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现而忽略内心真实的情感，难免流于形式主义，装模作样，正好丧失了礼乐的真正目的——让人有适当的途径去自我实现。
自古以来，圣贤教人一定要先“立志”。志向不立好，等于没有方向。“志”是“士心为志”，士是念书人，念书人心之所向就是“志”。《论语》里孔子三次提到立志，第一次是立志于求学；第二次是立志于行仁，第三次是立志于行道或求道。所以谈到志向，三个字跟它有关，第一是学，第二是仁，第三是道。
“仁”是什么？《论语》五百一十一段话中，有五十八段讨论“仁”；“仁”字共出现了一百零四次。从《论语》开篇念起，第三章就有一段很短的话：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孔子说：“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这种人是很少有真诚心意的。”
孔子这么说是不是太严格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假如你去求职，你说我不能巧言令色，我要刚毅木讷，那谁会让你工作呢？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设法把话说得好听，表情非常热络，才有机会。难道这样做就“鲜矣仁”吗？不要误会，这里的“仁”是指“真诚”。
学习儒家首先要知道“真诚”二字的重要性。因为人是所有动物里，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动物。你什么时候看见猫学狗叫，或狗学猪叫的？没有。只有人会伪装，会造作，会选择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来往。西方人谈到“人格”用“PERSON”这个字，“PERSON”源于拉丁文“PERSONA”，“面具”的意思，也即做一个人是要戴面具的。面具代表你有各种能力，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碰到父母，你就是子女；碰到兄弟姊妹，你是兄弟姊妹之一；在学校当老师，老师是你的面具；在家中为人妻子，妻子也是你的面具；每一个人碰到不同的对象，他本身的角色和身份也要跟着调整。这是西方人的观察，儒家也一样。一个人怕就怕一辈子都不真诚，一直在演戏、做秀，玩儿假的，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儒家讲“仁”，从“真诚”开始，不虚伪，不掩饰，犹如赤子之心。《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真诚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使人进入社会立身处世；但是如果只重外在的表现而忽略内心真实的情感，难免流于形式主义，装模作样，正好丧失了礼乐的真正目的——让人有适当的途径去自我实现。
“真诚”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我要普遍的对每一个人都真诚；二、我的真诚也要看对象，什么样的对象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用真诚的方式把事做好，把角色扮演好。所以，你可以“巧言令色”，但不要忘记内心的真诚。譬如我在学校教书很久了，上课也会巧言令色，说话美妙动听，表情讨好热络，但我的心是真诚，是为了让学生愿意听。因此，只要能做到从真诚出发，巧言令色不是问题。
“仁”的第二要求是“主动”。人活在世界上，从小时候开始，大部分的行为都是被动的。父母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老师教我们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我们被要求守规矩，按原则，一切都纳入规范。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督促我们了，我们还会主动去做好事吗？很难讲，说不定只要没人注意，我们就胡作非为了。所以，一个人是否做到主动行“仁”，关系到他的生命是不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是被动的，什么事都要别人看着、管着，那你是在应付别人，万一出了事，也会找各种理由、借口。孔子有一句话叫：“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行仁的机会离我很远吗？不是的，只要我愿意，“仁”立刻就来了。譬如我坐公车，上来一位老太太，我愿意让坐，立刻就可以“行仁”；我过马路，看到一位盲人伯伯，我帮他一把，马上也是“行仁”。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只要跟别人来往，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行仁”，但是必须从被动变主动，成为自己愿意做的好事，才具有道德价值。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一个人要行仁，须从自己开始，而不能从别人开始。别人不能帮你行仁，或强迫你行仁。如果是别人叫我做的，那我只是别人的意志工具而已。所以，行仁需要有个主体性——就是你自己，主体性确立之后，才能有主动性。
综上所述，儒家所讲的“仁”有两个要求，一是真诚，二是主动。当这种真诚而主动的力量出现之后，就是孔子所谓的“立志行仁”，走上了人生的正路。走上人生正路，人格的尊严和价值会被不断地展现出来，人的生命也就具有了自我完善的可能。
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善与恶是我们都熟悉的概念。有人问，既然儒家叫我们行仁，那么行仁与为善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同样的意思，或是说有不同的内容？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问，孔子提到“行仁”以前，天下有没有好人？当然有，而且多得很。既然这样的话，孔子又何必另造一个“仁”字来鼓励大家呢，直接讲“善”不就行了吗？可见，行仁和为善还是有差别的，关键差别在于一般人做好人往往是符合社会的规范或别人的期许，但不见得知道为什么要做好人。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事，牵涉到人性是什么的问题。
儒家关于人性的看法，基本上有两种立场，一是本善，一是向善。“向善”是我这些年以来研究儒家的心得。孔子有没有说过人性是什么呢？没有明确说过，但他隐然接受的信念则是“人性向善”。譬如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是指性本善吗？如果是性本善，应该说性相同了。所以“性相近”是指：性是具有可塑性的，在每个人身上只是相近而已。再譬如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领导者体现出善行时，老百姓自然闻风景从，说明人性有向善的共同趋向。因此，“仁”这个字，虽然离不开“善”的含义，但不仅仅如此，孔子的“仁”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名词，指涉动态的人之性——人性向善，同时也指涉动态的人之道——择善固执。所以，一个人立志行仁，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善行是由内而发的，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要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为什么？因为“仁”既真诚又主动，一个人真诚而主动的为善，代表他行仁的开始。在儒家思想里，真诚与邪恶是势不两立的，因为人性是向善的，人性向善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人要真诚。一个人真诚向善，才会自发的要求自己去做该做的事。
举个例子，一家小小的店面，贴着“童叟无欺”四个字。第一种考虑是为了我将来生意更好，不管老少，我一样价钱，绝不会欺骗你们，讲信用；第二种是我不考虑将来生意好不好，只为了我应该“童叟无欺”，我就要做到“童叟无欺”。行仁与为善的差别就在于此，儒家的行仁指的是第二种，是一种自我要求，一种道德价值，我不考虑外在的利害，只考虑我该不该做。接着孔子讲到另外一段话：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孔子说：“只有行仁者能够做到喜爱好人，厌恶坏人。”
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一般人是喜欢朋友，讨厌敌人。但我们的敌人不见得就是坏人，他跟你为敌恐怕是因为利益或观念上的某些冲突。真正的仁者怎么做呢？客观判断，没有任何偏私之心或其他顾虑。不能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他做了坏事我也包庇纵容；这个人是我的敌人，他做了好事，我也不去加以肯定。这样一来，就变成不问是非了。如果对方也按照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恐怕你就要受委屈了。所以，仁者对于坏人好人，都有一种客观的评价，绝不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或是敌人，就丧失了公正的原则。
这就是善者与仁者的差距，也许表现出来的行为一样，但内心的动机却有差别。“为善”可能还会考虑到将来的利益或自己的私心，“行仁”则只会考虑到自己该不该去做，不管外面条件怎么改变，也许要冒各种风险，也许会遭受批评，但是你只要认为自己该做，就可以坚持。相反，如果只考虑到外在的利害，那么外面条件一变，你恐怕也就跟着变了。所以，孔子对于“善人”总是不太放心，总觉得一个人做好事做好人，可能只是做到外在各种善的要求，不见得他内心真的觉悟了人性向善的力量，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两者开始很相似，后面的表现，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说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离开外在的事功，事业、功劳与德行要配合起来。
人生有目的吗？如果有，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活着又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去问孔子的话，他恐怕会说，人生的目的就是“行仁”啊。听到这样的答案，大概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因为根据我的简单研究，孔子在《论语》里只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并且这六人当中的五位，下场都很凄惨。
《论语·微子》开篇就说，“殷有三仁焉”，商朝末年有三位行仁的人：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沦为他的奴隶，比干劝谏他而被杀死。
换句话说，这三人能够入选，都跟一位有名的坏人商纣王有关。第一位仁者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母亲生他的时候还不是王后，只是“帝乙之妾”，后来被立为王后，生了纣，所以由纣来继承王位。商纣王后来变坏了，微子屡次劝谏，纣王不听。微子便跑到“微”这个地方，在今天山西、山东一带，是他的封国。后来武王伐纣，微子“肉袒面缚乞降”，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膝进，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茅，向武王请罪。武王将他释放，宣布恢复他原有爵位，以示宽厚为怀。
第二位仁者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看到商纣王变坏，只好装疯卖傻被当作奴隶，后来被关进牢里。武王灭商后，把他释放，亲自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结果，箕子不愿当周朝顺民，领了几千人经山东东渡朝鲜半岛，就是今天的北韩，创立了朝鲜历史上的“箕子王朝”，周武王也就干脆落个顺水人情——“以朝鲜封之”，现在北韩还有箕子的墓和庙。
第三位仁者比干也是商纣王的叔父，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他二十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即纣王。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多年，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却在六十三岁上，因为谏言纣王被剖心而死。
除了这三人，另外两位仁者的下场也令人同情。他们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伯夷为了让叔齐继承王位，离开国都，谁知叔齐知道后，也跟随而去。两人都不想继承王位，跑到西边周武王的地盘。当时周武王正准备起来闹革命。伯夷叔齐说，你最好不要革命，因为商朝已经统治六百多年了，大家都习惯了，你起来革命等于造反。但周武王说，商纣那么坏，不革命不行，要对百姓有交待。结果周武王革命成功，商纣王被杀了，变成周朝的天下。伯夷叔齐两兄弟就说，不行，我不要吃你周朝的食物。其实食物哪里分什么周朝商朝的。但这两人非常清高，逃到首阳山上活活饿死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特别给他们写了列传，替他们打抱不平，说天道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可怕的命运呢？等于善没善报，恶没恶报。可是孔子说，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们所追求的是行仁，也达到行仁的结果，因此不会抱怨。那么，行仁是不是都会下场很惨，甚至杀身成仁呢？孔子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不会为了追求活命而伤害仁义，他可以杀身成仁。但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如此。
这五位之外，《论语》里提到的第六位仁者是管仲。管仲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齐桓公的宰相，一辈子只有年轻时比较辛苦，后来都是荣华富贵。这样一个人，孔子为什么称赞他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事，通过外交手段避免了春秋初期的战争，使百姓不必经历生灵涂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民到于今受其赐”，以一人之力造福百姓，百姓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所以孔子说他合乎行仁的要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泛道德主义，不是说你只要做好人就行，做好人不能离开外在的事功，事业、功劳与德行要配合起来。你要能够替众人积极地做一点好事，让大家和睦相处，让社会更为和谐，譬如你当县长，能够把整个县治理得很好，孔子也会称赞你做到了行仁的要求。
“仁”这个字，孟子说是上天给人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活在世界上最安稳的住宅。儒家讲“仁”是人生的目的，人活在世界上，从真诚开始，主动走上正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生命跟大众的福祉结合在一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真正的儒家应该是这种立场。孔子本人，虽然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最后以自己的德行和学问开创了儒家学派，使后世每一个人学过儒家都能了解人生的目的在于“行仁”，由这个目的出发，人的生命才能不断成长，最后达至圆满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也是一位仁者。
因为一个人如果放弃志向，就会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里航行，没有了罗盘针，那么它就根本没有什么“航海”的问题，只是在漂浮而已。
有一次，我得到一个机会到山东曲阜，参观孔子研究院。一进门就看到四句话，前两句是“志于道，据于德”，再往里面走，是“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研究院一定认为这十二个字能够代表孔子的思想，所以才放在进门的地方。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先说了道、德、仁，最后又来了个艺术的“艺”呢？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孔子说：“立志追求人生理想，确实把握德行修养，绝不背离人生正途，自在涵泳艺文活动。”
第一个“志于道”，“道”代表人生的康庄大道，指人生理想或完美人格，所以要立志追求。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人，不能只做生物而已，要立志于走上人生的正途。人一般立志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代表现在还没有做到，已经做到就不用立志了。志于道的“道”恐怕一般人一辈子也做不到的，但是做不到也要有这个志向，没有志向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你的生命只会在原地打转。
第二个“据于德”，“德”指个人的德行修养。一个人做好人做好事，修炼自己的道德，到最后会有心得，而这个心得你一定要紧紧把握住，要不然进一步退两步就可惜了。“据”就是要紧紧把握的意思，好不容易修炼出一点德行，要好好抓住它，不要退步，要一直往前走下去。
第三个“依于仁”，“仁”是在个人身上显示的人生正途。“仁”与“道”不同，“道”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路，“仁”不能离开个人，是个人的路。每个人都不同，譬如你做生意，你是学者，你要就你本身可以走的路去走，择善固执，绝不背离，叫做依于仁。
最后“游于艺”，“艺”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以统称为艺文活动。“游”代表优游自在，涵泳其中。人的生活不能太紧张了，一天到晚讲人格、德性、仁义，神经绷得很紧，会带来压力。人的生命需要调节，“游于艺”是说你在休闲的时候，不妨下下棋、唱唱歌、打打球，放松一下。今天所谓的运动休闲活动都属于“艺”的范畴。由此也知，我们以前讲孔子，很容易把孔子说成是硬梆梆的人，好像每天都在教导别人，其实不是的；孔子的生活很丰富，爱好广泛，情感细腻，这都跟“游于艺”有关系。
接下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一个读书人如果立志走上人生正途，但却耻于粗糙的衣服与恶劣的食物，这样的人不值得与他多谈，因为他的立志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生活贫困为耻，代表他志向卑微。而在孔子心目中，“士”，也就是读书人，应该努力成为君子，应该努力培养才德、获取官位、造福百姓。
当然，孔子这么说，并不是让读书人一定要过贫穷的生活，而是说读书人心里挂念的不应该是生活条件，而是人生的理想。所谓“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读书人如果留恋安逸的生活，就没有资格做个读书人。因为衣食住这种具体的生命要求，是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例如，一个人需要吃饭，不吃饭就会饿死。因此吃饭是人的必要条件。但是光吃饭，不足以做人，“足以”二字就是充分条件的意思。那么，足以做人的东西是什么呢？道。《论语》里有一句话可以参考。子贡以前穷困，后来发财了，他请教老师，如果一个人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老师以为如何？孔子说，不错了，但是还不够好，“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道”是人生正途。一个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如果都能坚持行道，并且以此为乐，就接近“人之成”的境界了。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即使一国的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一个老百姓的志向却不可轻易放弃。因为一个人如果放弃志向，就会分散、漂浮，失去人生的方向。就好像一艘船在茫茫大海里航行，没有了罗盘针，那么它就根本没有什么“航海”的问题，只是在漂浮而已。用船行大海来比喻人生在世，是很恰当的。人生在世，如果能“志于道”，他就会有方向，每天顺着方向努力去走，再怎么慢，也有走到终点的一天。
我们读《论语》时，对于孔门弟子的话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于”孔子的想法。
“一以贯之”这四个字太重要了，孔子在《论语》里说：“吾道一以贯之”。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如果做测验，让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们回答，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恐怕大多数人会说出曾子那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真是孔子的道吗？
“一以贯之”第一度出现跟孔子的学生子贡有关。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非常聪明，口才了得，是言语科里的高材生。但聪明人说话爱犯一个毛病：比较。喜欢比一比谁好谁差。他观察自己的老师，认为孔子“多学而识之”。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为端木赐），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子贡以为老师年纪大，书念得多，记忆力不错，然后出来教学生，好像一个有脚书橱。但孔子认为自己不仅如此，他说我虽然有很多学问，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来贯穿。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他的学说连贯起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呢？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呢？可惜子贡没有接着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您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事情就变成公案，不了了之。
我觉得孔子心里大概很想找个机会公开说一下自己“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他教五经六艺，教礼乐诗书，却不能教自己的思想。因为学生跟老师念书是希望将来做官，做官只问你知识学会没有，不问你有没有学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当时还活着，还没有成为大家推崇的哲学家。孔子有一次上课主动对曾参提起这个话题。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人生观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的”。曾参说：“的确如此。”孔子出去后，别的学生就问曾子：“老师所指的是什么？”曾子说：“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
曾子的说法恐怕有些问题。第一，曾参的年纪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只有一位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就算他十五岁跟着父亲曾点去听孔子的课，最多只有十年左右亲炙孔子的机会。孔门的资深弟子甚多，跟着老师周游列国的都算在内，也不见得有谁可以了解孔子。第二，曾参在孔子的学生中属于反应比较慢的，孔子说他“参也鲁”，鲁就是鲁钝，资质与慧根均非上乘。至于本性善良、事亲尽孝，则是他的特色。因此，如果弟子中有人可以了解孔子的道，大概还轮不到他。第三，何况，孔子曾经叹息：“没有人了解我啊！”“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然而，为何孔子会选择曾参来表示心意呢？也许因为曾参年纪较轻、比较好学，可以乘机请教；也许因为曾参正好在孔子身边。结果孔子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曾参却回答：“的确如此。”孔子听了，马上离开教室，反应很激烈。也许他本来希望曾参回答：“何谓也？”老师，你以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没想到曾参居然说：“是的”。连这么年轻鲁钝的学生都懂得我的道，那我还说什么呢……后面悲剧就发生了。别的学生问曾参，老师说的道是什么？曾参回答，老师的人生观只是忠与恕罢了。最后三个字“而已矣”不太负责任了，孔子这么重视的一以贯之的道，居然被曾参说成“忠与恕而已矣”。这是初中生说话的口吻。
这是孔子教学失败的案例。“忠恕，违道不远”语出《中庸》，忠恕离开道不远，代表忠恕并不是道，只是离道不远而已。孔子的道绝不只是“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朱熹《论语集注》），这只是人我关系，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孔子的道还包括知行，我所知道的跟我的行动一致，包括生死，如何生与如何死，包括天人，天命与人性，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仁”才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标准答案，所以他才会说出“杀身成仁”“蹈仁而死”这样的话。而曾参所说的“忠恕”只是他自己对于孔子人生观的理解，并不等于孔子的思想。我们读《论语》时，对于孔门弟子的话要有一个分辨，就是：学生的话代表他们个人的心得，而未必“完全等于”孔子的想法。而且孔子过世时，曾子才二十七岁，即使认真致力于学与行，仍不表示他在年轻时就能领悟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我们后来看他谈到“任重道远”，指出仁与死的关系，则又显然肯定“仁”才是一以贯之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