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对老子谈论政治的内容很感兴趣。司马迁写《史记》把老子列在《老子韩非列传》里，一看题目就知道，老子跟政治沾了边儿。因为韩非子是法家代表，法家特别重视政治。韩非子写过《解老》《喻老》，诠释老子的思想。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黄”是黄帝。战国汉初的黄老学派是道家的一个支派，以道、法并提，也主张清净、无为，对于统治的技术（即如何让百姓平安，让帝王的统治稳定等）有很多见解。韩非子解释的《老子》有没有问题呢？问题大了。《史记》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源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亦即批评韩非子过于严刑峻法，残酷无情，其理论虽源于“道德”学说，但老子原来的思想比他深远多了。
《老子》一书谈了一些统治术的内容，因为他所说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与圣人相对的，即是一般老百姓。老子的观察很犀利，他把统治者分为四个层次：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
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只知道有他的存在；次一等的，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一等的人民害怕他；更次一等的，人民轻侮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就不信任他。最好的统治者是那么悠闲啊，他很少发号施令。等到大功告成，万事顺利，百姓都认为：我们是自己如此的。
老子说，第一等的统治者是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但不知道他曾经发号施令，对老百姓来说似有若无，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这叫做“无为而治”。像英国的女王是一个精神象征，国家发生重大的事情，她一说话就有效果。这大概是最高明的政治，这样的统治者是让人佩服的。第二等统治者行仁政，老百姓亲近他，称赞他。现在这个时代的政治领袖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等。你担任国家领导人，总希望受到老百姓的肯定。民意调查超过百分之六十、七十，就觉得很满意，很开心了。为什么现在从中央到省县都喜欢搞民意调查？就是想看看支持的人有多少。第三等统治者使用政令刑罚，老百姓会害怕他。这显然是指比较专制、极权、落后的社会统治者。我前一阵子看了一部电影《最后的苏格兰王》，讲的是乌干达的军事独裁者阿敏总统，他统治期间杀害了三十万同胞，每一个人都怕他怕得要死。最后一等统治者胡作非为，全无章法，人民要去侮辱他，根本看不起他，甚至都不值得怕他。因为在一个民主的时代，统治者再怎样坏也有个限度，难道还能搞白色恐怖吗？不行。所以老百姓到最后变成侮辱他，提到这个人名字大家都骂。一个人担任领袖，开始的时候受到很多支持，后来一路下去，变成人人在骂他，毫无尊严可言，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作为普通人也不应该随便被人家骂，作为政治领袖被人家随便骂，到了这个地步，天下就可能要大乱了。
老子认为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就不会信赖他。这跟孔子的观点一样。子贡向孔子请教政治的做法，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篇》）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赖政府。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掉这三项中的哪一项？”孔子说，先去掉军备。因为老百姓一定要先吃饭，你饭都吃不饱，准备那么多武器干什么？
再问，如果还要去掉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人总难免一死，但老百姓如果不能信赖政府，国家就不能成立，那时候你比死还难过，变成亡国奴了。
老子最后那句话讲得非常精彩，等一切大功告成，一切上了轨道之后，百姓怎么说呢？百姓皆谓：我自然。我念到这句话，心里真是很感动。最好的统治者是让老百姓知道有他的存在，但不觉得受到他的统治。“贵言”代表很少发号施令，很少发号施令并非不言，而是仍有统治的事实。有些学者由此联想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的力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知道有“帝力”存在，但是不觉得受到“帝力”的摆布，让老百姓不觉得有人在统治，完全出于他本能，自发的按照你制定的政策去做，到最后成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是我们自己成为这样的。
《庄子·天地》说：“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若性之自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大圣人治理天下时，用的方法是放任民心，使他们成就教化、改变风俗，消除他们害人的念头，而促成他们自得的志趣，就像是本性自动要这么做，而他们并不知道何以如此。这当然是最高明的统治，让百姓自然而然觉得一切都上轨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这里也是一样，最好的统治让人民知道有他的存在，却没有任何作为。我想不管任何社会，最高的政治目标都是老子说的这种情况，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感觉到活着作为一个人，可以不要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只需要努力去学习和体悟人生的智慧。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我经常提起，因为跟我的个人经验有关。我1983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元旦发表的国情咨文里引用了这句话。美国总统对美国人提起两千多年前一位中国哲学家说的话，让我这个留学生印象相当深刻，也非常感动。第二天看报纸，《老子》的英译本又卖出好几万本。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老子·六十章》）
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用“道”来领导天下人，鬼就失去神妙作用；不但鬼失去神妙作用，神也不会干扰人；不但神不会干扰人，圣人也不会干扰人。神与圣人都不干扰人，所有的禀赋都得以保存了。
“若烹小鲜”，河上公的注解是“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小鱼如果去肠、去鳞的话，很容易烂掉，“不敢挠”是指不要随意搅动。煎过鱼的人知道，只要油到一定热度，鱼放下去，很快就熟了，不用多做什么事；相反的，你如果拼命努力去煎，随意搅动，最后变鱼松了，没法吃。老子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治理国家最好是无为而治，政府管得愈少愈好。我当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跟好多教授谈起美国政治，他们都表示很欣赏无政府主义。我听了吓一跳，心想搞无政府主义，社会不是乱掉了吗？其实无政府主义跟老子的想法有一点接近，政府只要把政策做好，把税收用在正当的地方，让老百姓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过多干涉。因为老子认为，统治者要用“道”来领导天下，让所有人都过着比较自然、自在的生活，尽量无为。因为你作为的时候，会去思考怎么样才有“利”，但即使目的达到了，也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后遗症。现代人经常说一个词叫“蝴蝶效应”。早知道今天这个结果不好，当初我就应该这么做那么做，或者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来避免这个后果。美国电影《蝴蝶效应》就把这个假设演出来了，给你机会把过去的某些做法或说法调整，结果怎么样？调整之后所造成的后果，绝对比你现在看到的结果更可怕。说明什么？你不要去幻想我过去这样那样，就能怎么样，人再怎么想都想不过大自然的法则。与其这样，不如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这时候鬼、神、圣人都不会来干扰。
鬼是什么？“鬼者，归也”，人死之后回到本来的样子，就变成了鬼。神作为比较大的力量存在于自然界，像山神、海神、河神。此外，人类世界里比较特别的伟人，也有被封为神的。俗话说，疑心生暗鬼。鬼往往是因为害怕产生的。而说到神，大家会联想到求神拜佛。所以，有所惧会想到鬼，有所求会想到神，鬼神跟人的心理状态和需求有关。譬如今年经济情况不好，失业率很高，很多人跑去算命，跑去求神。为什么？因为他有所惧，也有所求。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做到不让老百姓感到恐惧，感到随时会出危险，感到有很多愿望不能实现，那么鬼神就不会来显示各种奇奇怪怪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香火鼎盛不见得是好事，说明人对自己缺乏一种信心，总希望有某些外在力量来帮助我满足愿望，反而忘记做人应尽的本分，忘记自己是一个自主的生命。
庄子说：“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只要心定，连鬼神都不会作祟。又提到“阴阳和静，鬼神不扰”。“阴阳”指大自然的气，阴阳二气可以平和安静，鬼神都不会干扰你。人有人的责任，鬼神有鬼神的角色，把人的责任尽好，就可以同鬼神保持距离。这近似孔子的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是这句话前面还有四个字：“务民之义”。意即专心做好百姓认为该做的事。反之，“不问苍生问鬼神，逢庙就拜”就显得愚昧之至。可惜许多政治人物并没有明白老子的话。
由此可见，还是“道”最重要，老子认为只要以“道”莅临天下，鬼神又能如何？不但如此，圣人也不会来干扰人。神是灵异世界的主导力量，圣人是人类世界的主导力量。圣人因为体悟了“道”而有智慧，知道一切都会自己上轨道，无需人为，做得太多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扰，因此圣人只会“无为”，不会来干扰人。
等到鬼、神、圣人都不会来干扰人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可以回到自然的状态下，最后“德交归焉”。“德”指本性和禀赋，可以理解为获得的“得”。老子认为，万事万物只要能够存在，都是获得了“道”的支持，“道”所支持的就是你的本性与禀赋。人的一生要让自己的本性和禀赋保持原始、纯洁、圆满的状态，是老子的理想。人如果因为追求某些外在的目的，而伤害了自己的本性和禀赋，就是违反了“道”。因此，一个人在追求某种东西的时候，应该时常问问自己，我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以至于过得不快乐，忘了自己是谁，觉得茫然，甚至陷入忧郁的状态，那显然是弄错了生命的方向。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不仅是老子对政治的看法，也可以用来治理我们个人的生命，亦即要无为而治，一切顺其自然。
“小国寡民”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呢？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国土要小，人口要少。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不使用；使人民爱惜生命而不远走他乡。虽然有船只车辆，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机会去陈列。使人民再回到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饮食香甜，服饰美好，居处安适，习俗欢乐。邻国彼此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相互听得到，而人民活到老死却不互相往来。
“国土要小，人口要少”，那是古代社会，今天这个时代是广土众民，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不使用各种器具”，说明老子生活的时代，老百姓已经懂得用各种器具机械来代替人力，使生活更便利，但老子却建议尽量不用，为什么呢？《庄子》里有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要到楚国去，经过汉水南岸，看到一个老人家抱个瓮去浇菜园。子贡建议他，你这样太累了，应该用一种秸槔，等于抽水机的方法会比较方便一些。这个老人家显然属于道家一派，听到子贡这么说，很不高兴。他说我的老师说过，使用机器的人一定会有机心，“机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心里常常在想怎么样更好，怎么样更有效，因此心思常常动荡不安，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悟“道”了。道家悟“道”是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像水面一样可以照见万物，觉悟真实。如果花费心思老想着怎么使用器具，怎么更有利，就会破坏心思的单纯明净，从而影响悟道。所以道家认为这些“什伯”之器要弃之不用。
接下来，虽然有车有船，人们却不愿意乘坐，不愿意远走他乡。古人远走他乡通常是为了生活的理由，或是为了求学、做官。现代许多人移民，有的是为孩子的教育，有的是为安全感，但是到最后恐怕会觉得“不如归去”。很多事情一辈子努力下来，发现得不偿失，失去的比获得的更多，或者失去的才是更值得珍惜的东西。很多人到了国外，反而每天吃烧饼油条、喝豆浆，对家乡的怀念更为深刻。离开自己的家乡，其实是很痛苦的。
然后，“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就算有了武器装备，也不陈列出来，因为没有战争矛盾，人民生活平平安安。“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古代人结绳记事，因为还没有文字。发明了文字，就可以写书，书写多了，麻烦就来了。有人念书念了一辈子，根本脱离现实。庄子说过一个故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堂下有一个做轮子的工人问他读什么书？齐桓公说，圣人的书啊。再问，圣人活着吗？答：已经死了。工人说，死了的话，这个书就叫做糟粕，没有用的垃圾。换句话说，真正圣人的思想不能靠知识来传授，而要靠你去觉悟。老子认为，如果用结绳记事，不要那么多的文字知识，人反而会比较容易进入到生命真实的情况。
下面四句话每个人都喜欢：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安于自己的生活，不要随便跟别人去比。请问你觉得自己的饮食香甜吗？如果跟别人的山珍海味比，那就差太远了。再问你觉得自己的服饰美好吗？如果跟那些世界名牌比，你的衣服就太简陋了。还有你住在这里觉得居处安适，习俗欢乐吗？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奔牛节啊，丢西红柿啊，或者嘉年华啊，就羡慕别人。老子认为这些都没必要，人的快乐就在当下这一刻，不必羡慕其他人或别的地方。人活在世上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安顿、安逸，你必须去除比较之心，安于自己当下的生活，接受自己的一切，才能过得比较快乐。
最后，老子说，邻国彼此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互相都听得到，而人民活到老死却不相往来。这是什么境界呢？因为人们没有往来的需要。以今日来说，现代人听不到鸡鸣狗叫，听到的都是隔壁电视机的声音。有时候跟邻居来往，就会比较，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孩子念哪一个学校？比来比去，胜过别人就高兴，不如别人就沮丧，实在没有必要。所以老子说，干脆活到老死都不相往来算了。这是反对社会沟通吗？不是。你可以沟通，但你不要让那些外在的东西进入你的内心，影响你的内心，这是重点。庄子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呢，人的感情总是有各种起伏变化，但不要让感情影响到你内心的平静。《论语》里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谈的都是心灵智慧的结晶，大家共勉互期，进而启发自己，这才是有益的交流。一旦离开这个范围，回到日常生活琐碎的事件中，则人与人的互动恐怕会扯出很多是非和八卦。
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没有流离迁徙，没有武力战争；虽有文明产品，却能视而不见，无所用之；人们各安其位，活得单纯快乐，不怎么相互来往。这种的理想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做到了。时代一路往前走，历史不可能倒退。文明日新月异，人生的复杂与苦恼也趋于无解。但还是要记得老子的理想，懂得收敛各种欲望，知道什么是公领域，什么是私领域，跟别人相处，大家客客气气的来往，不用太羡慕别人，也不要以为自己就胜过别人，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生活，体会到活在当下的乐趣，让自己的生命处于甘美安乐的状态中。
许多学派都谈到反战思想。以儒家为例，孔子对于管仲特别推崇，原因之一是管仲在春秋初期帮助齐桓公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从而使老百姓免于大难。因为战争一来，天下大乱，死伤惨重的是无辜百姓。孟子说的更直接，“善战者服上刑”，善于打仗的人要受到最重的惩罚，为什么？杀戮太重。
老子也是反战的，但他的想法和儒家的仁政理想不一样。老子这样看待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
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悟道的人不接纳它。君子平时重视左方，使用武力时就重视右方。武力是不吉利的东西，不是君子的工具，如果不得已要使用它，最好淡然处之。胜利了不要得意，如果得意，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在天下得到成功。吉庆的事以左方为上，凶丧的事以右方为上。副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说，作战要以丧礼来处置。杀人众多，要以悲哀的心情来看待，战胜要以丧礼来处置。
“兵”就是武力，是不祥之器。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军队所过之处，长满了荆棘；大战之后，必定出现荒年。因为古代是农业社会，一旦打仗，农耕不能运作，不能收成，对百姓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威胁。古代有很多例子，打仗之后就会出现各种疾病，许多地方人死了之后没法埋葬，接着各种传染病、瘟疫纷纷出现，到头来还是百姓遭殃。
接着他说，君子平常“贵左”，使用武力的时候“贵右”。这里的左右之分大概源于古人“左阳右阴”的观念。左代表阳，阳代表生命可以成长，主生；右代表阴，阴代表生命结束，主杀。譬如一年四季，春夏代表生，万物生长；秋冬代表杀，万物凋零。古时候有句话叫“秋后算账”，死刑犯在秋天就要处决。万物到了秋天慢慢收缩，树叶开始飘落，生命开始凋零，都是配合季节，以此说明所谓的生与杀。后面说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也是一样道理。战争是凶事，因此主持战争的上将军居右，因为右主杀。
接下来老子连说了三个“不得已”。人生总有不得已的事，有时候打仗也是出于不得已。别人侵略你，你必须要防卫。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淡然处之，绝不能兴高采烈，要知道打仗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有别的方法，绝对不做。胜利了之后呢，也不要得意。像法国有个著名的建筑物凯旋门，是打仗胜利之后盖的，好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打仗赢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开始输得很惨，当然它是被侵略的，我们中国也被侵略，后来打赢了大家欢欣鼓舞。但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让战争发生呢？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遏止它呢？
在老子看来，如果你打仗打赢了很得意，就代表你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不可能得到天下人的支持。所以军人出身者就不要碰政治，带兵打仗那一套在文官系统里面是行不通的。接着老子两次提到以“丧礼处之”，表明战争即丧事，即使打胜仗照样是用丧事来处理，因为死了太多人，因为打仗没有真正的赢家。这种说法完全是反战的。但是，这个反战思想绝不是投降主义，而是老子非常具体的处事态度。这里提到的“不得已”通常是指防御性的战争，非打不可，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但即使这样的战争打赢了也是一场丧礼，因为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消失了，这是最悲惨的事。
庄子也对战争提出过很多批评，其中一个故事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个国君想称霸天下，庄子建议他弄一个各国联合签署的合约，哪位国君拿到合约就可以号令天下，好像金庸小说里的屠龙刀一样，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但有一个条件，你左手拿到这个契约，右手就要被砍掉；右手拿到这个契约，左手就要被砍掉。换句话说，你两只手，哪一只手去拿，另一只手都要被砍掉。结果，弄到最后没有人要拿了。为什么？我得到天下，失去我的手，想一想，算了，我的手还是更重要一些，每天洗脸、洗澡、拿东西、写文章，多么亲近。天下给我，可是让我的手少了一只，划不来。庄子很调皮，他用这种方式让国君反省，战争有必要吗？得到再多的土地臣民，称霸天下，有什么意义呢？道家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你活着都来不及了，何况还要去打仗，去消灭很多人的生命呢？根本没有必要。但是道家也会说三个字“不得已”，但是不得已的底限在哪里？这是考验我们的问题。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说的这句话，千百年来都在提醒统治者，不要把百姓逼得太过分了。老百姓被逼向穷途，活不下去了，连死亡都不害怕了，认为活着既然这么劳苦、疲惫，跟死了也差不多，不如起来造反，正所谓“官逼民反”。不仅中国古代，西方古代也是一样。人民被逼上绝路，就会起来革命，而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的统治者，自己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向使民常畏死，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靳，夫代大匠靳，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七十四章》）
人民不害怕死亡的时候，怎么可以用死亡来恐吓他们呢？如果让人民真的害怕死亡，对那些捣乱的人，我就可以抓来杀掉，那么谁还敢再捣乱？总有行刑官去执行杀人，代替行刑官去杀人的人，就像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一样。代替大木匠去砍木头的，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
每个人都怕死，这是生物的本能。有些人最大的恐吓就是：“小心啊，再罗嗦我把你杀了。”恐吓的最后手段，是要杀人取命，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怕死，又怎么恐吓他呢？“民不畏死”是乱世百姓的心声。苛政是最大的死亡威胁，如“苛政猛于虎”的故事所说：孔子带着弟子经过一片竹林，听到有女人在哭，于是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公公、丈夫、儿子全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为什么不搬到城里住，她回答，不行，因为城里的苛政比老虎还厉害。住在树林里只有老虎的威胁，大不了一死了之；要是住在城里，被贪官污吏虐待欺负更是难熬。
所以，“民不畏死”背景是民不聊生，甚至生不如死，这时候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怕的。如果统治者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不赶紧行仁政，反而动不动就恐吓老百姓“不听话就杀”，到最后老百姓恐怕就要豁出性命，起来造反了。因为“以杀止乱”，只是缘木求鱼。老子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
人民陷于饥饿，是由于统治者吃掉太多赋税，所以才陷于饥饿。
人民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人民轻易赴死，是由于统治者生活奉养丰厚，因此轻易赴死。
民之饥、难治、轻死，一层比一层严重，而每一层的现象都是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造成的。首先，统治者抽税太重，人民穷困饥饿。西方先进国家动辄抽税三四成，但是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不错，百姓想通了也愿意配合。最怕是横征暴敛过后，又不管百姓死活。而这正是老子时代的真实处境。其次，统治者有所作为，人民不堪其扰，从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结果则是难治。什么是有所作为？筑长城、修运河、盖宫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不堪重负，当然很难治理。最后，统治者生活奢侈，锦衣玉食，把民脂民膏都刮尽了，百姓所剩无几，还活着干什么？
自古以来，许多文人诗词描写“伤农家”，替老百姓难过。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还是不得温饱，就是因为上头层层收税，统治者作威作福。明末清初哲学家黄宗羲所写的《明夷待访录》清楚指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害虫，就是帝王制度，可惜当时少有人发觉此一思想的重要性。“明夷”是《易经》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地在上而火在下，代表天色黑暗，光明被压制住，天下大乱；“待访”是等待人们了解。
黄宗羲的观察很正确，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皇帝。一开始，天子是没有人愿意当的，像尧、舜、禹，都是禅让。大禹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大腿没肉，小腿无毛。为什么？替百姓服务，治水治得太辛苦了。后来，慢慢越往后发展，帝王越养尊处优，不可能再像尧、舜、禹那样为百姓着想了，所想的都是怎么“利吾国”，怎么掌握权力。像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对我们梁国有什么好处呢？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即大王你何必跟我言利呢，我们只要靠仁义就够了。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着“利”，“上下交争利”，天下一定大乱。反之，大家都讲仁义，尤其君主要讲仁义，要行为端正，以身作则，天下才能和谐。可惜儒家的“仁政”，几千年来一直只是束之高阁的理想而已，阳儒阴法，外儒内法，自从法家出现以后，就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倡导尊君卑臣。要让大家都快乐不太可能，但是要让一个人快乐却很容易，亦即天下老百姓出钱出力让帝王一人享受，让他一人掌握权力，老百姓只能做牛做马，供养皇帝和朝廷大小百官，经过层层盘剥，犹如一头牛被扒了几层皮一样。
而读书人自小虽熟读圣贤经典，应试中第而入朝为官，却发现遵循圣人之道来教化百姓没有前途，必须同流合污才有前途，只得接受了这个游戏规则，逐渐腐化。有的老老实实为百姓服务的清官如海瑞，反倒落了个罢官的下场。于是，几千年下来，百姓大多在受苦受难，最后只好藉佛教来寻求心灵安慰。中国汉代之后的社会，就是靠着佛教的力量，让百姓学会接受与认命。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种姓制度把人一生下来就分为四等，一辈子也不能翻身，只好从宗教中找到超越生死、烦恼的力量。
老子的理想是“圣人统治者”，统治者因为领悟了“道”，依据“道”来治理百姓，就不会出问题。不过，这一想法犹如柏拉图所谓的“哲学家君王”——统治者既是哲学家又是君王，二者在现实世界中恐怕都难以实现，所以才会出现“民不畏死”“民之轻死”的现象，这都与当时统治者的作为有关。最后，老子说，人的生死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犹如自然的行刑官；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寿命，该活几岁，就活几岁，这叫“常有司杀者杀”。“司杀者”就是自然的力量。而统治者如果想借口要替天来杀老百姓——所谓“代司杀者杀”，这就等于代替大木匠来砍木头一样，反而会伤到自己的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违背自然法则，只能自寻死路。所以，作为统治者，不要以为自己手握大权，可以决定人民的生死，就随便杀人。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