国党的特工部门虽然猖狂,但是想来也是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而这又是陈蒃的一道安全屏障。

除了这些之外,陈蒃还专门加强了自家的警戒工作,甚至于在门口也设立了警戒哨,严防陌生人前来捣乱。

有这些安全保障,陈蒃还是不放心,他先是放出来自己要来上海的风声,可是却先派儿子回上海打前站,探探风声。

如果说,国党的特工部门在这个时候闻风而动的话,他说不定就取消回家过年之行了。

但是陈蒃的儿子回到上海之后,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的不利消息。

甚至于李默群和丁墨村听说“外交部长”要来,也主动向陈家示好,声称必将协助保证安全。

也正是因为这样,陈蒃的儿子告诉父亲说,可以回来了。

因此陈蒃便于1939年2月18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3点,乘火车来到了上海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