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什么？一般提及这个问题，多会想起《三字经》开头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许多人认为“人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既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而是宋代以来的学者概括出来的。这个“本”字是后代的解释，并非孔孟的原意。根据我个人多年研究体验儒家思想的心得，我要把这个“本”改成“向”，我觉得儒家并不主张人性本善，而是强调人性向善，1980年我到耶鲁大学念书时，初到的第一星期就去拜访了一位神学院教授，与他谈及人性的问题。我问他：“基督教主张人有原罪，岂不是言人性本恶，是否太消极了些？中国人主张人是本善的，较积极，也较为正面。”我还将“人之初，性本善……”背给他听。结果这位教授不跟我讨论经典，只问我：“中国社会中有没有坏人？中国人会不会做坏事？”“会”“人性若是本善，恶从何来？”一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当然可以反问：“西方人会不会做好事？人若是本恶，善从何来？”但我也料及他定会说：“善从上帝来，你信上帝吧！”如此一来，不但辩论输了，也让中国儒家思想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
“人性本善论”过于幼稚、天真，且不顾现实，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脱节。人性若本善？那么人为何要受教育？所做的善行又值得称赞吗？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人性本善”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经验及初步反省。
自从和那位神学院教授谈论后，我始终在思索儒家思想的真正精神所在。何谓人性？在《论语》中，孔子很少直接谈这个问题，虽然他说了“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但没有进一步阐释人性，因为当时没这理论的要求。换句话说，孔子的学生中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子贡曾提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跟他说人性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子贡的资质不适合跟他谈人性，只有颜渊可以谈，但颜渊对孔子心悦诚服，且不幸早死，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但孔子不谈，并不代表他对人性没有清晰的主张；相反，他对人性的观察是十分深刻的。他从经验界看到人有各种弱点。譬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不曾见过任何人爱好美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美色是生物性的本能，爱好美德呢？如果后者也是天性，那么它的力量显然不是绝对的或全面的，因此不宜说“人性本善”。顺着这一思路，孔子提醒人在每个阶段都要警惕：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人不能没有血气，血气有各种毛病，如此一来，怎能说“人性本善”？没有说“人性本恶”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所以，孔子根本不曾说过人性本善，他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代表后天环境、习染造成的结果，人人有别；“性”代表先天本来面目。但是，既然是人所共具的先天本性，孔子为何不说“相同”，而说“相近”呢？答案一：如果人性原本具有某种可以称之为“善”的东西，则应该说“性相同”。换言之，如果有人主张“人性本善”，同时又宣称“性相近”，那么我们可以追问：“善”是“质”，还是“量”？是“量”才有程度多寡，才可说是相近。但是，善怎能以“量”来计呢？若是“质”，则非有即无，如何相近？答案二：人性并无善恶，只有“善的倾向”。就“倾向”而论，可以说人人皆具，但是敏锐程度各不相同。换言之，只要是人，就是向善的，他的内心“必然”会对某种状况感到“不安”或“不忍”。有些人见了落花就流泪，有些人不到亲自受苦不觉得难过，程度相去甚远，但是必定都有“不安”“不忍”的可能性。
事实上，“心安不安，忍不忍”是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也是理解孔孟思想的入门关键。这个关键在孔子和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对话中体现得很明显。宰我质疑“三年之丧”，认为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人文世界不行礼乐，礼乐随之瓦解；自然世界一年为循环之期，守丧何不也以一年为期？孔子听了，只问他：如果守丧一年，你就恢复平日的生活享受，吃好的，穿好的，“于女安乎？”你心里安不安呢？很多人讲中国禅宗“直指人心”，事实上孔子早就“直指人心”了。他没有跟宰我讨论“守丧三年”的人文与自然这些外缘条件，却把焦点指向人心，要看你内心安不安？结果宰我回答：“安。”孔子只好说：“女安则为之。”你心安的话，就那么做吧。
换句话说，孔子对人性的理解在于人心有“安”与“不安”的能力。人性不是静止的，人性是动态的、活泼的。因为做一个人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他有自由，他可以选择。离开自由选择的能力，就没有人的问题。正因为人的可以自由选择，所以人心是“活的”，它有一个趋向，这个趋向受到阻碍时，就会产生反作用让内心觉得安与不安。那么，孔子为何认为守丧三年才会心安呢？宰我离开后，孔子谈了理由：“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十二个字正是我们了解儒家人性论的出发点。在孔子看来，人心对父母的深情是由具体的成长经验所孕生的。小孩子生下来到了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生理上长期受到父母照顾，心理上也形成了与父母相互关怀的情感，始终会感念父母之恩，所以父母过世，守丧三年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说，“三年之丧”代表伦理，“于女安乎”代表心理，“子生三年”代表生理。人性是由生理、心理、伦理三者连贯而成。儒家人性论的焦点在于“心”之自觉能力，它是以生理为基础，并以伦理为发用的。由于心安与不安的程度，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因此只能说“人性是向善的”，有的“向”力量强，有的“向”力量弱，这是因天生的资质与后天的遭遇不同而有所区别。
孟子对人性提出更为系统的解说。他对人性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这段比喻论证力极强。他说牛山上的树木长得非常茂盛，但不幸的是它邻近都城郊外，有些人为了盖房子把树木砍光了；有些人放牧牛羊把花草吃光了。结果好好的一座山变成了秃山。请问：“秃”是山的本性吗？显然不是。那花草树木是山的本性吗？也不是，因为如果是本性，怎么会被砍光、吃光？在此，“花草树木”代表人性本善，“秃”代表人性本恶，两者皆不是山的本性。那么，山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是“能够”长出花草树木，只要给它机会，它就会长出新的芽。换言之，山本身并不显示本性，我们所见到的“秃”或“草木茂盛”只是山的现象。山的本性是只要有了雨水、朝露，新的芽就会长出来。若新的芽被吃光，变成秃山，再给它机会，山又会长出新芽，变成花草树木。因此，山的本性在于“能够”，而不在于“是”什么。“能够”就是一种潜能、趋势和力量。人也是一样，人的本性是善？是恶？都不是。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只要给予机会，且存养充扩，就是善的；否则“旦旦而伐之”，久而久之心灵也会麻木。儒家谈人性时，此点是非常精彩的，人性是种趋向，说明人生是开放的，永远是一种对自我的要求，且此种要求由内而发，不是由外在给予的。因此，人活在世界上就可以实现自我向善之本性。
也许有人怀疑，那也可以说人性向恶啊？因为人性只是“向”善而已，你也可以选择恶，那为什么说向善，不说向恶呢？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早上起来，不孝顺父母，不尊敬兄长，心里觉得不安、不忍，这就证明人性向善。反过来说：我今天早上起来，不去杀人放火，不去打人、骂人，心里觉得不安、不忍，这是人性向恶。请问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哪一种呢？当然是前者。再举个例子：在公车上遇到老人不让座，会觉得良心受煎熬，这便是人性之所在。因此，人的心是种趋向，如果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或者去做不该做的事，心里自然会产生一种压力，无法面对自己。这就是儒家的人性向善论。
人性向善？善又是什么呢？这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点。首先，善是一种价值。价值不在某个地方，它需有主体的选择才能呈现。例如这里有两个杯子，一个装钻石，一个装水，你说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大家一般会说：当然是装钻石的比较有价值。但假使今天身处在撒哈拉沙漠中，水的价值恐怕就比钻石高太多了。因此，水和钻石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与价值无关，它们只是纯粹的事实，任何价值都需要经由人（主体）的选择才能呈现出来。譬如山上有一朵百合花，在没有人爬上这座山，看到这朵花之前，百合花只是存在而已，没有所谓美不美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看到这朵花，说：这朵百合花真美，我喜欢它。在他喜欢的过程里，这朵花美的价值就呈现出来了。再譬如大家如果都说黄金比铁差，那么黄金的价值就会立刻贬低。其实，黄金、铁、石头、钻石有什么差别呢？对动物而言是没有差别的。你见过哪一只狗喜欢黄金或哪一只猫喜欢钻石呢？又或者哪一群鸟夏天往北飞或冬天往南飞的时候，会带着粮草走呢？只有人类在搬家时才会带着家当，选择这个，选择那个。因此，价值是人所特有的问题。离开了人类的世界，宇宙万物只是事实而已，不是价值。价值只对人类有效，亦即只有人类才可以让价值呈现。因为人有选择的自由，有了自由选择，价值才可通过选择而呈现出来。
善是一种价值，因此善也是人所特有的问题。离开人的世界，就没有所谓善的问题。以《鲁滨逊漂流记》为例，鲁滨逊是孤岛上唯一的人，不会有人评判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所谓好、坏。任何善或恶必须放在两个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呈现，离开了人群的脉络，则无善恶可言，人性是向善的，因此人也必须在人群中实现自我。这是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见解。
那么，人与人之间如何来判断善？这是一个大问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很孝顺，但他不一定是好的朋友；一个人是好的朋友，但不一定是好的老师；一个人是好的老师，但不一定是好的父亲。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要把所有的“好”都做到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你说一个人好时，不能抽象的说他好，必须指出他对谁好，离开他所对的对象，他的善根本是空洞的，是假的东西。做善人可不可能？理论上可能，但实际上不太可能。因为善人必须满全一切适当的关系，把他所有相关的人对他的期许都完全加以实现，使其人际关系网上没有一点缺失，这才叫做善人。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一个人一生中要扮演的角色多种多样，但这些角色之间往往相互冲突。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男孩结婚后，发现他不可能同时做一个好儿子和好丈夫，就是不能满足两个人的要求。妈妈和太太同时要求你做不同的事，你该听谁的？你只有一个人、一个时间，到底该做哪件事？这就是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的社会里那么辛苦，在人生里充满挑战、考验和不幸。因为大家不能互相体谅，都只从自己的角度看对方该有的责任和要求，而忽略了他还有其他角色要扮演，还有各种责任要去满足。于是，就会产生误解与怨恨。所以孔子才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我没有见过善人，只要见到有恒的人就够了。“有恒”是指人的内心有向善的要求，虽然做不完美，仍然心向往之，设法努力去做。
儒家思想的意义就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善人，但是每一个人又都可以成为善人。生命充满向前开展的动力，人性是趋向于善的，这种力量由内而发，没有人可以彻底消灭它。所以对人性要永远抱着希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行善是无穷的要求，不能有所间断。我们在世界上所见的，只是做了一件好事或几件好事的人，哪里有好人呢？你说他今天是好人，那么他明天能不能变成坏人？绝对可以，下一刹那就可以变成坏人。事实上，他也不是坏人，只是做了一件坏事的人。一个人做事是其人性扭曲发展的结果；做好事则是人性正常发展的结果。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此点若能掌握，就可以由内而发对自己有所要求。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只要活在世界上，就要经由不断的努力奋斗，使自己越来越好，使我的人格越来越高。但你行善绝对不是负担，而是真正的快乐，因为这快乐完全符合“人性向善”对自我的要求。当你满全这种要求时，你就享有最大的快乐。
孟子认为“性善”，心是关键。人有自由，可以选择各种行为的表现。但表现出来的都是现象，内心才是我们的本质所在。如何知道人的本质呢？孔子会问，你心安不安呢？孟子则会问，你心忍不忍呢？我们对于别人的遭遇，会有自发的感受，是即所谓同情之心。孟子非常重视这种感受。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快要跌到水井里去的时候，心里都会感到惊恐、怜悯；并不是想跟小孩的父母做朋友，也不是想在乡党朋友中被称赞，更不是不喜欢小孩的哭声；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目的、理由的，纯粹是自动自发地对“孺子入井”感到心里不忍。为什么会不忍？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是会不忍的。这是孟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
这个理解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用实验证明。因为今日生活条件异于往昔，水井已经难得一见了，不然也成了供人参观的古迹了，孟子的比喻很难激发起我们的想象力。不过几年前美国德州的一则新闻，倒是证实了孟子的说法。德州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不慎失足，落入一口枯井中。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成为上自美国总统，下至贩夫走卒都极为关心的事。副总统还亲自慰访了小女孩的家人，许多人纷纷为小女孩祈祷。这份同情心使许多人重新发现自己内在的向善要求。可见人不分古今，地不分东西，恻隐之心确实是人的本来面貌。因此，孟子才会肯定地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看来，没有怜悯心的，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的，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的，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的，不是人。怜悯心是仁德的开端，羞耻心是义行的开端，谦让心是守礼的开端，是非心是明智的开端。人有这四种开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样。
孟子连说了四个不是人，有人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没有这四种心，真的就不是人吗？不过，你听到孟子骂你不是人，你很生气，他就会说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生气了，说明你还有羞耻心。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认为人在自然情况下的直接反应，才能表现出内心的真实情况。不过，孟子说人心有四种开端，并没有说人有四种善。“开端”代表萌芽、开始。四种开端如果发展扩大，才可以造成仁、义、礼、智四种善。善必须是你去行动之后才能实践的。譬如“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只是善端，而并非善的完成，善的完成还需以行动去实践。因此，一个人只须有此心，就是人；是否有仁爱的行动，那是第二步的问题。万一连此心都丧失，就表示麻木不仁，无从感受别人的遭遇，那就是“非人”了。其次，恻隐之心有程度不同，有些人较为敏感，不仅对别人不忍，也对一些小动物不忍，甚至会像林黛玉一样，见了落花也掉泪。有些人则比较迟钝，非要等到重大刺激才觉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同胞亲情。不论敏感或迟钝，只要还有感受力，就还有希望。希望在于能够扩充此心，努力行仁。就像孟子所说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火开始燃烧，水开始畅流，看起来小小的源头，最后竟可以成就伟大的善行，而这一切都出自一点点恻隐之心。
孟子还把人性比喻成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人性对于善，就向水总是向下流。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现在，用手泼水，让它飞溅起来，也可以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水让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是形势造成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不善的事，这时他人性的状况也是像这样的。
“水”的比喻十分恰当：正如“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什么意思呢？用手泼水，用管子接水，让水倒流，这是外在的形势。我们有时候说“形势比人强”，外在的形势会改变水的自然趋向；而一个人去做不善的事，也是受到了外在形势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让一个人自然发展，他就会顺着本性行善；相反的，外面的形势恶了，人就为恶了。所谓“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一个时代经济繁荣，年轻人就好吃懒做；经济条件不好，年轻人就会凶暴，比如抢劫什么的。孟子的意思是说，一个时代的经济好坏对于年轻人会有直接的影响。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经济、教育上设法造成一种自然的、正常的情况，让每一个人都能去自然发展，这时人性向善表现出来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所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试问，“下”是水的向，还是水的性呢？答案很清楚。以“水无有不下”来比喻“人无有不善”，人与善的关系，也必然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而“心有四端”就是人性向善的力量。
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在《孟子》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要了解人性，就要知道人和禽兽的差别。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而已，一般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态，明辨人伦的道理，因此顺着仁与义的要求去行动，而不是刻意要去实现仁与义。”
“几希”就是差别很小。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小。首先，人与动物在身体上很类似；我们有五官，禽兽也有；我们有四肢，禽兽也有。其次，人与动物在本能上很相近。人吃饭的时候与狗没啥两样，皆出自一种饥饿的本能；人睡觉的时候和猪没啥两样，皆出于一种休息的本能。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绝非凭借人的身体、本能或四肢五官，而是要凭借其他的东西。
孟子提出“大体小体”之说，把身体称为“小体”，“小”代表不重要、次要；把心称为“大体”，“大”代表重要。大体在内，小体在外。人与动物共同具备的是“小体”，而人所特有的才叫“大体”。“大体”就是人心的“四端”（由之产生仁、义、礼、智）。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四端与四体皆属人之体；分其大小，是指人应以“大体”为重，也即“心”够不够灵敏，能不能自觉和真诚，是其关键。所谓人性在于“心”，孟子认为把这个“心”去掉的是一般人；保存下来的就是君子。问题在于，如果这个“心”可以去掉，也可以保存，那么去掉之后怎么办？是不是一旦去掉，就永远去掉了？一旦保存，就永远保存了？当然不是，否则就不用谈教育了。心，可去可存，代表它是动态的。如果说人的本质是善的，那本质一旦去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强调人性向善，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于心能不能够觉察。譬如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太敏感，看到老人家摔跤，没感觉；如果有感觉，你马上就上前去帮他了。这种真诚自觉，自我要求去做该做的事，是儒家对于人性基本的规定。如果你没有真诚自觉，“善”有什么用呢？无法表现为行为。孟子说，君子能够真诚自觉地保存这个善，一般人却把它去掉了，去掉之后，人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吃饱了，穿暖了，生活很悠哉，但如果没有受教育的话，就跟禽兽就相差不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与禽兽不同的这个心没有了。儒家教育的目标即在助人恢复本心的向善自觉，同时以政治及社会各种合理的规范来助人完成心之要求。
接着，孟子提到了舜。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典范人物，孟子尤其喜欢舜。他说，舜正是因为体察了人性内在向善的力量，所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由内而发去行善，而不是刻意去做仁和义的行为，因为仁和义的要求是由内而发的。这代表我们在德行方面的表现不是别人叫我做的，不是我做给别人看，而是我由内在的力量叫我把“善”做出来的。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这里。孟子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一个人如果每天只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那只能算是小人，因为他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心的要求。“养其大体”如何养呢？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修养内心的方法，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少，那么内心即使有迷失的部分，也是很少的；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内心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
养心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清心寡欲。清朝皇帝有养心殿，“养心”就是提醒皇帝“寡欲”。道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领悟能力就浅。为什么？因为你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内在的真相，你的生命没有根，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所以在心的修养方面，儒家和道家有相通之处，先要从减少身体的欲望开始。儒家的价值观很清楚，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追求的不是有形可见的身体上的满足，物质上的享受——这方面的满足和享受到一定时候就会刺激递减，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乐趣，而要进行德行上的修养，设法让心的“四端”发展出来，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善。“小体”存在的目的是为让“大体”可以实现其“向善”潜能，这才是人和禽兽最大的差异所在。
人性如果是向善的话，那么行善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因为它符合人性的需要。所以有人跟孟子说：当天下的帝王很快乐吧？孟子说，王天下不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有三个：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父母都健康，兄弟姐妹无灾无难，这是第一种快乐；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三种快乐，而称王天下并不包括在内。
很多人觉得奇怪，今天这种时代，谁不希望当国家领导，谁不希望选上总统，但孟子居然认为比不上这三种快乐。首先，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也都没有灾患，那就是人生至乐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在，才能引起我的孝顺之心；兄弟姐妹在，才能引起我的友爱之心，“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了做一个完全的人，完成我有意义的生命，我必须要有父母兄弟维持这两个最重要的关系网，所以父母兄弟都在的时候，可以使我不断实践孝悌自然的要求，人生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即使是万人欣羡的功名利禄，又怎么能比得上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呢？有人说，孟子为什么这么家族主义，这种快乐好像太狭隘了一点，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嘛，孟子为什么把它列为第一种快乐呢？这跟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孟子认为，人活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他的情感是由近到远，从家庭到社会慢慢推扩出去的。譬如我的父母健在，兄弟平安；我出门看到别的老人家，就想到自己的父母，尊重他们；我看到同学、同事、朋友，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关心他们；相反，一个从小孤儿院长大的孩子，成长经验比较痛苦，从小没有家庭长幼的观念，也许不会对别人生起特别强烈的感情，不容易把孝顺、友爱的心推广出去。因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之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家庭中心主义，而是发现了人性的真相必须由近及远，逐渐把人性内在的萌芽推广出去，这是人性正常的发展。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就源于此。
第二种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后一句好理解，就自己的为人处世来说，在于他人有关的部分，尽到我的责任，不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譬如我没欠别人钱，也没有不守信用，我跟每一个人来往都是光明坦荡的，我对别人不觉得有什么惭愧，这种无愧的心情所孕发的自信与自得，是快乐的。但是，“仰不愧于天”，天是什么？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开始，儒家的“天”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譬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得罪了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祷告了；你欺骗得了人，欺骗得了天吗？儒家的“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人类生命所要面对的最高神明，它可以主导人类世界的善恶报应。古代帝王自称天子，要祭天。古代人提到天道，说它“福善祸淫”；你行善，天给你福气，你作恶，天就惩罚你。所以“仰不愧于天”就是你要无愧于上天赐予你的人性，人性向善，所以你就要择善固执，止于至善。你选择善去做，而且做到了，你就无愧于天了，同时你还会从内在产生一种快乐，满意自己的作为。因为善由内而发，快乐也由内而发，这是儒家的思想。
第三种快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老师的最清楚了，能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来教育他们，确实是人生一乐。不过，谁是优秀人才？智商高，或者考大学的分数高，就是人才吗？错了。儒家从来没有把光会念书的人当作优秀人才，优秀人才还要有一种德行修养，有一种上进心，只要你有心上进，生命就会向上开展，人性向善的要求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展现出来。也即儒家所理解的“英才”包含了道德实践的要求，一个人光有学识还不够，必须进行道德实践，才能走上成全自我的道路。而通过教育，尤其是针对天下英才的教育，我们的理想就可以承前启后，逐步提升。眼见文化命脉由一群仁智兼备的青年传继下去，想象国家的未来前途日益光明，这种快乐显然要比自己一个人志得意满更为踏实。
以上三种快乐，第一快乐是人人皆可珍惜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平平安安，可以让你的人性从家庭慢慢推展到社会；第二种快乐是人人皆可实践的，对上无愧于天，对下无愧于人，把天给你的向善的人性充分实现出来；第三种快乐则是人人皆可努力支持赞助的，能够在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教育天下很多有心上进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们。这三种快乐中，第一乐和第三乐都不能由我们来决定。父母、兄弟的健在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而学生素质的好坏也要靠缘分。只有第二乐仰俯无愧，完全操之于自己。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当我们反省内心，发现自己诚恳，可以对得起自己，那便是无比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