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鸣走后，安意自言自语冒出一句：“他要是真的帮我们把这件事办成，我就真的信任他了。”
董先生笑道：“看来要想得到你的信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那当然了，我们在敌人的地盘上活动，怎么能轻易相信别人，何况他的身份还是敌人。”安意可以强调道。
“安意，你在总部是不是保卫部门的人？”
董先生忍不住打开了一盒香烟，抽出一支放在鼻子
“我从来没说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安意瞪大眼睛问道。
“我猜的，你的警惕性太高了，一般人不会有这么高的警惕性。”
董先生语调很冷静，不知道是表扬还是批评，反正安意当着是表扬了。
“你猜对了，我就是保卫部的，对外反国民党的渗透，对内铲除内部的奸细。”安意有些得意地说道。
她之所以得意是有原因的，能进入保卫部门的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女同志能进入保卫部门，这本身就是一种殊荣。
“可是有时候警惕性太高也不好，过犹不及，那就会看谁都像敌人，对谁都不信任，这样不利于团结。”董先生委婉道。
“同志，那是你不知道敌人有多么狡猾，近些年来国民党的特务部门一直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渗透，还派奸细打入我们内部，我们有的同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反而牺牲在这些奸细手上。”安意恨恨道。
董先生没话说了，再说又要杠上了，不过总算明白了安意为何对路鸣误解如此之深。
“告诉你吧，我们这些人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睛。”安意继续说道。
董先生没办法了，只好起身把咖啡杯子和咖啡壶都端到厨房里清洗。
“这是女人的活计，我来。”安意急忙跟到厨房里说。
“就几个杯子而已，一会就好，不用跟我抢。”董先生说着已经把咖啡壶和杯子洗干净了，然后放进橱柜里。
“老董，下次你跟组织联系的时候，帮我发一封电文，我要做深刻的自我检讨，请求组织处分。”安意低头说道。
“为啥要请求组织处分？”董先生不明白她的意思。
“这次是我自作主张，没听你的劝告，差点惹出大祸，我得向组织上做深刻检讨。”安意终于开悟了。
“这件事已经摆平了，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不用惊动组织上了，等有了机会再做检讨。”董先生害怕她再滋生新的想法。
“可是我不能欺瞒组织啊，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就应该自己请求处分。”安意坚持道。
“同志，这里是敌占据，发报的时间非常宝贵，你的检讨不能占用，你可以用别的渠道向组织汇报。”董先生冷冷说道。
安意知道所谓别的方式，无非就是人力传送情报，那将会经过若干次接力传送，速度非常缓慢。
如果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她撤回根据地了，也许她人到了，情报还没到。
形势就是如此严峻。
安意也不是低情商的人，当然明白董先生是在委婉地阻止她，但董先生说的也没错，个人的事情都是小事，不能占用发报的宝贵时间。
安意不作声了，眼圈红了起来，这是她到上海之后第一次流露出脆弱，董先生看在眼里，也有几分感慨，把抽出来的香烟重新塞回烟盒里。
“这次的事也不能都怪你，我没能坚决阻止，也犯了错误。”董先生说道。
“这怎么能怪你，全是我的错，我是好心办了坏事，我们实在是太缺钱了。”安意说道。
“吃一堑长一智吧，上海的情况太复杂了，未来一段时间斗争会更加激烈，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都是这样，你在汉口土生土长，应该对大城市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董先生说道。
“我十五岁就成为组织的外围成员，一直在汉口搞学生运动，师范毕业后去了部队，感觉并不复杂啊。”安意有点天真的说道。
董先生看了看她，叹息一声。
地下工作是一种特殊工种，跟搞学运和工运不一样，长期潜伏对一个人的心志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考验，不过归根结底一句话，就像路鸣说的那样，第一要务就是生存。
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谈到战斗，如果连生存关都过不去，那就一切都是空谈。
“老董，你说路鸣能帮我们搞到那些物资吗？”安意问道。
“我相信他能搞到，如果连他都没办法，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也搞不到，首先他脑子灵活，其次他有四通八达的社会关系。”董先生说道。
董先生当然知道，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各个部门里都有潜伏人员，不过这些人都各自有各自的任务，既不能横向联系，更不能聚集在一起。
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组织纪律不允许。
自从顾顺章叛变之后，几个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都被连根拔起，就连中央特科的几位首长都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不是钱壮飞及时警告，很可能也会被敌人抓住。
这次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中央决定各大城市的地下党必须切断横向联络，如果一条线上出了叛徒，不至于影响其他线上的潜伏人员。
在上海，唯一能进行横向联络的人只有董先生，总部给上海地下党各条支线的指示，都是通过这部电台下达，再由他负责传送出去。
董先生对这次上级交代的任务感到深深的忧虑，如果没有路鸣的帮助，他不敢想象如何才能完成。
上海地下党人数是不少，但是不可能全都发动起来到处购买物资，那样的话肯定会惊动敌人，万一被敌人察觉了，顺着购买物资的这条藤一点点排查，就有可能把所有同志全都查出来。
董先生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路鸣。
不仅要跟路鸣借一大笔钱，而且要求路鸣购买紧俏和严控的物资，这几乎是要路鸣承担性命的风险。
“他真的这么有钱吗？我看他答应的这么爽快……”
安意有些怀疑路鸣是不是假意答应，然后回头就忘了。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而是一笔巨款，更别说军火、电台、药品这些国民党严控的物资，路鸣怎么能弄到手呢？
“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不过在上海的富二代里，他可能是最有钱的，当然也是最低调的。”董先生说道。
“我真是不懂了，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实业，干嘛去当特务？”安意不解道。
“他不是都说明白了嘛，是他后面的人也就是盛有德安排他这样做的，他没有选择权。”董先生淡淡说道。
“原来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不过是别人手上的棋子。”安意有些鄙视道。
“话不能这样说，我们也是组织派来上海的，难道说我们也是组织的棋子？”董先生对安意的幼稚想法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他怎么能跟我们相比，我们是干革命的人，为的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安意仍然坚持她的根据地思维。
董先生耸耸肩，他并不喜欢安意说到革命者时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
董先生认为，革命者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相反，革命者应该把自己和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
在董先生的心目中，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土壤，是养育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不过是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根坚韧的野草。
不过董先生今天实在是有些累了，脑袋里嗡嗡作响，不想再争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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