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0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
马来亚联邦的巫统领袖东姑的个性跟马绍尔正好相反。他言行一致，绝对可靠。他不会自作聪明，也不会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是一个很纯朴坦率的人，对人的评断一针见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懂得运用权力。他父亲是吉打苏丹。在父亲王权庇荫下，他学会如何使人们遵从他的指示行事。其次，作为一个王子，他也得到联邦九州统治者的绝对支持。这些统治者一致反对1946年英国政府所提的关于成立马来亚联邦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东姑是个名副其实的亲英和反共分子。他年轻时在英国度过九年的学生岁月，其中三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法科，另外六年设法--但从来不很用功--使律师考试能顺利过关。他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给的。他很讲究饮食，善于交际，经常向我谈起当年在英国的美妙时光。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转折点。英国人发现，他是位能够获得马来人的坚决拥护和得到许多华人与印度人的有力支持的本地领袖。
1955年7月，马来亚联邦举行大选，东姑拉赫曼领导的巫统同马华公会和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获得全面胜利。接着，东姑和一些同僚便成为英国最高专员辖下行政议会的议员。这时候，马来亚跟新加坡一样，获得有限度的自治。但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点是，他们正同马共游击队作战，只有依靠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的协助，才能够平定叛乱。此外，英国要求在马来亚获得独立之前，必须结束紧急状态。
东姑上任几个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便说服巫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保证马来亚最迟得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这加强了东姑对付马共的实力。他向马共提出大赦建议：如果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准备宽赦他们。这项建议促成东姑和马共领袖陈平于1955年12月28日在吉打北部靠近泰国边境的小镇华玲举行会谈。会谈只有一天，东姑拒绝陈平的要求，不肯正式承认马来亚共产党。陈平坚持说在东姑的条件下实行大赦，等于要马共投降和蒙受耻辱。因此，他说："我们将继续斗争到底。"东姑则表示他决不让步。
"结盟"与"合并"
1956年1月，东姑乘搭意大利邮船"亚洲号"从新加坡启程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宪制会谈。途中，他告诉记者，马绍尔认为新加坡如果同马来亚结成联盟，就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他不同意马绍尔的看法，假使新加坡获得平等的地位，"马来亚本士的马来人将会感到惊慌。英国人之所以把两个地区分开，主要就是为了保护联邦马来人的利益"。不过，他同人民行动党看法一致，就是新加坡和联邦的领导人应该举行会谈，讨论两地未来结盟的问题。《新加坡虎报》刊登这则新闻时，拉惹勒南在新闻导语中把"未来结盟"理解为"未来合并"。拉惹勒南确实大错特错了。东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要的不是两个领土的联合，而是安排两个不同实体的联盟。他不想要新加坡成为马来亚的一个州，因为这会打乱马来亚的种族均衡。他也不想新加坡成为独立邦，而得以同马来亚平起平坐。他要英国照旧支配，让新加坡自治并同这样的新加坡政府结盟。
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于1955年8月访问吉隆坡，以便对当时的局势和东姑本人作个评估。他发觉东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答应把马来亚的独立日期定在1957年8月31日。此外，从1956年2月会谈结束后开始，东姑便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行政议会的所有职位，马来亚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治邦。
联邦的政治进展改变了新加坡的前景。在这之前，马来亚必须在新加坡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才有机会获得独立。可是现在，新加坡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国人的计划是，准许马来亚独立，由马来人进行统治。新加坡则无限期保留为殖民地，因为新加坡对英国和旧共和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具有战略上的价值。这样一来，新加坡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自治地区，徒有独立的外表，却没有真正的主权。防务、内部治安和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权还是操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马绍尔对实际的情况认识有限，他抱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能够从波霭那里获得跟东姑一样好的东西。4月4日，他在立法议院提出一项决议案，列出他希望在下次宪制会谈中能够向英国政府争取到的条件。这项决议案的执行部分是："本议院训示各政党代表团……设法给新加坡争取到在共和联邦中独立的地位，同时建议联合王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一项协定。在协定下，联合王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予以指导。"
在马绍尔提出上述决议案之前，我私下跟他进行过多次辩论。我说，只要英国在防务方面有权告诉新加坡应该怎样做，不论做出怎样的安排，都不算独立。然而他还是不肯偏离他的目标--争取表面的独立，轰动一时的独立。在支持他的动议时，我说，草拟的决议案"等于委婉地说我们了解英国不会给予我们完全的独立，因为如果那么做，将会搅乱整个世界防务战略中的国际安排和国际基地"。
因此，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打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而是使它能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让一个非共政府养精蓄锐，不做英国的傀儡，而做人民利益的保护者。马绍尔始终不明白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东姑谈了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未来结盟"的问题之后，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月。我和林清祥搭乘亚尔古客机动身前往英国参加宪制会谈。代表团由马绍尔所领导的各政党13人组成。出发前夕，我发表一份人民行动党的正式声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策已经有所修订："我们甚至希望在实现自治之前，就同马来亚合并……不幸的是，联邦首席部长不同意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只好独自在政治上为新加坡寻求最大的进展，但我们还是会争取同联邦合并。"
马绍尔看过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发表的谈话，以为我在暗中破坏。当时他已在伦敦，在向2O0名马来亚学生发表演说时，对我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而且向学生们发出警告说，我正在把共产党人引进人民行动党，并为共产党在1959年夺取政权铺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我并不是唯一和他闹别扭的人。在伦敦会谈全体会议开幕时，英国殖民部大臣波霭首先发难。他以冷静、坚决的语气发表演讲，表明英国的立场。认为马绍尔已经偏离新加坡只争取内部自治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却寻求主权完整的独立。女王陛下的政府事先不曾受征询，也没同意从这个新起点展开讨论。"
马绍尔离开新加坡之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他此行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职。因此他不但不顺应时势，静观其变，反而决定勇往直前。决定再度要求英国给予新加坡完全的独立。然而双方对这次会谈都感到很厌倦，尽管其间有过多次冗长的会议和私下的商谈，却显然不会有结果。马绍尔正在追寻--个海市蜃楼。这次会谈以惨败告终，但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它把马绍尔的政治狂热从新加坡政坛一扫而光。到了这个地步，马绍尔非辞职不可了。我猜想林有福会出任劳工阵线政府下一任首席部长，我们将步入一个新阶段。
1957年2月7日，马绍尔辞职后，接任首席部长的林有福召集各政党代表开会。目的在于拟订新宪制的大纲。一个月后，他把一份关于其他项目的报告提交议院。他的提案内容符合实际，也恰到好处：我们"将向女王陛下的政府争取自治邦的地位，对内政拥有一切相关的权利、权力和特权；对外事务方面则管理贸易、商业和文化交流"。这并不是独立，新加坡的主权仍然操在英国人手里。没有人企图掩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正如我后来所指出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有权任意废除宪制，他们在新加坡拥有足够的军力，能够使任何废除宪制的措施成为实际可行的事"。议院的辩论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动身前往伦敦时，并未大吹大擂。第二次宪制会谈离第一次会谈不到11个月，但气氛完全不同。各政党之间的歧见，在会谈之前已经消除，所有提案原则上得到各政党的同意。东姑告诉林有福，他愿意让新加坡的一位代表参加由三方面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其次，林有福根据马绍尔率领13人代表团的经验，把代表团人数减为五名，计劳工阵线两名，巫统和自由社会党各一名，我则代表人民行动党。会谈对每个问题进行具体和详细的讨论。根据拟议中的宪制，立法议院由51个民选议员组成，总理和部长从议员当中选出。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议院对其他事务都有管辖权。遇到有关事件涉及内部安全和防务两方面时，内部安全委员会有权做最后决定。内部安全委员会包括三名英国委员，三名新加坡委员和马来亚联邦的一名代表，主席由英国委员担任。三名新加坡委员当中，一名为总理。新加坡将拥有一名自治邦首长，首长将不是英国总督，而是元首。
值得争议的问题
林有福把起草宪法的工作交由女皇律师沃尔特·雷伯恩负责。但是，我却非把有关文件一一读过不可，以确保人民行动党一旦组织政府，工作上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值得争议的问题只有一个。在第15次全体会议上，波霭说女王的政府不能让共产党支配新加坡，他也深信新加坡代表团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形。因此，他提出一项无商议余地的条款，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制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我当场反对，认为"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我讲这番话是为了存档。事实上，林有福早于1956年13月在伦敦会见波霭后，在新加坡私下向我提起这件事，而波霭也已邀请我到伊顿广场他的私邸单独喝茶，讨论这件事。在一番寒喧和打趣之后，他问我，如果我在监牢里的同志如林清祥等，在下一次大选时参加竞选，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说，他一定会获胜，而参加武吉知马选区竞选的对手一定会失去按柜金。波霭露出惊讶的神情，说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一旦在18D条例(英国的战时条例，相当于我们的紧急条例)下被捕，就不会受到选民的信赖。英国亲纳粹的法西斯党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曾经担任国会议员。他在被捕和被监禁之后，就不曾赢得国会议席。"我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这样的人被看成通敌的卖国贼。在新加坡，当你被一个有英国总督和英国政务部长在内的政府监禁起来时，你便成为英雄和人民的斗士，名望马上提高。"他问我："如果我实施这项条款，不准他们参加第一次大选，以便在内部完全自治的宪制下诞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在开始运作时有个更良好的记录，你是否同意?"我回答说："我将会谴责这种做法，你必须承担后果。"他说："我的肩膀够宽阔，能挑重担。"不论在体型上和比喻上，的确如此。但是当我告诉他我会提出抗议时，我也强调这次会谈的结局未必就是这样。
经过五个星期的商讨，会谈取得成功，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1958年5月我飞抵伦敦，准备出席13日起展开的第三回合宪制会谈。抵达时正好赶上下午三点半在下议院同波霭会面，然后乘坐他的汽车，于四点出席会谈。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把个人对新加坡未来发展的评估告诉他。他问我林有福在下届大选中机会如何，我说林有福的机会逐月下降，他那伙人的实力异常薄弱，他手下的副部长在诚实和正直方面信誉很差，以致共产党对他和周瑞麟所进行的攻击，他完全招架不了。我向波霭明确表示，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预料会获胜。我特别提到内部安全委员会和它的成员。这个委员会有如一张安全网，确保新加坡不会被共产党接管。在委员会中，由于马来亚代表掌握决定性的一票，它所发出的任何拘捕令，在政治上是承受得起考验的；它不会直接损害到一个民选的新加坡政府。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如何解决细则问题罢了。这项工作虽是严肃的，却也是无须声张的。这期间，新加坡和英国双方都私下承认行动党在下届大选中多半会取胜，难怪我所说的话比首席部长显得更有分量。
从伦敦返回新加坡途中，我决定在罗马停留四天，再回来恢复日常的工作。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在旧城游览，参观了古罗马会议广场遗址和维克多·埃曼努埃尔纪念碑等名胜。纪念碑有一幅铜铸浮雕，显示当年罗马霸权如何把版图扩展到欧洲和地中海。我一时想起历史上所有帝国，有盛也有衰；英帝国难免跟罗马帝国一样，会有没落的一天。
不过后来所见的一个场面，很有参考价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天早上，我信步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感觉一阵惊喜。教皇坐在轿子上，由几名瑞士守卫抬着刚好出现。电视正在拍摄这个过程。就在瑞士守卫把他抬到教堂走廊中央时，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群不禁齐声欢呼，并高喊"教皇万岁"。站在轿子四周的修女兴奋莫名。由于参加过共产党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本能地抬头张望带头喝彩的人在哪里。我发现他们就在我上面，是一批唱诗班男童坐在柱子上边的圆形平台上。这使我领悟到，罗马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罗马天主教会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难怪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仍然经久不衰。我记得读过有关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来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总部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后加入，他们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有权推举候选人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