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晚年，接受一位美国学者的访谈，内容集结成书，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可以说，这个书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即希望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善世界，这叫做“淑世精神”，而孔子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孔子本来在鲁国做官，做得还不错，但是因为君臣之间不能配合，他就挂冠而去，周游列国，带着学生到处走。有一次他们走到一条河边，找不到渡口，远远看见两个人在附近耕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去了，问第一个人，渡口在哪儿？这人不直接回答，他远远看到孔子坐在马车上，手拉缰绳，就问子路，那位车上执鞭的人是谁？子路说，是鲁国的孔丘。这人便说，孔丘知道渡口在哪儿。什么意思呢？等于连当时隐居的人都听说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他们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了解人生的渡口何在，也知道怎么过河。亦即承认他高瞻远瞩，知道社会要往哪儿发展，出路在何处，只是因为时代不对，才使他寸步难行。
子路得不到答案，去问第二个人。这人听到他们的对话，反问子路，你是谁呢？子路说，我是孔子的学生。这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天下大乱，到处都一样，谁能去改变它呢？你跟着逃避坏人的孔丘，还不如跟着我这逃避坏世界的人呢！说完，继续耕田，不再理他。子路回去，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一听就知道这两人是隐士。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神情怅然地说：“我们没有办法与飞禽走兽一起生活，如果不同人群相处又要同谁相处呢？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我就不会带你们去试图改变了。”
这句话充分地表达出儒家的“淑世精神”，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做，为什么？因为逃避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大家全都归隐山林，求得个人自在，那这个社会要怎么办？天下无道，更需要知识分子出来努力改善，即使知道力量有限，再怎么做也无法达到世界大同的境界，但还是不肯放弃。所以，儒家的智慧并不表现在解脱上，而表现于：在适当的时代与环境中，以适当的途径去达成理想的结果。这是“择善”与“善择”的能力，其基础则是：若不如此，则无法心安。
还有一次，孔子的车队往前走了，子路在后面没跟上。他到处找不到老师，看到旁边有一个老人在除草，就上前请教，请问您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你这个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子路听到老人训他，就拱手而立，站在路边。老人看他表现恭谨，心想，好吧，带你到我家去住一晚吧；就留他在家过夜，杀鸡做饭给他吃，又叫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跟上了孔子的车队，向老师报告这件事。孔子一听，就知道遇上了高人了。他让子路回去转达一段话，子路返回，老人却不在了，他就对着老人的家人把话说出来：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不从政是不应该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原本想要洁身自爱，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啊。
这等于是孔子对于隐者批评所作的回应。儒家的原则是，没有国哪有家？国家不上轨道，人群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无法建立。因为一个人活在世间，注定要在家庭中慢慢成长，家中便有了“长幼之节”。家庭能够存在，必须要受国家的保护以及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维系。进入社会之后，便要肯定“君臣之义”。你既然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说明你肯定了长幼之节，但比长幼之节更重要的君臣之义，你怎么不要呢？孔子认为，你要使这一生不要牵涉黑暗的政治而保持自家的清白，结果反而废弃了更大的伦常关系，这是不对的；读书人出来做官，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群，为了做道义上该做的事，这是读书人应该有的一种志向，即使知道理想不能实践，但还是要做。
还有，你自己受过教育，有很高的理想，但看到天下大乱，就设法明哲保身，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在这种选择下，你怎么样教育下一代呢？你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与人和睦相处，不是吗？因此，只有成人的隐者，却不能有小孩的隐者，隐者注定要以个人身份选择隐居，却不能广为传扬此一思想，呼朋引伴。不像儒家可以名正言顺的通过教育，结合志趣相近的人，从事人间改革，同时又使自己心安。此所以儒家成为文化主流，而道家必须求诸少数智慧特高而定力超群的人。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都腐败了，少数几个人还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吗？我想这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读书人必须要有“舍我其谁”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用个人的努力来改善这个世界，如此才能响应到梁漱溟先生所说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说到社会责任，可以用一个譬喻来说明：一个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领导人负责开车，带我们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观赏享受，但是车开到一半，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来了，请问在这时候车上的人有谁可以继续开车？是有钱的吗？有权的吗？力气大的吗？还是想开车的人呢？都不是。这时有个孔子，把开车的原理及车的构造都学会了，自然是他这个会开车的人有使命和责任把大家带到一个理想的世界去。这就是何以知识一定带来使命，何以读书人要有一种责任感，在饱读经典，了解过去几千年社会发展的历程之后，能够总结经验，引领大家走上正途。这就是儒家的入世情怀。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准备有了才华学问之后，可以造福社会，负起社会责任。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说：“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那么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是在等待好商人呢。”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口才非常好，说话喜欢用比喻。“贾”可以解为“商人”，善贾就是好的商人或识货的商人，在此比喻有眼光的政治领袖。“沽之”，代表希望有人任用我，可以让我得君行道，济助天下百姓。成语“待贾而沽”就出自这里。但是一个人光有本事，有服务社会的愿望还不够，还需要什么？机会。需要有人赏识你，信任你，给你机会，让你放手去干。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连孔子都没有得到。所以提到社会责任，很多人自以为有责任，但社会不见得需要。譬如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常常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再讲也一样，社会还是这么乱。我听了之后，只能自我解嘲，因为不讲的话，社会可能更乱，我所求的只是心安而已，尽力而为。《孟子》里有一段话也体现出孔子这种社会责任感。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人之三月无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问说：“古代的君子做官吗？”孟子说：“做官。有记载说：‘孔子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就着急起来；离开一个国家，必定带着谒见另一个国家君主的见面礼。’公明仪说：‘古代的人三个月没有被君主任用，别人就要去安慰他。’”
古时候见诸侯要带见面礼，见面礼通常是“雉”，即很漂亮的野鸡。你带一只雉去，表示你的心意，别人才会考虑给你机会。孔子离开一个国家时，会带着去下见一个国家国君的见面礼，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很想做官。但他做官不是为自己，而是不忍天下苍生陷于痛苦，希望有机会替老百姓服务。而古代的君子如果好几个月都没被君主任用，别人就要去慰问他了，为什么？因为读书人没有官做就好像农夫没有田耕一样。人的社会分工不同，能干而有才学、有品德的人出来做官，等于各尽其职，共同为社会服务。但儒家提到的这种读书人的社会责任也不是随便迁就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有人用我就做事，没有人用我就隐居起来，做什么？继续修炼。也许别人不用你，是因为你实力不够，还没有准备好。孟子也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当官当然想当，但不能为了官位不择手段，做违反原则的事。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鶱，被鲁国的大夫季氏看上，要派他当县长。闵子鶱对传话的人说，你好好替我推辞掉吧！你如果再来找我的话，我就要逃到汶水以北，跑出鲁国的边界了。闵子鶱为什么拒绝做官？因为季氏实在不是一个好领导，在他手下当官，你可能要放弃原则而迁就他，这样一来就违背了儒家的立场。
古时候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不多，生活条件比较简陋，因此读书明理的人从政大有可为。但是有时候主观的信念和客观的实践会有差距，这时候就要看各种条件能不能配合。孔子也认为自己是一块美玉，有一定的水平，是可以让人放心的政治人物，可是他不一定有机会。但他作为一个读书人，总认为我只要尽我的力量去做，能不能达成目标是另一回事，至少我尽力了，这就是读书人的社会责任。而这一份尝试过、努力过的心愿，如果一代代传承下去，则可以维持整个社会的进步，世界的改善也就会有了希望。
孔子之前，商朝的遗老箕子曾移民到朝鲜半岛，现在朝鲜还有箕子的墓和庙。孔子是鲁国人，如果移民的话，一渡海也到了朝鲜半岛，那现在大家恐怕要争孔子是哪一国人了。孔子想移民是危言耸听吗？不是的，孔子其实慎重的思索过这个问题，《论语》里有证据。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我的理想没有机会实现，干脆乘着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大概就是由吧！”子路听了喜形于色。孔子说：“由啊！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适当的木材啊！”
“道”就个人而言，指人生观或理想，亦即个人对于世间一切“应该如何”的体认。“浮于海”的目的是要远赴海外，就像孔子后来“欲居九夷”的念头。孔子说他如果移民，到时候能跟他去的，大概只有子路吧！因为子路这个人既勇敢又豪气，必会抛弃一切跟着老师去。别的学生可能不愿放弃自己已有的成就。子路听了很高兴，以为老师需要他当保镖。孔子只好又补上一句：“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表示子路虽然勇气胜过别人，但有点有勇无谋。“无所取材”四个字有人理解成：孔子教训子路，说你根本就不能判断我是在感叹，并不是真的要移民。“材”与裁断事理的“裁”通用。但是哪里有这样的老师，前面说要乘木筏到海外去带着子路，后面又说子路你怎么那么笨，你不能判断我是在感叹，并不是真的想去吗？没有这样教人的。因此，正确的理解是，前面讲的木筏需要木材做成，后面说找不到这样的木材，表示我并不是真的想出国，只是感叹这里用不上我罢了。
还有一段孔子说他“欲居九夷”，“九夷”是古代的淮夷之地，在齐、鲁的南方，非常落后。孔子想离开齐国鲁国这些中原地区的大国，到落后的蛮荒地区去居住。有人说，那种地方非常简陋，怎么能够居住呢？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君子到任何地方去住，都可以安贫乐道，因为他看重的在内不在外，真正的快乐、价值、尊严是由内而发的；君子如果到落后的地方去，正好可以从事教育，好好地把他的思想做个介绍，因此怎么会觉得简陋呢？由此也可知，孔子认为自己可以做到“化民成俗”。
当然，孔子想移民只是一时兴起，总觉得我在这里不能发挥抱负，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但他毕竟没有成行，因为他有很深的文化认同。古代中国人以自己为文明开化者，称四方之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周朝各国虽然号称是已经开化的社会，却还不如那些文明未开的少数民族，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期间，周朝乱的时候曾经五年没有天子，鲁国九年没有国君。夷狄虽然在文化上比较落后，但还知道维持一个地区的安定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有一个领袖大家来支持。孔子感叹中原国家明明文化比较开化，政治却十分混乱，反而失去了一些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下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分寸，造成天下大乱，人民受苦。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两句话虽然坚持原则，未免消极被动，好像只能默默等待明君的重用。同时，“有道”与“无道”如何分辨？果真天下有道，何必需要孔子？万一天下无道，孔子也无可奈何。翻开历史，总在有道和无道之间摆荡，知识分子岂能置身事外？所以孔子这种想法注定是难以实行的，亦即他无法真正隐退。
孔子如果生在今日，会不会也想移民？答案不得而知。多半他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继续“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好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庄子》里提到孔子说天下有两大规律，一是对父母的孝顺和思慕不能改变，二是对国家的忠诚不能改变。为什么？你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还是有相关的国家制度，包括各种人权及社会的规范；你说这边很乱就避开，别人那边很安定，你去坐享其成吗？孔子即使想移民，也绝不是去享福，去享受别人奋斗成果，而是要去加以改革和完善。像他说的到九夷之地愿意去从事教化工作，愿意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不能够选择生在什么样的时代，也不能够安排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你只能了解和接受实际情况，然后设法尽自己的力量去加以改善。人类世界没有完美的阶段，古代的黄金时期往往只是假想中的，并非真的那么美好。所以你只能去改善这个世界，而改善世界要从改善自己开始。自己改善了，整个社会才能慢慢跟着改善；自己不改善，脑袋里缺乏正确的观念，天下再怎么太平美好，你一样会觉得烦恼痛苦。
孔子带学生到卫国去，卫国当时正在发生纠纷。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南子把他赶到国外去。卫灵公一死，孙子卫出公接了君位。这一下，做儿子的没当上国君，做孙子的反倒继承君位，这个儿子当然要回来抢，结果造成父子争位的局面。孔子去的时候，卫出公已经当政好几年了。子路请教老师，卫国这么乱，如果请您来负责政治，您要先做什么事？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先把经济搞好，别的再说，但孔子不这么看。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孔子说：“一定要我做的话，就是纠正名分了！”子路说：“您未免太迂阔了吧！有什么好纠正的呢？”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应该保留不说。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公务就办不成，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刑罚失去一定标准，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
这段话非常具有逻辑性。“必也正名乎！”成为孔子为政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跟“正名”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名”有两种，一种是名实，一种是名分。名实就是有名有实，“桌子”是一个名称；一张桌子摆在眼前，这是事实。我们平常讲名实的时候比较简单，譬如你问这人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某某。某某就和这个人连在一起了。任何东西都有名称，每一个人只要客观认识，都可以掌握。名分则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代表配合某种身分、角色、地位，要有某种分寸、要求和标准在里面。因为人的世界最大的特色在于他除了实然还有应然，实然就是事实上如何，应然就是应该如何。如果光讲实然，不问应然，社会就没规矩了，就乱掉了。所以孔子的“名正言顺”是从“名分”的角度去考虑的。
孔子在齐国时，有一次齐景公问他，政治该怎样去推动？孔子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是名称，是现在的君，第二个“君”是本分，是理想的君，意思是你有君的名称，就要有君的理想表现，要学尧舜禹这些。臣臣、父父、子子也一样，可以翻译为：“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国家粮食很多，我吃得到吗？等于大家都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现在卫出公当了国君，他的父亲也就是太子从国外回来了，认为自己才应该当国君。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是对的，对方缺乏正当性、合法性。到底谁应该继承君位？先占位置的就算赢吗？用非法手段得到地位也无所谓吗？谁是君谁是臣要弄清楚，否则乱局会一直维持下去。所以孔子说，治理卫国的问题先要“正名”，把君臣父子之间的名分纠正清楚。否则，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因为你说话要根据你的身分，你扮演什么角色，说出来的话就要符合相应的角色。如果言语不合乎身分，你怎么去推动国家的事务呢？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表现，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到最后老百姓为所欲为，造成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你当国君的也不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所以儒家重视名分，要名正，才能言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身分，他说出来的话才有适当的效果，你不能越权。假设你只是一个秘书，你要替老说话，那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明确的授权，否则你说出来的话只代表秘书。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问题。同样，具有某种名分，就要尽量做到这个名分所要求的标准。只有每一个人都尽到他的责任，把他的本分做到，社会才能安定。政治上也是如此，要先纠正名分，后面一系列才能做到言顺、事成、礼乐兴、刑法中，老百姓才知道该怎么生活发展下去。
鲁国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他们的子弟是世袭的，生下来就有官儿做。尤其是季氏一家，权力特别大。到了季康子的时候，二十几岁已经当上鲁国的正卿。这时候孔子正在担任国家顾问，季康子这个年轻的大官就来向孔子请教，应该怎么样从事政治呢？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的意思是正，当政者带头走上正道，谁敢不走上正道？换句话说，一旦政治领袖不走正道，天下百姓岂不绝望？这话是一个老人家对年轻人的期许，但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想着怎么运用手中的权力，听到自己必须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会感到很大压力。当时鲁国的强盗很多，季康子又问，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就算有奖赏，别人也不会去当强盗了。什么意思？因为在上位者贪得无厌，有些人迫于生计或有样学样，才沦为强盗。反之，如果领导人不那么贪心，百姓也会有廉耻之心，自重自爱。孔子这话说得非常坦直，甚至有点夸张，目的是让为政者早些觉悟。
季康子接着请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杀掉，去亲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这样做如何？这种话一听就知道太残酷了。美国一位政治学者说，政治最重要的是避免残酷。一个人大权在握，动不动就要把坏人杀掉，但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人生下来是坏人，坏人是社会环境、教育制度等各种因素配合起来使他走上邪路的。换句话说，坏人是从平常人堕落成坏人的，好人也是平常人努力才成为好人的，不能把人简单的进行二分法。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回答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杀人？您有心为善，百姓就跟着为善了。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孔子有一种趋势的观念，譬如我们说天下无道或天下有道，无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无道的乱世，有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有道的治世，都是一种趋势，不可能黑白二分。人也一样，人是自由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明明有严刑峻法，却还去为恶，可见恶的诱因很大。诱因之一就是教化失败，而这正是领导者的责任。
但季康子这位年轻的大官以为只要把违法乱纪的人杀了，问题就解决了。杀人好像就是一句话，随便就能消灭一个人。事实上，春秋战国一路下来，战争太多了，老百姓的命太不值钱了，杀人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孔子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想法的。他说您来负责政治，何必要用杀人的办法呢？您自己愿意走上正路，老百姓自然就跟着你去行善了，这叫做“风动草偃”，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像“风”一般，老百姓的行为表现则像“草”一般；风吹向东，草就倒向东，毋宁是十分自然的。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行下效”或孟子所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底下的人就会变本加厉的提供，以博取领导的欢心，这是社会常见的情形。
孔子的用心是希望领导者“以身作则”，打破阶级对立格局，上下一起来追求美善和谐的人生。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你用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北极星的位置不动（北极星在古人的认知里面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宇宙里没有完全不动的星球，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定点去测量它动还是不动），别的星辰环绕着它各居其位，既和谐又有序。你如果以德行来治理国家，你本身不用做事，天下就通通上轨道了。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就把国家治理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治国的时候先修养自己的德行，当政者成为善的典型，老百姓就会朝着善的方向走，这就是儒家的无为而治，要先“恭己”，自己做得正直、谨慎。所以，当政者千万不要想着随便去杀人，把坏人通通杀掉，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这个办法成立，恐怕很多国家都剩不下多少人了。应该怎么办呢？透过教育，透过政治的方法，让老百姓走上正途。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坏人，每一个人都有希望走上正路。只是领导者要找到正确的制度设计，让每个人一生可以过得比较安稳。
所以，“上行下效”来自“人性向善”的基本观念。在上位者的“德”一旦表现出来，人心自然乐于顺从，向着“善”去安排自己的人生，自然可以天下太平。相反，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也会跟着为恶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会很生气，可能导致天下大乱了。
鲁国的国君鲁定公有一次请教孔子，“一言可以兴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振兴，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论语·子路》）
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几”是近似、接近的意思。国家兴亡的原因原本十分复杂，即使专就君主的责任而言，也只能说“近似”而已。孔子认为，君臣如果知道自己是替老百姓做事，责任非常重大，需要好好努力，就没有问题；相反，君臣如果不替百姓设想，反而作威作福，国家又怎么可能兴盛呢？儒家特别强调“谨慎”二字，只要是替大家服务的事情，都要戒慎恐惧。孔子曾以禹做例子，说禹吃得简单，对鬼神的祭品却办得很丰盛；穿得粗糙，祭祀的衣冠却做得很华美；住得简陋，却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力上，因此“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没有任何批评，因为禹戒慎恐惧，知道事情做好很难，所以努力在做。
还有一句话叫“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出于《孟子》。禹负责治理洪水，看到有人淹死，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淹死一样。稷负责种植五谷，教老百姓稼穑，看到有人挨饿，就好像是自己让他们挨饿一样。如果领导者能够有这样的心意，认为每一个百姓所遇到的困难都是我的责任所在，我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国家自然就会兴盛。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领导者要把自己的快乐忧愁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宋朝范仲淹把它引申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这句话不容易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谁做得到呢？等于天下人都快乐了，我这个领导人再来快乐，那你恐怕永远都快乐不起来，因为天下总有人不快乐。但重要的是你要有责任感，要想尽办法用你的知识、能力、才干，尤其德行来帮助百姓，始终战战兢兢，夙夜匪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松懈，专心尽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才可能兴盛。
既然一言可以兴邦，鲁定公接着问了，“一言而丧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衰亡的，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
有一句话是：“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如果说的话是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是不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等于你身为国君，听不进别人的谏言，别人的话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就不接受，完全不了解忠言逆耳的道理，这样下去国家不就灭亡了吗？所以“一言丧邦”是告诫身为领袖的人一定要谦虚，要能听取不同意见，千万不要自我中心，太过主观。儒家思想非常忌讳政治领袖主观太强，认为我有权力，我说了算，我就可以拍板定案，大家都得听我的。这样一来，大家都只说好话，不说批评的言论，社会怎么改善呢？最后恐怕大家都要陷于困境了。
孟子有个学生叫乐正子，他去鲁国当大官，孟子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别人问，你这个学生有什么优点呢，他做官你这样高兴？说实在的，乐正子的能力不是很强，德行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有个好处，喜欢听取别人的建议。一个人如果非常谦虚，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别人就愿意给他建议、帮助，天下人都来跟他讲怎样做更好，他自然而然集大成，把所有好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实践，最后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如果你认为官大学问大，官大道德高，只要有了官位，说什么都是对的，就很容易让一个国家走上衰亡之路。后来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国君，经常提到类似的观念。有一次孟子直接告诉齐宣王说，你当国君，不要随便指导别人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古代国君是世袭的，他父亲是国君，他也是国君，但他不见得懂得怎么治国。懂得治国的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你要信任这些专业人士。孟子举了一个例子，假设这里有一块原始的玉石，就算它价值二十万两，也一定要找玉匠和专家来雕琢。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越是重大的任务，越需要专业人士。别人学了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专长，为什么不让他去发挥呢？
我们今天在一个团体中也是一样。你要能领导别人，首先要设法从每一个人身上学到一些长处，要能敞开心胸听取有价值的言论。千万不要听到别人讲自己的过失，就很生气，找借口去辩护，这样一来怎么会改善呢？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态度，譬如子路听到别人说他的过失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价值的言论会向别人拜谢，舜更了不起，他从别人身上选择某些优点，自己来加以实践，到最后变成天下最伟大的一个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